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身边也有能人，把红军逼上长征路，却死于非命

国民党从来不缺人才。宁汉合流之前，新中国的十大元帅和十大大将，除了罗荣桓元帅外，都曾在国民政府或国民革命中任职。

当然，道不同不相为谋。反动派背叛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真正的革命者自然要与之划清界限。

不过，民国毕竟处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阶段。许多人仍然抱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传统儒家观念，希望为国府效力，谋求进身之阶。

这些人尽管封建思想深蒂固，却也不乏独具战略眼光的谋主。其中的佼佼者，就是蒋介石称为“当代卧龙”的杨永泰。

1880年，杨永泰出身于广东茂名高州大井镇大坡山村的一个殷实之家，从小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17岁考中秀才。

受影视剧影响，秀才在当今的网络上不值一提。其实吧，秀才还是很难考的。很多读书人皓首穷经，却一辈子止步于童生阶段。

杨永泰年纪轻轻考中秀才，可以看出他天赋不凡，非常聪慧。

1901年，杨永泰考入广州高等学堂，开始接受西方近代教育。

不久，他又转入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学习法律。毕业后，回到广州做报社记者、编辑。

凭借流畅的文笔、敏捷的思维、深刻的论述，杨永泰很快便闻名于珠江两岸。

传统知识分子尊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杨永泰也不例外，他一直渴望进入政坛。

但那时候要想从政，只有两个途径，一是考试，二是走关系。

杨永泰尽管家境不错，却没有当官的亲朋好友，所以靠关系当官这条路走不通。

他倒是不怕考试，然而清政府1905年废止了科举制，新的人才选拔考试制度又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考试这条路也行不通。

既然老路走不通，那只能另辟蹊径了。

1908年，随着慈禧和光绪帝归西，各省发起立宪运动，纷纷成立省谘议局，要求实行君主立宪。

杨永泰在这场风潮中，利用手中的舆论阵地，为立宪运动摇旗呐喊，得以当选为广东省谘议局议员。

1912年，清政府垮台后，杨永泰又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国会议员。

在赶赴北京就职的路上，杨永泰心情很好，认为辉煌的前景正等待着自己。

然而到了北京，杨永泰才发现自己有多么天真。国家大事依然是那些掌握兵权的军阀说了算，国会不过是摆设。

1914年，袁世凯甚至解散了国会。

杨永泰目睹袁世凯的独裁蛮横，渐渐对孙中山的革命学说产生兴趣，遂从立宪派转为革命派，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运动。

1916年，袁世凯因为复辟帝制，众叛亲离，在国人的声讨声中病死。

同年，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国会重新恢复。

此时的国会中，旧国民党议员（改组前）分裂成了几个派系。其中的一个派系以“研究政务、实行改进”为宗旨，被称为政学会。

政学会成员多具有法律或政治背景，杨永泰正好是学法律的，便参与了会章的起草，成为政学会的创建人之一。

1917年，张勋进京拥护溥仪复辟，再次解散国会，黎元洪被迫下台。

不久，段祺瑞打跑张勋，却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

孙中山对此非常愤怒，举起护法大旗，动员150余名国会议员南下广州，召开“国民非常会议”。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

护法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原本打算让杨永泰出任财政厅厅长。

这时，政学会的张耀曾、李根源跟杨永泰说：“孙大炮没有实力，是个空架子。以你的才华，不如投靠西南实力派，定会前途无量。”

杨永泰虽然足智多谋，但其政治立场不坚定。看到政学会成员大多投靠了云南督军唐继尧、广西督军陆荣廷，他便迟迟不就任。这种投机态度，令孙中山周围的胡汉民等人十分反感。

1920年，陈炯明率驻闽粤军杀回广东，驱逐桂系陆荣廷。

次年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杨永泰当初站队西南军阀，如今在广州已无法立足，只得投靠北洋政府。

可他不是北洋系圈子的人，在北方也没有无用武之地。

就这样，杨永泰因为自己的短视，白白浪费几年时光。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席卷全国，杨永泰感觉自己的机会来了，遂向新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递上万言书，陈述他对时局的看法以及对现时政治的主张，表达了要跻身政坛的强烈愿望。

李、白二人肯定了杨永泰的才华，却又对他的人品十分鄙视：一个投机分子，政治上靠不住，再有才华也不能用！

由此，杨永泰对桂系怀恨在心，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不久，随着北洋政府势微，原政学会成员纷纷转投南京政府，被称为“新政学系”。

杨永泰一直与政学会成员保持密切关系，便借机交好新政学系首领熊式辉、黄郛。使他日后有了投靠蒋介石的台阶。

1928年，张作霖被关东军炸死，国民党没了外敌，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桂系割据一方，形成对峙局面。

当时蒋介石第一集团军有55万人，冯玉祥第二集团军约42万人，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有24万人，李宗仁、白崇禧第四集团军在30万人上下。

如果单挑，蒋介石不惧任何一方。可如果冯、阎、桂联合反蒋，老蒋就无可奈何了。

蒋介石始终认为“国家只能有一个领袖”，有意“削藩”，却拿不出具体方案。

某天，蒋介石与黄郛闲谈，感叹幕中人才匮乏，希望黄郛推荐一些运筹帷幄的“谋士”。

黄郛见状，宛如“徐庶走马荐诸葛”，当即对老蒋说：“我倒是认识一位胸罗经纶，吾之不及，足以佐治的人才。”

蒋介石与黄郛是拜把子的兄弟，关系极好。黄郛推荐的人才，他自然要接见。

而黄郛口中的佐治之才，正是杨永泰。

闲居期间，杨永泰没有闲着，他发现了国民党新军阀各自的弱点。

桂系占据广西、两湖、津沪，看似居高临下，压老蒋一头。但其弱点显而易见，那就是战线长达千里，首尾难以兼顾，最适合军事打击。

冯玉祥人多势众，部队战斗力也较强，敢于拼命。但弱点也很明显，太穷了。

正所谓人穷志短，如果采取金钱收买冯部将领，辅以武力打击，冯必定崩溃。

阎锡山经营山西多年，有些家当。而山西的地势又易守难攻。无论军事打击，还是金钱收买都难以奏效，那不如许以高官厚禄，暂时先稳住阎锡山。等灭了桂系和冯玉祥，再图谋山西。

至于张学良，远在关外，安抚即可，不用管他。

于是在面见老蒋时，杨永泰侃侃而谈，抛出了一记民国版的“隆中对”：以经济手段瓦解冯玉祥，以政治方法稳住阎锡山，以军事方法解决新桂系，以外交方法拉拢张学良。

蒋介石听后，顿时心明眼亮，称杨永泰为“当代卧龙”，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杨永泰也由闲野布衣，一跃为老蒋的“首席智囊”。

1928年10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军编遣会议，讨论裁军问题。

会上，蒋大义凛然的说：现在仗也打完了，国内一片和谐，为了减轻百姓负担，我们都裁军吧。

裁军没有问题，问题是怎么裁。

对于军阀而言，军队就是命根子。谁都希望裁别人的军队，自己不裁或少裁，结果自然是一地鸡毛——老子不裁军，你蒋介石能奈我何？

蒋介石见文斗行不通，便决定动武！

杨永泰早就说过，要打就先拿桂系开刀。老蒋便依计而行。

1929年3月，蒋介石下令讨伐桂系，蒋桂战争爆发。

战争期间，老蒋一面调集精锐威逼两湖，一面策动平津地区隶属桂系的杂牌军倒戈。同时派杨永泰到香港联系原桂系四号人物俞作柏。

当初蒋介石下令“清党”，李宗仁、白崇禧积极响应。俞作柏因为同情工农运动，结果惹下大祸，跑路到了香港。

杨永泰深知俞作柏与李宗仁、白崇禧的矛盾，便开出价码：只要能策动李明瑞、杨腾辉倒桂，中央就任命你为广西省主席，省府委员也由你决定。

俞作柏见能回乡主政，还能复仇，当即便答应。

4月初，在俞作柏的策动下，桂系大将李明瑞、杨腾辉临阵倒戈。两湖的桂系驻军全部瓦解。平津地区的桂系杂牌军也很快倒戈，白崇禧差点被活捉。

半个月后，蒋介石指挥本部人马及粤军陈济棠部、滇军卢汉部、湘军何键部，分几路杀奔广西。

李宗仁、白崇禧火速赶回广西，与新桂系三号人物黄绍竑会合。决定以广西残存的兵力，再加上前来投奔的粤军张发奎残部，与蒋军死磕到底。

但双方兵力悬殊，战斗很快变成一边倒。李宗仁被迫逃往香港、白崇禧逃入越南。

李宗仁、白崇禧杀出广西，打下一片基业，用了三年时间。结果还不到两个月，就被老蒋用杨永泰之计，打回了原型。

桂系垮台后，冯玉祥感到兔死狐悲，决定拼命反抗。

然而蒋介石早有准备。按照杨永泰的指导方案，老蒋采用“银弹”攻势，策动西北军大将韩复榘、石友三以及刘镇华、马鸿逵、杨虎城等一众西北军的杂牌军将领倒冯。

一枪未放，就有十几万人叛变了，这仗还怎么打？冯玉祥只能宣布下野。

冯玉祥吃了闷亏，亲赴山西找阎锡山帮忙。

阎锡山其实也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桂系已经玩完，若是西北军再玩完，下一个倒霉的必然是自己。

但随着老蒋抛出筹码：两百万军费，允诺阎锡山可以在太原就任全国海陆空军总司令。

阎锡山这个老六居然把冯玉祥给软禁了，企图“携冯自重”。

直到1930年1月，蒋介石密令韩复榘逮逮捕正在郑州开会的阎锡山。阎老西才明白是祸躲不过，彻底与老蒋翻脸。

同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面对80万反蒋联军，杨永泰胸有成竹地向蒋介石建议：

一，采取陆战为主、空军协同的战术，威慑联军；

二，继续“银弹”外交，瓦解冯玉祥的西北军；

三，不惜一切代价，拉拢取观望之势的张学良。

蒋介石立即派吴铁城携巨款到东北，极力拉拢张学良。同时用重金收买了冯部将领刘茂恩，诱捕冯军豫东前线总指挥万选才，在战略上占据了主动。

经过半年激战，蒋介石大获全胜。阎锡山避居大连，晋绥军被举兵入关的张学良加以整编；冯玉祥移居汾阳，西北军被蒋介石化整为零，一个个吃掉，仅保留改编后的第29军。

随着“诸侯”接连垮台，蒋介石踌躇满志，举兵南进，一连对中央红军发动三次围剿。

然而三次围剿下来，国军连连败北。

蒋介石感到很费解，各地“诸侯”近百万人马都被自己收拾了，区区几万乌合之众，怎么就死活灭不掉呢？

杨永泰认真分析前三次围剿的失败原因，认为红军绝非乌合之众，而是真正有信仰、不怕死、不受抚、不感恩、不惧威、兵民一体、上下同心的人民军队。老蒋错把红军看成军阀武装，怎能不败？

于是，杨永泰向蒋呈递了一份万言书，陈述自己的意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在杨永泰看来，红军靠政治建军，以往对付“诸侯”的套路行不通，国民党必须搞好舆论宣传，让老百姓明白，国军才是中国的“正统”。

当然，只是单纯的宣传还不行，还得整顿吏治，严厉打击欺负老百姓的土豪劣绅，对于贫困户则给予救济。

红军怎么干，国军就怎么干。使民众不为红军所左右。

后来，杨永泰又将“七分政治”细化为“管教养卫”一体的政治方针：

所谓“管”，就是整顿保甲，将所有的百姓管理起来。如省政府管督察专员管县长，县长管区长，区长管保长，保长管甲长，甲长管户长。

所谓“教”，就是对老百姓进行集中培训。

所谓“养”，就是实施一些公共福利政策。

所谓“卫”，就是搞全民军事化，提升百姓的全民战斗力。

从长远来看，杨永泰的“管教养卫”，都是空中楼阁。

就拿“管”来说，强化保甲组织，土豪劣绅必然在乡里横行霸道，这与严厉打击土豪劣绅明显是相悖的。国民党要能团结民众，它就不是国民党了。

还有“养”，以国府官员的腐败程度，上面拨款，下面层层截留，福利无法落实，政策制定的再好也是白搭。

不过对于国府而言，它本身就烂无可烂，任何的正向的政策，此时都能起到积极作用。

因而，蒋介石对杨永泰的万言书大为赞赏，随即在围剿鄂豫皖苏区的过程中予以落实。

此前，红四方面军也粉碎了三次反围剿，兵力发展到4.5万人。张某人飘得不行，认为红军真正的对手应为帝国主义军队，国民党军不过是“偏师”罢了。

结果面对老蒋的新策略，张某人在政治上没能采取应变措施，军事上贯彻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导致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被迫转向川陕发展。

蒋介石大喜过望，立即移营江西，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1933年5月，蒋介石任命杨永泰为南昌行营秘书长，全权总揽政治事务。

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国军又被打得稀里哗啦。不过蒋介石并未动摇，而是马上调集百万大军，进行第五次围剿。杨永泰也亲自参与，负责撰写和分发宣传单，还积极组织赈济活动，严惩欺压民众的恶霸，试图通过金钱和利益来赢得民心。

这时的中央苏区也深受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荼毒，拒不接受教员的正确建议，而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的“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经过一年苦战，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突围转移，开始长征。

1934年底，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西南，蒋介石派大军尾随于后。

刘湘为了防止中央军入川，积极组织力量围剿红军，但损兵折将。无奈之下，刘湘只好请蒋介石帮场子。

老蒋发现四川地形险要，成都平原富饶，如果将来中日开战，这里无疑是最好的战略大后方，本打算就此派中央军十个师入川。不料刘湘只想要经济和武器援助，声明不要蒋的军队。

杨永泰审时度势，献上良策：“先答应刘湘的条件，给钱给装备，不派兵，只要求派遣一个没有武装的参谋团，协助川军作战。咱们只要能渗透进去，就能收拾刘湘”。

老蒋此时对杨永泰已是言听计从，遂依计而行，命贺国光率参谋团随杨永泰入驻重庆。

杨永泰如同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后，明面上帮助刘湘打破四川原有的防区划分，重新划定十八个行政专署，由省政府派人担任督察专员，整顿川内其他大小首脑。

暗地里却施展“掏心计”，尽力安排亲蒋人士担任督察专员，将四川省地方官员的后备队伍抓到了手中。

随后，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仿照办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办法，整训川军。

1935年夏，驻川参谋团改为重庆行营，蒋介石任行营主任。

不久，老蒋在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陈诚担任教育长，分批训练川军营以上军官。

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开办不到两个月就草草收场，但杨永泰还是通过分化拉拢，让不少川军倒向了蒋介石。

刘湘眼见中央军在四川扎根，急得团团转，却毫无办法，只能追悔莫及。

杨永泰帮助蒋介石牢牢控制四川，自然进一步得到重用，当时所有关键文件，都必须经过他的审查后，才能递呈给老蒋。希望面见蒋介石的人，也须经他安排。

国民党内派系众多，杨永泰风光无限，其他派系大佬和权贵便心生嫉恨，尤其是以陈果夫和陈立夫为首的CC系。

陈立夫曾对人说：“杨永泰有何能力，还不就是会投机吗？”

但二陈的屁股也不干净，他们把持国民党党务。蒋介石对此无法容忍，力谋削弱CC系的权力。

杨永泰很会来事，遂向蒋介石建议，借围剿红军，变更河南、安徽、湖北、江西的国民党组织。

变更之后，省市党部设主任委员，由当地军政大员兼任。原先的省党部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则被打入冷宫。

如此一来，河南等四省的国民党省、市组织，便由CC系转到了政学系手中。

CC系遭此打击，对杨永泰恨之入骨。

后来，陈果夫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将各县主官换成CC系成员。杨永泰看到名单，在蒋介石身边轻描淡写地说：“这不成了CC的独立王国？”

老蒋心领神会，安排杨永泰的心腹辜仁发担任江苏民政厅厅长，其余照准。

国民政府的民政厅厅长地位很高，仅次于省主席和秘书长。陈果夫得知消息，恨得咬牙切齿，决心整垮杨永泰。

想要除掉杨永泰的除了CC系，还有军统的前身复兴社。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南昌机场发生大火，烧毁了数架刚从意大利购买的轰炸机。

老蒋得知消息，命令行营调查科科长邓文仪查明被焚原因。

邓文仪调查一番，发现这乃是一场重大纵火案，主犯为航空署长徐培根。

原来徐培根盗用公款套购黄金，亏空无法弥补，遂放火销毁账目。不料天气炎热，大火失控，致使飞机被焚。

徐承认闯下大祸，当即向邓文仪行贿8万美金（也有说10万美金），并拿枪威胁邓，若不收下这笔钱，就开枪同归于尽。

邓文仪无奈，只得以“飞机场汽油，储藏不密，天热蒸发，故而起火”为由上报。

杨永泰对这个结论十分怀疑，当即请示蒋介石，再度进行调查。结果真相大白。

老蒋气得肝疼，下令将徐培根枪毙，同时免去邓文仪的职务，任命戴笠为调查科长。

邓文仪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杨永泰得罪邓文仪，自然也得罪了复兴社的一些人。

插一句，徐培根也有后台，那就是宋家。

当时孔祥熙主张购买意大利飞机。而宋家更倾向与美国合作。如果把购回的意大利飞机烧毁，宋家就能买美国飞机，借机吃回扣。

由于徐培根上面有人，他不仅没事，还调任军政部兵工署军械司司长。

杨永泰把能得罪的，不该得罪的，都得罪了。其他派系必然群起攻之。

1935年11月，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被孙凤鸣近距离连开三枪，差点一命呜呼。

杨永泰颇想乘机爬上行政院院长，在更广阔的舞台施展自己的才华。

但由于CC系坚决反对，杨永泰组阁的愿望落空。

为了平息派系斗争，蒋介石任命杨永泰为湖北省主席。

杨永泰还未上任，CC系又挑动武汉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打倒投机政客杨永泰”、“反对杨永泰接任省主席”等口号。

蒋介石闻讯勃然大怒，要求湖北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彻查，如果有湖北省党部的人掺和其中，一律军法从事！

然而何成浚彻查一番，没有下文。

此情此景让杨永泰无比惆怅，心知一旦离开蒋介石的庇护，自己必然死无葬身之地。

1936年10月，杨永泰在汉口轮渡码头遭枪击身亡。

杨永泰中枪后，没有立即死亡。奄奄一息之际，杨对左右侍卫说：“吾早知必有今日”。

两名凶手中，有一人成功逃逸，另一名凶手成燮超（真名谭戎轩）被当场被捕。

蒋介石得知杨永泰遇刺，十分震惊，责令尽快破案。由于成燮超为黔军士官，戴笠便负责具体调查。

经审讯，戴笠判断幕后主使为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庐隐。戴笠还在报告中暗示刘芦隐与桂系有勾结，建议将其暗杀。

1937年，刘庐隐被捕，判处10年徒刑。

但不少人认为刘庐隐只是背锅的，CC系策划了“刺杨”案。

刘庐隐为国民党胡汉民派的骨干，胡汉民跟老蒋不对付，与杨永泰也有矛盾。刘可能为刺杀行动提供了资金，可到底刺杀谁，他应该不知道。至少没有确凿证据能证明这事是他直接指使的。

堂堂封疆大吏，还是蒋介石的首席智囊，被人当街刺杀，老蒋居然不敢深究，仅处理几个台前的蟊贼。这还真是人走茶凉。同时也印证了杜聿明的那句话：“党国不亡，没有天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