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奏吧。”1885年,左宗棠去世的消息,传到慈禧耳朵里。她的脸色逐渐变得复杂,说了三个字。
这位清朝的权力中心,为何在左宗棠去世后显得如此失态?是出于对这位老臣的真实悲痛,还是对自己过往决策的某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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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一生最为后人称道的,就是收复新疆的壮举。
19世纪中期,沙俄的野心逐渐暴露,趁着大清内忧外患之际,对新疆地区虎视眈眈。
新疆当时的局势可以说是风雨飘摇,清政府内部甚至有人提出放弃这片“地瘠民贫”的土地。
但左宗棠站了出来,在朝堂上拍着桌子大声说道:“若弃新疆,则内蒙古不保,京师危矣!”这一番掷地有声的陈词,让慈禧最终同意了他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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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收复新疆的难度远远超出想象,特别是清政府当时的财政状况极度紧张,国库几乎空空如也。
面对这样的困境,左宗棠没有退缩,他甚至提出了“没钱也要干”的口号。为了筹措军费,他四处借款,甚至用自己的俸禄贴补军需。
更令人动容的是,他亲自抬着棺材上前线,以此表明自己收复新疆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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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复新疆的过程极为艰苦。
在左宗棠的带领下,清军采取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策略,经过无数次浴血奋战,终于将166万平方公里的新疆重新纳入大清版图。
他的这一壮举,不仅让清廷保住了西北边疆,更让沙俄的扩张计划暂时搁浅。
收复新疆后,左宗棠并没有停下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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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紧接着上奏朝廷,建议在新疆设省,以巩固边防。
然而,这一系列成就的背后,却是他个人财产的巨大牺牲。左宗棠一生清廉如水,甚至因为“抠门”而广为人知,但这个“抠门”却仅仅是对自己和家庭而言。
当时,左宗棠在新疆战事中不仅自扣养廉银贴补军需,还主动减少自己的薪水,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军队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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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赏赐给他的50万两银子,他只留下20万,剩下的30万两用于发展新疆的蚕桑事业。除此之外,他还捐出38万两白银,创办福州船政局和兰州制造局;遇到陕甘大旱和湖南水灾时,他更是倾囊相助,累计捐款26万两。
令人唏嘘的是,这位为国操劳一生的大臣,去世后留下的遗产却只有2.5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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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看到他的遗产清单时,脸上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相比于李鸿章等其他重臣的巨额家产,左宗棠的这点“家底”显得格外寒酸。
他的房产不过九处,其中长沙的一处还是朋友赠送的,湘阴的老宅则是年轻时建造的土墙瓦房,其他房子甚至都改成了义学书院。
至于他的日常生活,更是简朴到了极点,穿的是打满补丁的灰布旧衣,吃的不过是一荤两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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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的战斗精神不仅体现在西北战场上,还延续到了东南沿海和越南战事中。
就在新疆平定后不久,法国趁清廷专注西北之际,悍然入侵越南。
越南是清廷的宗藩国,面对其请求援助的呼声,朝廷内部分歧不断。主战派左宗棠与倾向议和的李鸿章争执不下,最终由于左宗棠的旧疾复发,战事交到了李鸿章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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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李鸿章在战场上的态度摇摆不定,导致清军连连失利。福建水师更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法国海军偷袭后几乎全军覆没。
这时,清廷不得不重新启用左宗棠。
他南下后,立刻启用了主战派老将冯子材镇守镇南关,最终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同时,左宗棠亲赴东南沿海,督造炮台,加强防御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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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制定了一套诱敌深入的策略,将法国军舰引入近距离后开火,最终取得了海战的胜利。
在这场战事后,左宗棠深刻认识到台湾在东南沿海防御中的重要地位。
他多次上奏请求设立台湾巡抚,加强台岛的防御建设。虽然这一建议当时并未得到即时采纳,但为后来台湾建省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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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去世后,慈禧为他的身后事操碎了心。
她批准了国史馆为其立传,修建专祠和陵墓,但在谥号问题上却陷入了纠结。
军机处提出的几个谥号,诸如“文勇”“忠勇”等,都被慈禧否决。她认为这些谥号根本无法概括左宗棠的功绩。
在朝臣们的争论中,“文襄”这个谥号最终被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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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文襄”已是对左宗棠的极高评价,这位名臣的功绩早已超越了任何一个谥号的含义。
左宗棠的离开,让大清失去了一位真正的硬骨头。
他的遗愿如设省、重视海防等,成为清廷后续治理疆土的重要转折点。而他的精神与气节,也成为后人永远铭记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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