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

2016年，杨振宁曾顶着骂名，极力反对花2000亿建大型粒子对撞机，而中科院院士王贻芳坚持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

粒子对撞机并不是新鲜玩意儿，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世界各国就开始建设各种加速器装置，用以探索物质的最基本构成。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在2012年宣布发现希格斯粒子，算是上一代对撞机的巅峰成果，标志着标准模型的基本粒子图谱基本完备。

而下一步科学的方向，将是寻找超越标准模型的新物理，比如暗物质、额外维度或者其他尚未被验证的粒子现象。

在这个关口，中国提出建设CEPC，并不是心血来潮。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基础科研领域仍存在短板。

过去数十载，诸多高能物理实验皆依托欧美机构的合作平台。在此情形下，中国科学家在相关领域的话语权构建举步维艰，难以真正得以确立。

王贻芳认为，建设自己的对撞机，不仅是为了发现新的粒子，更是为了建立一整套科研体系，从加速器技术到探测器制造，从数据处理到理论分析，全面提升中国在基础科学领域的独立性和原创力。

2000亿听起来确实是个天文数字，这也正是杨振宁所担忧的。他认为，当前中国在教育、医疗、环境等领域仍有大量基础性投入的需求，把如此巨额资金投入到一个“可能没结果”的科学实验中，风险极高。

同时他也指出，欧洲之所以能建成LHC，是建立在几十年持续投入、多个国家联合的基础上，中国若单打独斗，不仅经济负担重，科学成果的产出也未必能达到预期。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杨振宁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基础研究本身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砸钱未必一定能出成果。

而且在全球科研资源逐渐趋于协同的当下，是否还有必要去单独打造一个超级项目，也确实值得深思。

但问题在于，如果总是等待别人先行，中国的科学发展永远难以掌握主动权。王贻芳提出的“落后三十年”的说法，虽然听上去有些夸张，但背后是对科研生态系统迟滞性的清醒认知。

这场争论本质上是两种科学发展战略的碰撞。一种认为应当稳扎稳打、避免大跃进式的投入，另一种则主张抓住机遇、提前布局。

建设大型粒子对撞机，确实是一项高风险、高投入、长周期的工程，但它同时也是一个能够带动整个国家科研体系跃升的战略支点。

不仅是物理学本身，相关的工程技术、材料科学、计算能力甚至管理制度，都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锻炼和提升。

更重要的是，这种项目本身具有强烈的国家象征意义。它向世界传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只是“世界工厂”，也要成为科学的引领者。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不同的选择路径。杨振宁选择谨慎，是出于对国家资源分配的深切忧虑；王贻芳坚持推进，是基于对科学未来的前瞻判断。

他们都有一颗为国家科技发展着想的心，只是角度不同。争论的实质，反而反映出中国科学界正在逐渐成熟，能够容纳不同声音，理性探讨重大决策。

这场对撞机之争，并非科学家的私人龃龉，而是一面明镜。它清晰映照出中国科技前行途中，希望如熠熠星光闪耀，挑战似重重山峦横亘。

未来是否落后三十年，或许并不取决于是否建了这一个项目，而是取决于我们是否有勇气和智慧，去面对那些艰难但必须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