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张丽曼烈士，英勇讴歌

押赴刑场时，她断然拒绝喝那杯用来麻醉人的高粱酒，也没有按对方要求下跪。

1953年8月18日，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张丽曼在台北马场町被枪决。把时间往前拨几个月，整个过程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更多是长期的跟踪、怀疑、收网。1953年5月，她被宪兵司令部军法合议庭以“匪谍”名义判处死刑，并褫夺公权终身；她丈夫王建文因为“明知妻子身份却未检举”，被判有期徒刑七年。判决后，她在监狱里两次自伤：一次咬断金项链吞下，一次吞下一盒大头针。那样的动作，说不上是什么英雄式的壮举，更像是无路可走时的一种选择——既想保护口中的秘密，也可能不想让家人再受牵连。

把镜头再拉远一点看人和事的来龙去脉。抓捕发生在1953年2月28日，元宵节那晚，地点就是她台中的家。那会儿她家里有三个孩子，最小的女儿还不到一岁，丈夫也被带走一起审查。其实她早就被情治单位盯上——不是突然的怀疑，是近三年的侦查、监听和积累证据后才采取行动的结果。情报工作本身就靠时间和耐心，慢慢把网收紧，等到恰当时机一锅端。

要理解张丽曼的选择和命运得从更早说起。1950年3月，她在组织安排下从大陆前往台湾，承担地下情报联络的任务。当时两岸刚进入新的对峙期，中共在台湾的地下组织试图建立联系，工作危险系数极高。她当时在新华社台湾工作委员会任职，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在台中的工作多是传递情报、维持联络、保持地下组织运行这些事，讲究隐蔽、耐心和细致。

她的出身并不简单。张丽曼来自江西南昌，家境偏富，家里和国民党高层有人脉：祖父曾与陈布雷有来往，父亲也曾是国民党地下党员。抗战后她在九江高等师范毕业，后来与国民党军官王建文结婚。1949年前后，王建文调往台湾任宪兵中校营长，张妻母与孩子随去了台湾，而她留在上海。后来上海形势变化，她进了华东新闻学院进修，毕业被分配到新华社台湾工作委员会，组织决定派她回台工作。出发前，她曾试图说服丈夫不要卷入蒋方内战活动，但没达成一致。这种夫妻立场上的分歧，后来成了家庭矛盾和风险的一部分。

台面上还有个关键人物：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的叛变，让很多地下联络网暴露。网不是一条线断了就是完了，往往是一根根线被拉断，周围的人就一个接一个失守。张丽曼在台的网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渐被揭开。情治机关通过长期跟踪、监听和搜集证据，把整个链条一点点拼起来，最终收网。

被捕后，审讯和狱中的生活并不轻松。那段日子里，她在台中关押、审讯，带着秘密和牵挂。监狱条件、审讯套路对人的身心都是摧残。两次自伤，一个吞金项链，一个吞针盒，看上去像极了两种意图：要么是想用肉体去封口，让外界得不到信息；要么是想用极端手段给自己一个“出路”。这些行为并没有带来同情的判决，只是更凸显了人在无法控制的局面里做出的选择。

审判的程序由宪兵司令部军法合议庭在1953年5月进行。法庭认定她从事间谍活动，判处死刑。丈夫被认定“知情不报”，判刑七年。法庭背后的政治和法律语境，这里就不去评判，只把事实往下走。判决下来后，狱中那几个月她的坚决并不只是为了自己：不喝麻醉酒、不下跪、不服从那些仪式化的要求，都是她希望保持“清白”或者说是尊严的一种方式。行刑前她高声喊出口号，像是在用最后一口气把自己的信念说出来，最后被带上行刑架。

时间继续往后走了几十年。社会对这段历史的看法会随着档案解密、史料比对和政治环境变化而变。到2011年，张丽曼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家属领到了烈士证书。2012年，她的儿子王小波把父母的骨灰迁回大陆，在南昌烈士陵园合葬。那一刻，骨灰回到出发地，葬在家乡的烈士陵园，对家人来说是个了结，也为这段家史画上了一个终点符号。

把这整个过程串起来，可以看到的是一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选择和被选择。她的经历有家庭、政治、秘密工作、背叛、审判、处决到最终被追认为烈士的一条线。背后的元素不少：出身、婚姻、职业、组织安排、对手的渗透、关键人物的叛变、情治机关长期的侦查取证，每一环都可能决定了结局。对外人来说，这是史实里的冰冷叙述；对家属来说，每一个细节都有重量——比如孩子还小、丈夫被关、墓地迁回的那一刻，都不是简单的历史标签。

在那段时间里，许多人都被卷进来，往前一推就是一串人的命运。情报战和地下工作从来不像电视剧那样刺激，它更像无声的磨损：耐心、隐忍、牺牲，都换不来确定的安全感。张丽曼的故事里，也能看到人在极限情境下的几种反应：坚守、沉默、自残、顺从或抵抗。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也都有动机和背景支持。

没有谁能完全站在她的位置去判断她每一步的理由，但事实摆在那儿：1950年她接受派遣到台，三年侦查后被捕，1953年5月被判，8月处决。两个孩子、一个家庭、一个身份转换，这些碎片把人换成了一段历史。那些年里，政治比普通人的生活更像一张网，网眼里的人若动了，整个格局就会改变。

事到如今，档案里的字句不再能完全还原当事人的内心。她在临行前拒绝那杯酒，不下跪，高喊口号，都是可以记录的动作。其他的感受和念头，只能通过这些动作去揣摩。那杯高粱酒和那个下跪的要求，像两道小小的拐点，映出的是人面对生死时的别样态度。随后发生的事，按程序走完了终场。

在时间的另一端，家属把骨灰带回来的动作，既是对逝者的一种安置，也是对历史的一次收尾。人走了，证书发了，墓立了，历史书页上多了几行字，但那些在暗处发生的细节，那些曾被秘密包裹的对话和选择，往往只剩下家庭记忆和零星档案在旁边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