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冬夜的上海影城,散场灯光渐暗,观众席只剩孙道临一个人。他对银幕上的自己并无兴奋,倒是对空荡荡的大厅发了会儿呆。片子刚通过审查,领导叮嘱演员们“安心创作、稳定家庭”,可他仍是独身。朋友调侃:你演了那么多革命青年,自己却像“组织找不到对象”的老兵。孙道临笑笑没接话,心事却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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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往前推,1948年他从燕京大学哲学系转学艺术,国府与解放军在淮海鏖战,他却在上海的小剧场里排话剧《屈原》。舞台下,为数不多的观众里已经有走街串巷找他签名的女学生,但他心思全在台词与灯光。解放后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他挑战争片、现实题材,工资按演员四级发,一百多元,比普通工人高出数倍。1954年全国文代会后,他主动把薪酬降到同厂技术员水平,“领袖每月三百多,我不能比他高。”这句话后来传进王文娟耳朵,是她第一次对这位影坛“书生”生出敬意。
王文娟那时在华东越剧实验剧团,唱花旦,乐团排练间隙总有人给她递纸条。她对婚事不急,常说“好的角色要等,良缘更要等”。徐玉兰帮她挡了不少媒婆,笑言“王派唱腔优雅,择偶标准也高得很”。
1961年初,孙道临突然向老同学黄宗江摊牌:“想成家,能不能物色一下?”平日稳重的黄宗江差点把茶杯碰翻,“你开窍啦?”他和胞妹黄宗英分头联络,结果名单几乎全被“已婚”划掉。正犯愁时,黄宗江想起越剧团的王文娟,“她还在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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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三月的咖啡馆,两人第一次见面。话题从《西厢记》的张生说到《飞虎队》的战时质感,又拐进列宁格勒电影学院的布光技巧,聊得停不下来。临别前,孙道临只说一句:“改天排练场见。”王文娟点头,没多话。有人在隔桌打趣:“你们像讨论剧本,不像相亲。”
之后的两个月,孙道临拍《蚕花姑娘》,剧组离越剧团两条街,他常晚饭后步行过去看彩排。王文娟在台上演《梁祝》,一折唱罢,台下那双略显近视的眼睛总定定望着。一次幕间休息,她低声问:“又来看笑话?”他摇头:“来看功夫。”七个字,却让她红了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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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情在上海文艺圈传开,却始终不见“领证”。张瑞芳心急,恰逢进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饭桌上提起这茬。邓颖超哈哈一笑,“小两口害羞呢。”周总理放下筷子,声音不高却清晰:“你们多做点工作嘛!”一句话成了催化剂。
张瑞芳返沪后一通电话把黄宗江叫来,当晚定下“加速计划”:先让双方家长见面,再请剧团、厂里协调档期。唯有《红楼梦》摄制组最担心,导演顾虑“黛玉焚稿”一场情绪太重,怕新娘子进不了戏。王文娟回答干脆:“拍完那场就办喜事,不耽误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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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7月2日清晨,上海市卢湾区民政局门口排队领证的人不少,孙道临远远看见王文娟抱着剧本赶来,还带着剧团的午餐盒。两人没穿戏服,没鲜花,工作人员认出他们,笑说:“影星、名伶也来走群众路线。”登记不到十分钟办妥,张瑞芳当见证人,黄宗江按快门留下唯一的黑白照。
证书到手,两人各自返岗。下午,王文娟进棚拍“焚稿”镜头,泪流满面,只用了两条就过。导演冲她竖拇指:“行了,新娘子放假!”剧组随即批了一月婚假。孙道临趁空带她去杭州西湖,行李只有一个旅行包和乐谱。“钱要省着花,国家还在调整经济。”他的原则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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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很长时间,外界才知道促成此事的几位幕后推手 —— 黄家兄妹是红娘,张瑞芳是“执行秘书”,而真正的“批示”来自总理夫妇。文艺圈私下流传一句话,“要不是周总理一句‘多做点工作’,恐怕林黛玉还得等数年才出嫁。”
细查档案,这段姻缘并非个人私事,它折射出新中国初期文艺政策下的特殊氛围:一方面提倡艺术家安心创作,一方面又提倡公开、健康的家庭生活,既有革命理想,也有传统伦理。孙道临和王文娟的结合,被不少同行视作“正确处理事业与婚姻关系”的范本。
遗憾的是,时代很快掀起新的风浪。1966年起,越剧、电影被迫停拍,夫妻二人分别下厂、下乡,组织上以“学习工农兵”为由,把他们调到安徽铜陵工地做宣传员。那几年,他们每月通信一次,都是短短几句报平安,“注意身体”成了口头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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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78年,二人重新回到舞台与银幕,一个以《雷雨》中的周萍重拾话剧,一个在《祥林嫂》中让“王派”唱腔焕新。观众席里,时常能看到对方悄悄坐在角落鼓掌。有人说,他们的爱情早已写进各自的艺术生命,离舞台越近,夫妻越亲;离观众越远,作品越淡。这样的评价,或许比任何颁奖词都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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