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被免除第五战区的职务说道：刘峙的能力也就当个师长！

1943年春，陪都重庆潮气逼人，蒋介石在枣子岚垭官邸签下一纸命令，把第五战区交给刘峙，同时让李宗仁北上主持新设的汉中行营。外界只看到两人官衔不降反升，却忽略了战区与行营的现实差别：前者握兵，后者空壳。李宗仁翻着电令，轻声吐出一句，“看样子，又要玩明升暗降了。”

顺时针倒回五年。1938年春，台儿庄硝烟弥漫，李宗仁凭借拼凑的杂牌师，将矶谷、板垣两支日军主力堵在运河畔。当时英美观察员都说“中国军队顶多能守一守”，结果台儿庄一役打得日军后撤近百里，国际舆论哗然。紧接着，国内报纸把“李七条岭”写成传奇，舆情声势几乎盖过了蒋介石本人。自此，宋子文在外交场合介绍李宗仁时，口吻也变得客气许多。

正因为这场胜仗太刺眼，李宗仁成了“该用又不能太用”的角色。蒋介石深知，桂系若羽翼丰满，对中央集权是隐患；可若不用，又缺少能打的将领。于是，一场组织调整悄然铺开：白崇禧被调回陪都任参谋总长，李宗仁“荣调”汉中行营，桂系骨干多数留在广西。第五战区这一肥差，落进了刘峙手里。

刘峙履历并不寒碜，黄埔一期，北伐一路升到军长。然而，1937年南京保卫战时，他统帅第八集团军殿后，刚摆防线就退守，甚至把大批重炮炸毁后弃城，被同僚暗地称为“溜子刘”。面对质疑，他大言不惭：“保存实力日后再战，也是功劳。”蒋介石非但没深究，反而暗中替他挡了舆论。这层特殊关系，至此愈加牢固。

接任第五战区前夕，刘峙赶往豫皖交界与李宗仁交接。指挥部距前线不过二十公里，山头上还能听到日军迫击炮哨音。刘峙放下行李眉头紧锁，他忍不住嘀咕：“李主任，这地方太靠前，容易被火力覆盖。”李宗仁摆摆手，“离炮声近，才摸得准敌情。”随行参谋私下议论：“新司令怕是镇不住局面。”李宗仁淡淡一句，“刘经扶充其量当个师长。”几个人对视，沉默不语。

后来的事实验证了这句评语。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豫湘桂连线告急。刘峙先令主力后撤，再自行飞往衡阳“察看态势”，前线指挥链断裂，豫中防线一夜空虚。原本已稳住局势的第五战区，几日间被撕开口子，铁路、公路相继失守，长沙、衡阳相继失陷。“豫湘桂大溃败”四个大字写在军委会的电报封面上，如同一记闷雷。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依旧维护刘峙。战后追责会议上，不少将领指名道姓要求处分，第五战区参谋处提供的备忘录则把“战线收缩”归结为兵力不足。蒋介石轻描淡写：“刘峙处境艰难，难以苛责。”散会时，何应钦和白崇禧对视片刻，苦笑摇头。

1948年夏，国共内战进入决胜阶段，徐蚌铁路成了双方夺桥的关键。蒋介石再次点将，让刘峙出任徐州“剿总”司令。那时在国民党军内部，流传着一个带讽刺味的绰号——“猪将军”。结果不出意料，大军集结几月，却被华东野战军抓住漏洞分割，各兵团各自为战。待徐州被合围，刘峙已先一步飞往南京，只留一纸“转进”命令，几十万大军瞬间群龙无首。淮海战役尘埃落定，国民党主力元气大伤。

蒋介石为何执迷于刘峙？有人说是同乡情谊，有人说是私信关系，更有人揣测蒋介石需要“安全系数高”的下属——能听话、不威胁核心。这些说法至今无定论。但一桩桩战场溃败摆在眼前，足以证明政治考量与军事现实并非天然兼容。前线要的是胆识与判断，而并非纯粹的忠诚标签。

抗战与内战的接力赛给出残酷答案：一位统帅，仅靠背景与人脉无法换来胜利；而战场失败，又会迅速侵蚀他的政治价值。李宗仁那句“也就当个师长”的评判，本意或许是牢骚，却像钉子一样钉在史料里，再难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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