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他从副总理沦为工人,却安慰妻子：我不自尽,别人说不要当真

1978年2月下旬，华北的冷风还在呼啸。天津内燃机厂门口，一辆旧吉普车停下，车上下来的中年人步伐不紧不慢，身后的警卫早已调往他处，只有厂门房的老工人认出了他。“孙厂长回来了？”老工人一句半问半叹的话，为这年的春天定下基调——几周前，他还是国务院副总理。

此人便是孙健。39岁跻身副国级，42岁被免职，接着重新披上工装。许多人感到唏嘘，却忽略了更重要的疑问：为何他能毫不犹豫地折返车间？要弄懂这个故事，需要把镜头拉回更早。

1936年，河北正定一个贫苦农家的土炕上，孙健呱呱坠地。战火四起，粮价飞涨，父母靠几亩薄田勉强度日。村里老人常说，“娃娃得有个手艺，才能活下去。”这句话在他的少年脑海里种下了种子。

15岁那年，他跟着县里招工广告来到天津，成了内燃机厂翻砂学徒。翻砂是苦活：1200摄氏度的铁水翻滚，炽热气浪像刀子一样割人皮肤。可他咬牙坚持，熬过最难的三个月后，已经能独立配砂、造型。打下的第一块铸件，他小心翼翼磨平毛边，揣回宿舍，像宝贝一样摆在床头。

厂里不乏聪明人，但能一直保持韧劲的并不多。孙健是少有的“死心眼”：每天提早半小时到车间，记录昨日废品率；深夜还翻着《金属熔炼手册》。有人笑他书呆子，也有人佩服他的执拗。恰在此时，国家提出“工人技术运动”，车间要推优秀青工上台竞赛，他轻松拿下第一。

业务过硬只是敲门砖，更重要的是态度。领导下车间，他不抢着说话，事后却递上改进意见；食堂排队，他从不插队，也坚决不让人插队。这样的人，很难不被盯上。195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团委、武装部长、车间主任的牌子，一块块挂到他名字下。

动荡年代来临，很多人仍晕头转向，他却像踩在鼓点上。1968年至1973年，他从厂长到局副局长，再到天津市委书记，只用了五年。外人说他赶上风口，他自己却常念叨“没有手本，风口能把人吹得更远，也能把人摔得更狠”。

1975年元月，第四届人大上，他被周总理点名提为副总理。灯光、掌声、红地毯，全是新鲜体验。可在北京住处，他仍然种菜——因为“菜园能让人保持低头”。身份急剧拔高，他的处事方法却没变：调研、记笔记、求证数字，双脚始终踩在现场。两年多，他去了十多个省份，跑过上百家工厂，桌上办公费用帐本到今天还保留在档案馆。

不过时代拐点说来就来。1978年春节刚过，人事调整迅疾展开，他的名字从国务院名单上消失。领到文件那晚，家里氛围沉闷。妻子担心他承受不住，红着眼眶问：“要不先回老家静一静？”孙健放下茶杯，只回一句：“放心，我不会自杀……别人说不要当真，咱们好好过日子。”短短十六字，既给了妻子安慰，也给自己定了规矩。

数周后，他主动要求回原厂当工人。车间里的年轻人只在报纸上见过他的名字，见到本人都忍不住多看几眼，有的窃窃私语：“昔日副总理，居然来拌砂？”他听见也只笑笑，袖口一挽就干活。过去凭数据说话，现在仍用合格率说话。

1980年代初，企业要引进德国摩托车生产线，厂里挑最稳的人负责基建。孙健再度扛起重任，从图纸谈判到设备落地，连螺丝规格都要核清。上级验收时，外国专家竖起大拇指：“No rework，下线即达标！”厂长当场给他颁奖。工人们心服口服，老话说“真金不怕火”，此刻再合适不过。

随后，他调往中国机械工业供销华北公司任总经济师，又兼任两家外贸公司的总经理，与多国商社打交道。外企代表佩服他的流利德语，却更吃惊于他能准确记住几十位代表的姓名和爱喝的茶。谈判桌上，冷静、细致、守原则——晚年的孙健，依旧是那副节奏。

1997年11月15日，61岁的他因肝病在北京逝世。遗体告别仪式很简单，按照本人嘱托不设花圈售卖，也无哀乐排场。当年内燃机厂的老工友自发开了三辆大巴赶来，白花别在衣襟，默站十分钟后默默离开。有人在留言簿写下八个字：“不争位子，但争劲头。”

从翻砂工到副总理，再回到工人，再出任经济师，这条轨迹左右摇摆，却始终拢在一条线——实干。身处风浪，能上能下，对得起手里的活计，对得起吃过的饭。纪念这样的人，并非为了感叹跌宕，而是提醒：位置高低会变，筋骨磨砺出的本事和心性，才是走长路的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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