1990年10月9日,凌晨两点半,安曼的电话铃声骤响,中国外交代表团的随行秘书被急促的铃声吵醒。那一刻,巴格达方面传来讯息:伊拉克总统愿在“合适场合”再见一次中国外长。三天前,钱其琛刚离开伊拉克,这个突如其来的“回马枪”像一枚信号弹,预示着局势正滑向无法逆转的深渊。
中东空气干燥刺鼻,汽油味混杂着汗味。8月2日伊拉克坦克滚进科威特时,本该炎热的夏季多了一股火药味。当日联合国安理会火速通过660号决议,十四张赞成票让萨达姆体面尽失,却把他的好战情绪推向顶点。那支在两伊战争中磨砺八年的军队,被总统视作“阿拉伯世界的钢铁长城”,5600辆坦克、770架飞机在阅兵场耀武扬威。萨达姆笃信:既然昔日越南、朝鲜都挫败了超级大国,伊拉克自然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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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国王侯赛因在8月中旬私下告诉中方使节:“如果巴格达不后退,接下来就是暴风骤雨。”他希望北京介入,利用在阿拉伯世界积攒的信誉做“最后劝说者”。中国决策层迅速敲定四国穿梭计划——埃及、约旦、伊拉克、沙特,横跨二万公里的“救火”之旅随即启动。钱其琛强调三个原则:听得多、说得少;不端现成方案;不替任何一方包办。
9月初,开罗会面结束后,贝克把钱其琛拉到一旁,压低声音:“告诉萨达姆,窗子就要关上。”短短一句话,把白宫的底线摆得分明。美国舰队此时已列阵波斯湾,F-15战机轮番起降,像在进行一场盛大的开战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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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格达机场的灰尘在热浪里翻滚。9月29日深夜,会谈地点定在共和宫。伊拉克外长阿齐兹先与中方对表,他稳重地开场,却在关键点上寸步不让:“科威特被英国人拆出去,如今只是国家统一。”钱其琛摊开记录本,语速并不快:“几乎所有阿拉伯兄弟都反对动武,安理会数项决议更不会松动。战争一旦爆发,本土也会沦为前线。”阿齐兹沉默数秒,吐出一句:“我们的尊严不容谈判。”
10月6日下午,钱其琛终于见到萨达姆。会议室里悬着写有古兰经文的绸幔,萨达姆西装整洁,神情却透着难掩的兴奋。他先感谢中国“主持公道”,随后话锋一转:“科威特和伊拉克,就像香港和中国的关系,不容分割。”钱其琛合上文件夹,目光坚定,“香港回归是两国政府谈判确定,且未动用一兵一卒;您若以武力解决领土分歧,只会招来无穷后患。”这番对话挑明了核心矛盾,也显露出双方立场的巨大鸿沟。
萨达姆似乎更在意象征意义,他继续推销“挂钩论”——把撤军同巴勒斯坦建国一并处理,借此拉拢阿拉伯舆论。钱其琛摇头:“伊拉克若执意拖延,美英部队必将直接介入,战火不会局限科威特。”短暂的沉默后,萨达姆抬手示意结束:“美国先退,我才退。”一句话让整个谈判瞬间降至冰点。会谈只维持了四十五分钟,不及先前预计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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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代表团离开巴格达时,天空灰黄。同行记者记下车厢里的场景:钱其琛看着窗外黑压压的防空高炮,沉声自语:“这样下去,开弓哪有回头箭?”这句话没写进任何官方通稿,却在外交圈口口相传,成为那次斡旋无力回天的真实注脚。
接下来的剧情众所周知。1991年1月17日,联合国授权期限一到,多国部队发动沙漠风暴行动。105,000架次空袭、60万吨炸弹,伊拉克的指挥系统不到三天即告瘫痪。萨达姆曾寄予厚望的共和国卫队,在美军M1A1坦克的夜视镜下像玩具般被摧毁。42天后,伊拉克宣布接受安理会所有决议。那位在共和宫高谈阔论的总统,最终面对的是签字屈服的尴尬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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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海湾战争的电磁压制和精确制导手段,让军界观察家大开眼界。自此之后,世界几乎同时进入信息化战场的门槛。多名中国军事研究员回到北京后提交长篇报告,明确提出:如果不在侦察、制导、通信环节追赶,就会在未来冲突中陷入被动。十余年后,这些结论逐渐成为现实改革的参照。
当年那一趟紧急的中东之旅,只留下厚厚几册谈判记录和一段“香港比喻”的逸闻。萨达姆未能听进去的劝告,伊拉克人民却用血与灰烬承担了后果。历史没有假设,可如果那一天他稍作停步,故事或许会被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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