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努力讲好别人的故事，完成自己的生命书写｜她说

陈庆是国家一级导演，中央新影集团陈庆团队负责人，她从2003年起从事纪录片创作，累计创作及主持创作节目超1000部（集），是中央电视台《文化大百科》栏目的创始制片人，获国家首届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才扶持项目长篇奖。

作为纪录片《邬达克》的总导演兼制片人，去年9月和10月，陈庆带领团队完成拍摄的五集纪录片《邬达克》的中英文版相继播出，同年12月，纪录片落地上海举办展览。今年6月，纪录片《邬达克》在申城的第30届上海电视节作为展播开幕片正式亮相。这个金秋时节，《邬达克》斯洛伐克语版在斯洛伐克国家电视台黄金时段已经落地播出。

参加第30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飘香”上海电视节节目展播开幕式

采访中，陈庆对于自己二十多年来的纪录片创作之路进行了回顾，分享了历程当中的那些重要的发展节点。对于职业选择，陈庆表示，即便时光倒流，做纪录片导演依然是自己最想做的职业之一。

二十多年前选择成为纪录片导演

Q 新闻晨报：你累计创作及主持创作的节目超一千部（集），在你看来，对于一位纪录片导演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专业背景、社会阅历还是人脉资源？

A 陈庆：保持好奇、持续学习、永远敬畏。

在俄罗斯索契参加俄罗斯“共同胜利”电影节展映和推荐纪录片《邬达克》

Q 新闻晨报：如果把时间的指针拨回三十年前，当时你在校园广播站做主持人，还兼了淮南电台周末青少年直播节目的主持人，这段经历对你后来从事纪录片工作有没有帮助？

A 陈庆：当然有。因为当时我学的会计专业是90年代中期最热门的专业，但却是我个人最不想学也没有能力学好的专业，所以在校园广播站做主持人包括去淮南电台周末青少年直播节目做主持人的这段经历，让我看到未来职业的其他可能性。

上世纪90年代在安徽理工大学校园广播站直播

Q 新闻晨报：毕业之后你做过一段时间的财会和电台主持人，那段经历对你后来做纪录片导演是否有帮助？

A 陈庆：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安徽淮北一家国有建筑公司做成本会计，只做了很短的一年，即便那个期间，我也一直兼职担任淮北电台的直播节目主持人。其实那时候并没想过后来会去北京发展，甚至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小姑娘的时候，我最想去的大城市是上海，上海似乎更适合女生生活。而且我出生成长的城市安徽淮北，和上海有着特殊的渊源，从小时候跟妈妈最要好的阿姨、到小学至高中不同阶段的学校里的老师、甚至直到淮北电台工作时期，几位给我至深影响的前辈都是上海人。当时淮北电台文艺部的主任王治德老师，上海音乐学院五六十年代的毕业的，曾经带着我一起演播过关于丁善德先生和才旦卓玛老师的广播剧以及音乐故事节目，拿到过国家级的奖。

从1997年到2001年，从兼职到全职，我在淮北电台工作了不到4年时间，但现在很多老朋友回忆起来，都会误以为我在电台工作过十多年。那期间，由于行业发展和领导的包容，我几乎尝试过各种类型的电台直播节目。从每天早上7点20分直播的舆论监督节目《行风热线》开始，一直到晚上10点半《星夜航班》结束全台全天的播音。最多的时候，我一天有两个频率有四个半小时的固定直播，还不包括随时补位，值班录制新闻以及天气预报。当时常常是拿着磁带筐两个直播间来回跑，上厕所都只能利用插播广告的时间。我家离电台其实并不远，但为了节省时间，就50块钱租住在电台对面城中村一间不到10平米的民房里，导播间里有一个小电饭锅，常常在节目空档蒸香肠焖米饭或者煮方便面。每天的技术保障孙巨如老师是上海知青，他的父亲曾经在上海南京路上开过律师行，他本人古典音乐的修养非常之高。那时候推荐给我的唱片很多是我前所未闻的。

现在回想，在淮北电台工作的那几年完全是超负荷的。电台节目全年无休，365天，几乎每天准点就得坐在直播间里。我还担任过淮北电视台一档生活服务类周播节目的主持人，出外景、录演播室、配音，一个都不能少。电台主持人除了上直播外，几乎是采编播一体，每天要看成筐的听众来信。那时候还没有使用网络，素材全靠平日积累。我主持的另一档节目——《行风热线》也是当时市里从上到下都很关注的节目，每天一大早就会有各委办局的领导跟我一起坐在直播间接听热线，直播结束后都要及时解决问题、反馈给听众。而晚上的《星夜航班》是一档谈话节目，也是开通热线的，每天接受听众的情感倾诉，也会接收到很多情绪垃圾。《星夜航班》的片头是当时淮北电台的最棒的男主播唐亮老师和我一起录制的，有意思的是，唐老师也是一位上海知青。这几位前辈在退休后都回到了他们的故乡上海生活。

每天不停在说话，以至于一度几乎失语。有一天晚上从租住的民房去电台上节目，过马路时，我就在想如果有一辆车把我撞倒就好了，至少那一天可以有理由不去上节目了。后来拍摄纪录片《赤脚医生》的时候，我采访过毕淑敏老师，跟她聊起当时的情形，她也认为如果主持人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心理学训练，电台晚间谈话类节目开通心理热线是非常危险的。

我离开电台时，也不过25岁，那些年敢于尝试各种类型的节目完全就是初生牛犊无知无畏。但是真的非常感念那一段岁月，在小城淮北，我有机会做了那么多尝试，物理意义上短暂的时间似乎被无限拉长。

Q 新闻晨报：你去北京广播学院进修之后进入了中央新影做纪录片导演，当时怎么会想到去北京发展的？

A 陈庆：当我得到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研究生进修班招生的消息后，自然就动了心。这个消息是郭杰告诉我的，他是我学生时代在淮南电台做主持人时的搭档，现在也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非常受学生喜爱的教授。我在北京广播学院学习时，那些年正是电视行业突飞猛进大发展的时候。我们进校时还是北京广播学院，离开时就已经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了。我也自然而然的进入电视领域，那时候对纪录片其实还不是太有概念，就是从八分钟的人物片开始起步，用今天的分类叫“人物类纪录短片”。

现在回想，自己最庆幸的有两点：一是我毕业后进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而非某家电视台，从2003年非典时期进入新影实习开始，一直没有离开过。作为中国最老也最大的纪录片创作机构，中央新影几代人的传承和坚守自成一体。在中央新影的20多年，实践中前辈们口传心授的帮助给我很多滋养，我甚至很幸运地接触过延安电影团时期的前辈们，他们带给我润物无声的影响。二是在广院学习的两年里安心读书、拉片。当时班上有很多同学开小差去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打工，因为机会太多了。而我因为之前超负荷的透支，重返校园后，真的是踏踏实实、心无旁碍，专心在校园里恶补了两年功课。

广播学院电视学院给我们班配备的师资绝对一流，很多博导亲自给我们上课，朱羽君、叶凤英、毕根辉、高晓虹，李兴国、高鑫等等，用今天的话说，所有任课老师都是行业内的大牛。教《电视节目策划》张绍刚老师，因为主持《今日说法》风头正健，是其中资历最浅的老师了。张雅欣老师刚刚从日本留学回来，教授我们《中外纪录片比较》，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纪录片，张老师帮我打开了一扇窗。

Q 新闻晨报：假如时光倒流，纪录片导演仍然是你会选择的职业吗？

A 陈庆：很难说选择，人在“事情”当中时，其实是很难做判断和选择的，特别是年轻的时候，都是凭着本心，被裹挟着往前走。但是我现在越来越相信，“你是谁，将终将遇到谁”；后一个“谁”，指人也指事。

大家都觉得拍纪录片又苦又穷，我也有不少同学是早早实现财务自由的，前一段时间大学同学聚会，大家聊起来还说“如果我当年去南方发展，会是另一番景象”。但是之于我，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觉得即便时光倒流，做纪录片导演，这依然是我最想做的职业之一吧。读书、阅人、行路，通过努力讲好别人的故事来完成自己的生命书写，这是一个不断被“滋养”而不是被“消耗”的过程。

做纪录片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Q 新闻晨报：现在拍纪录片的女性从业人员应该数量不少，你刚刚进入中央新影时，当时在这个领域从事纪录片创作的女性多吗？对你来说，当时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A 陈庆：行业内一直有很多不错的纪录片女导演，现在随着设备的轻量化，慢慢也有一些优秀的女摄影师出现。我前两天在珠海参加第四届华语纪录片大会，还遇到95后的女摄影师，她在加拿大和英国学习电影，毕业后回国拍摄纪录片，自己能拍能导能剪，也有独特的洞察，这些年轻人加入纪录片的创作队伍，让人欢喜。我一直觉得纪录片最终是要讲人的故事，而拍摄对象面对镜头的坦诚程度决定着片子的真实度和好看度，这都和镜头背后的纪录片人有直接关系。某种意义上说，女性的直觉和共情能力具有天然的优势。

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中央新影一直有很多女性纪录片导演，我甚至觉得女导演比男导演多。我进入中央新影的时候，还有女摄影师，虽然那时候设备繁复沉重，摄制组人员也并不多。

我入行时的最大挑战是从声音到画面的转换，对我来说，采访、写稿都不是难事，但是画面是没感觉的。上课时，老师说剪辑一个固定镜头要在3到5秒之间，我对这个3—5秒是完全没有概念的。那时候还使用传统的对编机剪辑，剪片子时我是真的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数秒数的，起初多一帧少一帧都不敢。记得有一次审片，我问我的制片人石同欣老师，我这个摇镜头怎么就是不舒服呢。她看了大笑，说你这个镜头起幅比落幅长啊。这一点，学校的老师没教过，这句话我一直记到今天。石老师也是广院80年代的毕业生，很感谢她帮我解答了职业之初的很多困惑。似乎新影的创作氛围就是一直如此，摄制组里没有层级之分，实习生也敢张口质疑，前辈们都是手把手毫无保留的传授实践的经验。

Q 新闻晨报：2008年你接受了八集纪录片《中国奥运往事》的创作任务，这应该你第一次拍摄重大体育题材的纪录片，当时拍摄纪录片正好是北京成功举行了奥运会，记得当年你正好是怀孕阶段。

A 陈庆：《中国奥运往事》是我和两位同事一起完成的，虽然说是体育题材，但讲述的还是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相遇、相伴的百年历程，依然是我熟悉的历史和人物的叙述。这部片子拍摄和剪辑时正好在孕期，片子播放的时候我在月子里。因为之前拍摄《赤脚医生》和《阳光照进山岗》时，亲眼看到过国贫县里最偏远乡村和大城市天津三甲医院的产妇分娩过程，所以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担心的。摄影师都是多年合作的伙伴，大家也都会给自然而然的关照。反倒是那一年夏天，因为另一部厂庆的片子去探访徐肖冰、侯波两位摄影家，被侯波先生发现了。那天的采访对象是徐先生，他曾担任过新影的副厂长，延安时期的老前辈。一旁的侯先生细心地发现那天的女导演是个准妈妈，却并不说破，只是适时提醒休息、吃西瓜。拍摄结束后闲聊，侯先生又自然说起自己年轻时一边转战南北一边带好孩子的种种。那年春节，产假中的我收到侯先生亲笔的卡片，卡片上，两位先生春风般微笑。第二年，徐先生就过世了。

Q 新闻晨报：纪录片《向南流的河》去澜湄流域拍摄，历经三年，跨越六国，这个拍摄的范围与时间跨度应该很大吧？

A 陈庆：跨度很大，但是这部片子真正下沉到澜湄流域六个国家的最普通村落拍摄，让我看到静水流深中的古老生命智慧，这是非常难得的体验，也让自己从北京这样大都市中时不待我的焦虑中暂时抽离出来。

在老挝万象的凯旋门前拍摄

Q 新闻晨报：作为女性，你如何平衡好个人与家庭、个人与工作之间的关系？据说你在做《文化大百科》节目时常常带着女儿周末加班。

A 陈庆：我女儿小时候跟着我加班是常态，她出生六个月我就回来工作了。不是因为多勤奋，实在是在家待着无事可做让自己太着急。因为母乳喂养，八个月时女儿就跟着我出差。在女儿两三岁的时候，有一年春节回奶奶家，大家在餐厅的包间里聚餐聊天，她自己溜达到大堂一台游戏机上捣鼓半天，其实也没有币可投。大人们问她在干什么？她居然回答“我在审片子！”。其实没有要什么平衡，做纪录片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当然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能够从事一份喜欢的职业，让自己过上还算体面的生活，不是很庆幸的事吗？家人们也都很理解我的选择。

因为纪录片《邬达克》而和上海结缘

Q 新闻晨报：除了上海市民，可能对于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邬达克并不是一个知晓度和辨识度很高的人物。你和主创团队是从2014年起开始关注邬达克这个选题的，当时为什么会想到拍摄这样一位外国建筑师？

A 陈庆：是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拍摄的那三年，我们团队不断要向身边人解释自己正在做的选题是什么？邬达克到底是谁？2014年，我还是中央电视台日播栏目《文化大百科》的制片人，因为策划一个关于匈牙利历史文化的系列节目，结识了时任匈牙利驻华大使馆的旅游参赞李雅娟女士，她恰好刚从上海领事馆调任北京不久，跟我提到了这个名字，当时就被他的传奇人生击中了。此后开始读邬达克的传记、做各种相关知识的储备，有机会去上海就去看他的建筑，对人物和这个选题的理解就慢慢不一样了。2018年去布达佩斯拍摄我还抽空去看他的大学，甚至2019年秋天赴意大利拍摄另一部纪录片《远方未远》时，也专门去拜访邬达克的传记作者卢卡教授，当时他在米兰理工大学任教。

Q 新闻晨报：有人认为：“《邬达克》这部纪录片也是上海的宣传片，看了纪录片会让更多普通市民和游客，对上海城市文化的形成，有更深入的了解”，这应该也是这部纪录片播出之后对上海的一种奇妙的影响力和宣传效果。

A 陈庆：如果能有这样的效果，也完全是我们主创团队始料不及的。记得2021年秋天，我们在上海邬达克纪念馆举行开机仪式时，有热心市民在关注的同时也在质疑我们——“一个来自北京的团队，能够讲好这个有关上海的故事吗？”所以，这三年来，我们一直诚惶诚恐、战战兢兢，生怕交的作业不合格。片子能够有今天这样丰富的呈现离不开团队每一位分集导演。建组之初我就很明确，如果只是单纯的人物传记片，如果只是通过简单的搬演（一种介于现场纪录和虚构之间的电影方法）、再现和口述来表达，这部片子不值得也不需要我们这么多人投注这么多心力和这么多时间。我希望能在片子里发现和看到更多的“我”。所以，整个创作过程里，追问和争执一直都在，三年多的时间，没有一个人把这部片子当成“一个活儿”。刘冬实导演中戏导演系毕业，非常资深有经验，我们合作了近十年。但从一开始每次开会都会质疑，一个外国人在上海赚够了钱就跑路的故事有什么可讲的？这个选题真的能讲150分钟吗？片子完成，她自己都无法想象，提到邬达克，她的文字里已经充满情感；赵晨旭导演跟我合作20年，一次经过审片的焦灼讨论后，直接宣称“这片子我不会做了，陈老师你换人吧。”但是该改的地方想通了依然毫不含糊。赵暄导演曾在德国留学，每次在我们海外拍回的海量资料中发现惊喜就忍不住群内分享。我之前找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白崇禧白先勇父子的一张合影，分享给晏然导演，她第一时间回复“放到片子里去？”我说“片子已入库”，她回复“放到中文版里也来得及”。三年时光，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每个人都会有很多跟这部片子有关的故事。我非常感谢一起走到最后的他们。

在上海参加《一位上海建筑师连接的世界》展览开幕式

Q 新闻晨报：纪录片《邬达克》的中英文版和相关语种版本已经推出，这个金秋时节，我们看到斯洛伐克语版在斯洛伐克国家电视台黄金时段已经落地播出，这部纪录片之后会有什么新的动作？

A 陈庆：系列纪录片《邬达克》已经有太多超预期的收获了，应该画一个小小的句号了，后续可能还会参加一些国外的影展，因为一直也在收到各种邀请。但是我一直心心念念要做的纪录电影《确定之我：邬达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很快就会启动。

在北京参加斯洛伐克菲佐总理访华招待会

Q 新闻晨报：你拍摄了二十多年的纪录片，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去拍摄一部故事片？

A 陈庆：故事片暂时没考虑过，也许有一天，我会好奇自己是否能够驾驭一个虚构的创作，那时候或许会尝试。我一直是对未知领域充满好奇的人，总希望看到更多真实故事并尽可能完整呈现。在作为纪录片导演的最好年华里，我还是会继续拍纪录片，可能会尝试些非虚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