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开1932年的清华园地图,灰瓦白墙的院子里,住的都是当时顶尖的文化人。数学家杨武之家里,儿子们的人生轨迹已经悄悄分了岔。大哥杨振宁在书房里听着学生们争论公式,而老三杨振汉,正蹲在院里的青石板上,摆弄着一堆不知从哪儿拆下来的零件。
家里那台黄铜闹钟,他拆了又装,装了又拆,齿轮咬合的“咔哒”声,比街上说书的还让他着迷。他妈罗孟华是书香门第出身,总说:“家就像石磨,得稳当才能顶住风雨。”他爸看他手巧,不但没骂他,还托人从城里带回一套工具箱,那份支持,比什么都珍贵。
1937年,炮火响了,清华园的安宁日子到头了。教授们拖家带口往南跑,杨家也一样。5岁的杨振汉坐在骡车上,怀里死死抱着他爸给的工具箱,看着清华园越来越远,身后的枪炮声却越来越近。
战乱的日子真苦啊。一家人先到长沙,又辗转到昆明,住进了西南联大旁的茅草屋。他爸杨武之的工资只够买糙米,他妈罗孟华把布票全省下来给孩子们做衣服。杨振汉跟着二哥修好了家里的收音机,夜里就能听到外面的战况。他后来总说,那时候才明白,哥哥们把干饭往他碗里推,不是客气,是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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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觉得奇怪,杨家大哥杨振宁那么出名,怎么好像没怎么听说过他这个弟弟?
其实啊,兄弟俩走的路子压根不一样。一个钻研理论,要把宇宙的秘密搞明白;另一个呢,就喜欢捣鼓实在的东西,想着用手里的技术让国家变好。俩人都是顶梁柱,只是撑起的是不同的房梁。一个站在聚光灯下,一个在幕后默默地干活。
1953年,21岁的杨振汉从上海交大毕业,二话不说就北上进了冶金部,当了个最基础的设计员。办公室的灯他总是最后一个关,图纸上一个螺丝的位置都要反复核对。对他来说,图纸上的每一根线,都关系着国家的未来。
到了1965年,他回到上海柴油机厂当技术副主任。他可不是那种坐在办公室里指手画脚的干部。车间里哪台机器坏了,他保证第一个到。穿着一身油污的工作服,趴在冰冷的地上拆零件,手指头被机油染黑了也毫不在乎。
有一次,厂里一台进口柴油机坏了,谁都修不好。他钻进车间两天两夜没出来,饿了就啃冷馒头,最后硬是在齿轮箱里找到了一个断掉的小弹子,把问题解决了。
1983年,杨振汉的人生来了个大转弯,调去搞上海的对外经贸。那时候国家刚打开门,啥经验都没有,他就带着人一头扎进图书馆,翻国外的资料,硬是摸索出一条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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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问,一个搞机械的,能搞好经贸这么复杂的事吗?这不是瞎指挥吗?
这话问到点子上了。杨振汉的厉害之处就在这。他搞机械,养成了凡事都要弄明白、都要脚踏实地的习惯。他提出要搞商业航空公司,用闲置的军用飞机来飞。当时好多人反对,说这能行吗?他拍着胸脯保证:“要让飞机自己‘飞’起来,不靠国家拨款也能挣钱!”
为了这事,他来来回回跑北京、飞香港,跟人谈判,把对方一个个疑问都用数据给怼了回去。1985年,中国第一家自负盈亏的航空公司——上海航空,就这么被他“捣鼓”出来了。飞机起飞那天,他站在跑道边,看着天上的飞机,眼睛亮得吓人。
现在街上随处可见的哈根达斯冰淇淋,也是他当年引进上海的。那时候上海人夏天能吃根绿豆冰棍就算奢侈了,他却觉得“老百姓也该尝尝世界的味道”。美国公司怕在中国卖不掉,他就拿着市场调查报告上门,硬是把这事谈成了。
搞事业的他也遇到了对的人——谭茀芸。俩人在调研时认识,一个是跑现场的实干派,一个是搞数据分析的学院派,简直是天作之合。上海后来的好多地标建筑,像波特曼大酒店、华亭宾馆,背后都有他们夫妻俩的心血。
谭茀芸自己也很厉害,后来当上了全国妇联副主席。她不是坐在办公室开会,而是真的跑到工厂里,教女工识字,帮她们讨要被拖欠的工资。杨振汉晚上回家,就默默给妻子泡好茶,帮她整理资料。这种相互扶持,比什么海誓山盟都实在。
90年代,杨振汉退了下来,但没闲着。他回到上海,住在一条老弄堂里,房子旧,家具也旧,但擦得干干净净。他悄悄捐钱盖学校,资助穷学生。有人劝他把好事说出去,他摆摆手:“做事又不是为了让人知道。”
如今93岁的他,每天还拄着拐杖出门散步,跟邻居笑着打招呼,身上洗得发白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大哥杨振宁的光环确实太耀眼了,让很多人忽略了这位一直在默默做事的弟弟。但杨振汉自己从不在乎,他用一辈子证明了一件事:真正的厉害,从来不需要响亮的名头,那些踏踏实实改变世界的人,本身就是一束不会熄灭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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