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杨振宁三弟，93岁低调成谜却是真大佬，妻子曾是妇联副主席

摊开1932年的清华园地图，灰瓦白墙的院子里，住的都是当时顶尖的文化人。数学家杨武之家里，儿子们的人生轨迹已经悄悄分了岔。大哥杨振宁在书房里听着学生们争论公式，而老三杨振汉，正蹲在院里的青石板上，摆弄着一堆不知从哪儿拆下来的零件。

家里那台黄铜闹钟，他拆了又装，装了又拆，齿轮咬合的“咔哒”声，比街上说书的还让他着迷。他妈罗孟华是书香门第出身，总说：“家就像石磨，得稳当才能顶住风雨。”他爸看他手巧，不但没骂他，还托人从城里带回一套工具箱，那份支持，比什么都珍贵。

1937年，炮火响了，清华园的安宁日子到头了。教授们拖家带口往南跑，杨家也一样。5岁的杨振汉坐在骡车上，怀里死死抱着他爸给的工具箱，看着清华园越来越远，身后的枪炮声却越来越近。

战乱的日子真苦啊。一家人先到长沙，又辗转到昆明，住进了西南联大旁的茅草屋。他爸杨武之的工资只够买糙米，他妈罗孟华把布票全省下来给孩子们做衣服。杨振汉跟着二哥修好了家里的收音机，夜里就能听到外面的战况。他后来总说，那时候才明白，哥哥们把干饭往他碗里推，不是客气，是担当。

有人可能觉得奇怪，杨家大哥杨振宁那么出名，怎么好像没怎么听说过他这个弟弟？

其实啊，兄弟俩走的路子压根不一样。一个钻研理论，要把宇宙的秘密搞明白；另一个呢，就喜欢捣鼓实在的东西，想着用手里的技术让国家变好。俩人都是顶梁柱，只是撑起的是不同的房梁。一个站在聚光灯下，一个在幕后默默地干活。

1953年，21岁的杨振汉从上海交大毕业，二话不说就北上进了冶金部，当了个最基础的设计员。办公室的灯他总是最后一个关，图纸上一个螺丝的位置都要反复核对。对他来说，图纸上的每一根线，都关系着国家的未来。

到了1965年，他回到上海柴油机厂当技术副主任。他可不是那种坐在办公室里指手画脚的干部。车间里哪台机器坏了，他保证第一个到。穿着一身油污的工作服，趴在冰冷的地上拆零件，手指头被机油染黑了也毫不在乎。

有一次，厂里一台进口柴油机坏了，谁都修不好。他钻进车间两天两夜没出来，饿了就啃冷馒头，最后硬是在齿轮箱里找到了一个断掉的小弹子，把问题解决了。

1983年，杨振汉的人生来了个大转弯，调去搞上海的对外经贸。那时候国家刚打开门，啥经验都没有，他就带着人一头扎进图书馆，翻国外的资料，硬是摸索出一条路来。

有人会问，一个搞机械的，能搞好经贸这么复杂的事吗？这不是瞎指挥吗？

这话问到点子上了。杨振汉的厉害之处就在这。他搞机械，养成了凡事都要弄明白、都要脚踏实地的习惯。他提出要搞商业航空公司，用闲置的军用飞机来飞。当时好多人反对，说这能行吗？他拍着胸脯保证：“要让飞机自己‘飞’起来，不靠国家拨款也能挣钱！”

为了这事，他来来回回跑北京、飞香港，跟人谈判，把对方一个个疑问都用数据给怼了回去。1985年，中国第一家自负盈亏的航空公司——上海航空，就这么被他“捣鼓”出来了。飞机起飞那天，他站在跑道边，看着天上的飞机，眼睛亮得吓人。

现在街上随处可见的哈根达斯冰淇淋，也是他当年引进上海的。那时候上海人夏天能吃根绿豆冰棍就算奢侈了，他却觉得“老百姓也该尝尝世界的味道”。美国公司怕在中国卖不掉，他就拿着市场调查报告上门，硬是把这事谈成了。

搞事业的他也遇到了对的人——谭茀芸。俩人在调研时认识，一个是跑现场的实干派，一个是搞数据分析的学院派，简直是天作之合。上海后来的好多地标建筑，像波特曼大酒店、华亭宾馆，背后都有他们夫妻俩的心血。

谭茀芸自己也很厉害，后来当上了全国妇联副主席。她不是坐在办公室开会，而是真的跑到工厂里，教女工识字，帮她们讨要被拖欠的工资。杨振汉晚上回家，就默默给妻子泡好茶，帮她整理资料。这种相互扶持，比什么海誓山盟都实在。

90年代，杨振汉退了下来，但没闲着。他回到上海，住在一条老弄堂里，房子旧，家具也旧，但擦得干干净净。他悄悄捐钱盖学校，资助穷学生。有人劝他把好事说出去，他摆摆手：“做事又不是为了让人知道。”

如今93岁的他，每天还拄着拐杖出门散步，跟邻居笑着打招呼，身上洗得发白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大哥杨振宁的光环确实太耀眼了，让很多人忽略了这位一直在默默做事的弟弟。但杨振汉自己从不在乎，他用一辈子证明了一件事：真正的厉害，从来不需要响亮的名头，那些踏踏实实改变世界的人，本身就是一束不会熄灭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