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火】被资助的女孩让我别用钱侮辱她 徐凯陈可欣

我坐在原地未动，大脑飞速运转。
他们说我用金钱践踏她的尊严。
可他们不知道，这份“践踏”的背后，是一个专业慈善基金会的标准化流程。
十年前，我决定资助她。
为规避风险并保证专业性，我通过旗下慈善基金会执行，设立了“陈可欣专项扶助计划”的独立档案。
为什么匿名？
基金会的社会学顾问报告指出，公开资助会给受助者带来心理负担。
匿名，是保护性资助的第一原则。
她家的新房，是当地联络员提交危房预警后，由工程部评估执行的。
所有合同建材均有清晰记录。
她所谓的“最好教育资源”，是教育顾问组评估其英语短板后，匹配的最优师资。
每笔课时费都有财务记录。
甚至三年前，她弟弟打断人腿，也是联络员上报的。
基金会法务与公关连夜介入，所有谈判记录、赔偿凭证，均作为危机干预案例完整存档。
基金会的工作原则是：投入必有记录，干预必有报告，结果必有归档。
我像园丁审阅十年报告，看这株幼苗如何在资源倾斜下被呵护，遮风挡雨。
今天我才发现，这株精心培育的树，反嫌“泥土”脏了她的根。
她迫不及待地要证明自己与“肮脏养料”无关，用完还要反踩一脚，彰显清高。
真是……荒谬。
典礼在嘈杂中结束，嘉宾们陆续退场。
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陈可欣的父亲，陈大有打来的。
他只知道我是一位“北京来的好心姜老师”，是那位“大恩人”的委托代表，并不知道我就是资助者本人。
我按下了接听键。
电话那头，陈大有兴奋的声音传来：“姜老师！您看直播了吗？俺家可欣太给咱长脸了！说得真好！有骨气！咱们穷，但不受那份窝囊气！”
我静静地听着。
他赞扬完女儿的“骨气”，话锋一转，语气变得亲热熟稔，还刻意压低了声音，带着一丝心照不宣的市侩：
“那个啥……小姜啊，可欣那孩子就是好面子，在台上说的都是场面话，您是做大事的人，肯定不会跟她一个小丫头计较，对吧？她这也是想让您看看，咱们家的人有志气，不是扶不起的阿斗嘛！”
“您看，这演讲也讲完了，气也出了。您之前提过的，俺那二十万手术费，啥时候方便打过来？医院那边可都等着呢！”
我沉默了。
这一刻，我连愤怒都没有，只剩下被极致的无耻与贪婪恶心到顶点的麻木。
一边支持女儿在台上痛骂恩人，宣称不受窝囊气。
一边又心安理得地在台下索要救命钱。
他们把尊严和利益切割得如此清晰，又融合得如此完美。
原来，尊严是用来表演索取名声的工具，利益才是实实在在要到手的。
骂你，和要你的钱，并行不悖。
我彻底明白了。
我挂断电话，回到办公室，走到落地窗前，感觉前所未有的疲惫。
我曾也是那样一个女孩，在贫瘠的土地上仰望星空。

改变我命运的，是一位匿名的老师悄悄塞在我书包里的几本书和一张去往省城的火车票。
所以，我决定将这份善意“升级”，用我如今的能力，为另一个女孩铺平所有的道路，让她不必再经历我当年的窘迫与无助。
我以为，我能为她造一个完美的、没有风雨的世界。
拉开抽屉，我拿出一个陈旧的信封。
是十年前陈可欣的第一封感谢信。
歪歪扭扭的字迹，画着一个太阳和两个手牵手的小人。
信的最后写着：“姜阿姨，谢谢你，你就像天上的太阳。”
我的手指在小人上摩挲，指尖微颤。
十年的付出，换来一场全国直播的羞辱。
我闭上眼，再睁开时，眼底最后一点温度彻底熄灭。
“是你自己，杀死了那个画太阳的小女孩。”
也杀死了那个，曾经想成为太阳的我。
我低声自语，将信纸缓缓撕碎，扔进了垃圾桶。
接着，我平静地拨通了助理的电话。
“Lisa，有两件事，立刻去办。”
“第一，以我个人名义向清北大学捐赠的，原定名为‘陈可欣启明星专项助学基金’的项目，通知校方，我决定永久性撤销。所有准备工作，全部停止。”
“第二，联系医院的刘主任，之前为一位叫陈大有的病人预留的专家手术号，以及我们公司担保的所有医疗费用，全部取消。”
电话那头的Lisa愣了一下，但她从不多问，只是干脆地回答：“好的，姜总。”
放下电话，我抬头看向礼堂外那片湛蓝的天空。
天，还是那片天。
但有些人的世界，从这一刻起，要变天了。
我没有回家，直接回了公司位于国贸顶层的办公室。
果不其然，#清北女孩手撕资助人#的话题，已经在各大社交平台登顶热搜。
陈可欣被无数自媒体和网友塑造成了“新时代独立女性”的典范，“00后整顿职场”的校园版。
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将她捧为反抗资本的勇士，而匿名的我，则是一个面目模糊、内心阴暗的“恶龙”。
我关掉网页，内心毫无波澜。
民众的情绪，向来廉价又易于煽动。
我让助理Lisa将一个加密的硬盘拿给我。
里面，是“陈可欣扶助项目”十年来的所有档案。
每一笔汇款的银行凭证，每一张她家人看病的缴费单据，为她家通路、修桥、拉电网的工程合同，以及为她弟弟摆平伤人事件的所有法律文件和转账记录。
我不是在回忆过去，我是在收集弹药。
我冷静地，一条条下达指令。
“Lisa，通知人力资源部，以‘南方工厂组织架构调整，业务线优化’为由，向一位名叫陈大有的员工，发出正式的辞退通知。”
“补偿方案，严格按照劳动法N+1执行，一分钱都不要多，也一分钱都不要少。让他签收后，立刻办理离职手续。”
陈大有的工作，是我特意在集团旗下最南方的工厂里安排的“生产顾问”闲职，月薪两万。
我这么做，只是为了让他远离陈可欣，避免他那些穷亲戚影响她学习。
现在，这份被他视作理所当然的“羞辱”，该结束了。
“第二，通知法务部，我们基金会之前计划向山区小溪乡中心小学捐赠的那批多媒体教学设备，价值约八十万，原定下周交付。现在，更改捐赠对象，将这批设备，转赠给隔壁县的三元乡希望小学。拟好文件，立刻执行。”
小溪乡中心小学，是陈可欣的母校。
我本想让她衣锦还乡时更有面子。
现在看来，不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