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肇祖学术自传：在哲学、文史、民俗学上的研究

容肇祖（1897—1994），广东东莞人，古文字学家容庚（1894—1983）的亲弟弟，被誉为“明代思想史的泰斗”；1922—1926年求学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教于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中科院哲学所等，在中国哲学史、民俗学等领域有开创性的成果。

本文“容肇祖学术自传”是《容肇祖自传》一文第二部分。（该《自传》共两部分：一、我的经历；二、教学与研究概况）

我在任教学和研究工作近六十年中，战乱频繁，增加了不少困难和阻力，有时身家性命也不能保，对正常的生活和研究不无影响，书籍文稿损失是相当大的。我所研究大致可分为三方面：（1）哲学，（2）历史和文学，（3）民俗学。

关于哲学研究，我着重研究中国思想史，在中山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都教中国思想史，边编写教材，边进行教学。在进行教学中，写的讲义有时发表在刊物中，如《述何晏王弼的思想》《述阮籍嵇康的思想》等，在《中大语言历史学周刊》发表，后来编成《魏晋的自然主义》一书（商务印书馆出版）。为了辨别古书的真伪和综述前人研究的方法，曾编有《三百年来朴学家文选》（中大讲义本），又著有《阎若璩的考证学》（《岭南学报》一卷四期），并写有《韩非的著作考》《韩非子初见秦篇考》（这两篇收入《古史辨》第三册中），后改写成《韩非子考证》一书（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我再到北京以后，当时北京的书籍，购买、搜集、借阅都比较方便，给我治学很大的帮助。鉴于《明儒学案》所写的哲学家，有的论述不详，有的没有记载，随着时代的推移，在教学中觉得有必要重新研究。我多方搜集资料，加以论述，著为《明代思想史》一书（开明书店出版）。对一些反儒术、反道统的思想家，特为注意，作有 《李卓吾评传》（商务印书馆出版）。[以上两书，日本国立京都大学教授岛田虔次博士见我时，提到他研究中国哲学时，受有影响。联邦德国博士余蓓荷研究中国哲学，曾研究这本书，以明代哲学问题走访我，告知我，这书有台湾翻印本，但不署作者名字。]清初哲学家，如方以智、吕留良曾为反抗清王朝的统治，有关哲学论著，受到禁毁，我曾写《方以智和他的思想》（《岭南学报》九卷一期）、《吕留良及其思想》（《辅仁学志》五卷）。

解放以后，我写有不大为人注意的《魏晋之际阮德如的唯物主义思想》（《光明日报》1962年1月28日）、《刘基的哲学思想及其社会政治观点》（《哲学研究》1961年第3期，又收入《明清人物论集》）。刘基是明初政治家，以元朝官吏投身农民革命，明太祖朱元璋称他是他自己的张良，著有《郁离子》，不少新的哲学思想和社会观点，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学术地位。我在1961年写了这文，却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引起了一场文字灾难，一时认为触犯禁忌，多次受到批判。后下放到河南息县谢寨和明港，劳动了三年。

“文化大革命”后，我着手整理王安石的著作资料，曾编《王安石老子注辑本》，曾写《吴廷翰哲学思想概述》。吴廷翰是明中叶的哲学家，由于反对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和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他的著作不为正统派学者所重视，在我国几至失传，但很受日本学者的称誉。我偶然见到杨守敬旧藏日本旧钞本《吉斋漫录》《椟记》《瓮记》，认为他的哲学思想,有独到见解，具有唯物主义的色彩，在中国哲学史上应有一定的地位，经建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决定出版他的全集，经中华书局和有关同志在国内和日本，协力合作，搜集齐全，由我标点，《吴廷翰集》现已出版。接着，我标点宋胡寅《斐然集》《崇正辩》，并作《胡寅年谱》，在付印中。我所著论文，能记忆者，附表于后。

在历史方面，我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教中国目录学。书籍分类的历史，汉刘歆《七略》（现只有辑本）、班固《汉书•艺文志》开始具有规模，以后有阮孝绪《七录》（见《广弘明集》），《隋书•经籍志》以及各史《艺文志》《经籍志》和各史的补志，《开元释教录》《道藏目录》和官家、私家的书目。历代目录的分类变迁是要了解的。书籍的提要叙述，刻书的印刷源流，书籍装订的式样，地方志书中的书目，历朝避讳和版本的关系，丛书目录的翻检，各地图书馆书目，书林故事，名人生卒，别名室名等，都是我们要了解的。我编有《中国目录学大纲》（中山大学讲义），商务印书馆曾列入《大学丛书》，因抗战稿本散失。

在文学方面，我在岭南大学、辅仁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论述文学的变迁，以为文学史是一部不断发展的活的历史。文学史上各种体裁是不断演进的。文学的进步是由简而繁，由民间而登大雅之堂，为文学家所模仿、发展。四言诗，由《诗经》的民间歌谣而到汉魏文人的仿效；五言诗，由乐府而推陈出新，以至汉魏、六朝、唐和以后的演进；七言诗，由楚辞、乐府，而演进为歌行，为民间的长篇歌曲、文人的长篇纪事诗；乐曲，由长短句词、曲、小令以到散套、杂剧、长篇剧本；小说，由短篇故事、传奇、评话、讲史，以至长篇小说。大都是来自民间，到文人手里进一步加工。每种体裁都有若干次的演变，而不朽的文学家亦不断产生。我编有《中国文学史大纲》一书，对体裁、格式、构造以及进步的关系和著名的文学家，略有叙述，书由朴社印行，后由开明书店印至五版。当时为了教学的需要，著名的戏曲家和小说家，我作有《孔尚任年谱》；为短篇的《三言》编著者写有《冯梦龙的生平及其著作》又《续考》（以上均见《岭南学报》）。又作《花月痕的作者魏秀仁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四卷二分册）。

地方的重大事件，关系到地方学风的转移，是值得研究的。阮元任两广总督时，创办学海堂，聘请学长，招收研究生，刊有论文《学海堂集》（出至《四集》），对于广东学术学风的发展，使一些学者脱离八股制义的束缚，有伟大的贡献。我为此搜罗广东人有关的著作，参考各府、州、县志书、各家纪述，并访问一些当时仅存的老一辈学者，如徐绍棨、黄佛颐等，著为《学海堂考》（《岭南学报》三卷三至四期）。为了搜集资料，费了不少力量。我认为这是一件应及时做的工作，至今仍感到值得欣慰的。我曾写有《东西洋考之作者张燮》（天津《大公报•史地周刊》143期，1937年7月2日）、《史地学家杨守敬》（《禹贡》第145期），在我国地理学家中是值得注意的。

在民俗学方面，我在《民俗》周刊上写有《北大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的经过》，叙述我国研究民俗学的起源。我在1937年到粤北调查瑶族，到过乐昌瑶山，调查瑶民风俗后，写有游记（见《中大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这年暑假，我与杨成志往昆明，拟向川滇间少数民族作民俗的调查，因为当时当地当局借口治安保卫问题，拖延一月，未能解决，暑假已满，开学在即，只好返校。这年我开始主编《民俗》周刊。研究占卜的迷信遗害，我写《占卜的源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一卷一分册）一文，文中阐述自殷代甲骨的卜辞，《周易》的筮占，扬雄的《太玄》，司马光的《潜虚》，下至方士的卜卦占算，《牙牌神数》，求神问卜的签书和各种签条（还有坑害人的神签医方），作了叙述。占卜在我国历史上来源甚早，这种迷信来源于奴隶制时代的无知的附会,又经封建帝王愚民政策的有意传播，在民间流毒很深很广。为此，破除迷信，发展科学，提高文化，移风易俗，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近代发现的敦煌写本，保存不少的通俗读物，为了研究民间传说的演变我研究敦煌旧写本，写有《敦煌本韩朋赋考》(《蔡元培六十五岁纪念论文集》）、《唐写本明妃传残卷跋》（以上两文均收集在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中）。我以为研究古代很早的故事传说，零星碎语，对民俗学的发展有其重要意义，我写有《西陲木简中所记的田章》（《岭南学报》二卷三期）。

我国自古以来是多民族的国家，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各不相同，为了国家的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各民族之间，应该进一步相互了解，加强团结，互相学习，发展生产，提高科学，为建设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而共同奋斗。民俗学的研究，是互相了解，加强团结，互相学习，发展生产，提高科学中不可少的工作，是值得我们共同担负起这个艰巨任务的。

推荐：容肇祖代表作《明代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