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5年8月中旬，湘潭郊外雨过初晴，一位一米八几的少年站在三五九旅旅部门口，举手敬礼：“王司令，我是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请准我随队北上。”王震愣了几秒，转身冲副官感慨：“想看看毛主席长什么样？对着这孩子就行。”一句玩笑，道出两代人的血缘，也预示了少年将踏上的最后旅程。
毛楚雄出生于1927年9月8日，地点是战火中的长沙松桂园。半岁不到就随母亲周文楠进了牢房。阴湿的囚室、劣质的稀粥、反复的审讯，几乎要了孩子的小命。外婆周陈轩拼尽全力托关系，才把奄奄一息的外孙带出监狱。为了避祸，他的姓氏一度从“毛”改作“周”，身份就此埋下伏笔。
1930年，长沙暂时易手，周文楠获救，却不敢立刻认回儿子。五年后她偷偷回家，八岁的楚雄面对素未谋面的母亲，一脸迷惘。也是在那一年，父亲毛泽覃在瑞金牺牲的消息传来，外婆把真相一股脑告诉孩子。他沉默许久，嘴唇几乎被自己咬破，只吐出六字：“继父遗志，报父之仇。”
长沙大火烧到韶山的第二年，毛楚雄跟着外婆迁回故里，姓名恢复了“毛”。十岁生日不到，他就写下《小朋友救国方法》，洋洋千言，句句指向抗日：“我们现在抗战，是为全人类的公义而战。”稚气未脱的笔迹，透着异乎寻常的决绝。
延安方面早注意到这个少年。1938年夏，毛泽东托人捎去二十块大洋，信上只有一句嘱托：“带孩子来延安，有书读，也安全。”组织出于保密需要，没有成行。钱却被周文楠省吃俭用，留给楚雄买了两本地图册，他常常摊开纸张，用铅笔圈出“延安”二字，注视半天。
1944年，中央军委决定让三五九旅部分兵力南下。毛泽东临行前嘱托王震：“进湖南时，把楚雄带出来。”一年后，湘潭街头出现了那个高挑少年。王震按电码向延安报告，毛主席回电只有八个字：“同意参军，不准特殊。”于是，毛楚雄成了旅部报务员，天天背着沉甸甸的报话机翻山越岭。
部队里，谁都说他像“翻版毛泽东”。高鼻梁、大眼睛、左脸那颗醒目的黑痣，战士们午休时常开玩笑：“主席要来视察吗？”毛楚雄扑哧一笑：“真来了你们别找错人。”自嘲一句，掩不住他对伯父的崇敬。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中原解放区被合围。三五九旅机动突围到镇安，距胡宗南重兵不过百余里。国民党摆出和谈姿态，军区决定派张文津、吴祖贻与敌方接触，王震顺势把毛楚雄编为警卫员。旅部分析：去西安虽险，但总比山里硬拼更有生机。
7月下旬清晨，四人从镇安杨泗庙出发，一匹瘦马驮着电台和文件，楚雄步子最大，走在最前。不料队伍刚过宁陕县东江口镇，就被国民党第一八一团截住。张文津递上证件，解释来意。守卡军官李清润冷笑：“上边没电令，带走再说。”于是一行人被押往河滩。
当夜，胡宗南飞电南京，蒋介石批示：“就地处置，不留尾巴。”深夜三更，城隍庙旁，风夹着河沙呜呜作响。简易沙坑挖好后，四人被蒙眼推入坑中，士兵连夜填埋。最年轻的，就是十九岁的毛楚雄。有人说他最后喊了一句“延安”，也有人说他没出声，真相已不可考。
之后数十年，王震屡次向国民党和后来国民政府追问，皆无下文。新华社1946年8月公开发布失踪消息，胡宗南照例否认。周文楠得到通知，整整三天没说一句话，只在日记里写了两行：“泽覃血洒瑞金，楚雄骨埋秦岭。”
1976年，宁陕县东江口镇建房时挖出白骨若干。地方公安曾立案，却没人能确认身份。真正的突破出现在1984年。粤鄂陕边区革命史编委会查到1953年西南军区军法处对罪犯韩清雅的判决书。韩清雅正是一八一团当年的少校指导员，他在供词里承认参与活埋行动，并点出了蒋、胡两人的电令。至此，谜团解开，三名和谈代表以及一个农民向导的命运水落石出。遗憾的是，毛楚雄的骨殖在最初发现时已与当地无名尸混杂，再难分辨。
毛家六位亲属先后牺牲，楚雄年龄最小。战后有人统计，一个大家族为革命付出如此惨烈的代价，在世界近代史上都属罕见。毛楚雄生前未能抵达延安，却以另一种方式兑现了誓言：为正义而战，不惜青春。岁月流逝，他的模样依旧活在老兵的记忆里——高个子、浓眉、脸上那颗黑痣，以及让人过目难忘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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