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评价胡适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关品方

笔者最近重看2019年央视推出的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十分佩服其制作的认真严谨态度，水平极高。6年后重看，仍感震撼。于和伟、吴彦祖的演技，简直叹为观止，重现陈独秀和胡适之这两位新文化运动旗手当年的互动往来。其他角色不论戏份多少，都演技精湛、恰如其分。中华民族的觉醒，经过1894至1919共25年的胎动后，从“五四运动”开始，终于诞生。

笔者的读书会朋友最近聚焦毛主席对胡适的评价，引发热烈讨论。笔者认为，随着时代和政治的变化，应客观地如实分析。

毛主席在青年时期非常佩服胡适的文章，视其为楷模。1918年，毛主席（25岁）阅读胡适（27岁）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在北京大学旁听胡适的讲课，也拜访过胡适、请教他学术和人生问题。1919年，毛主席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时，将胡适主张的实验主义归入新思潮阵营，极力推崇。

随着《觉醒年代》各类思潮的涌现，毛主席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后，与胡适的政治立场呈现分歧。1923年，毛主席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将胡适归入“非革命的民主派”，认为他主张改良而非革命（但仍属于民主派阵营）。

抗战时期，尽管政治立场不同，毛主席仍多次引用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名言，并在1945年延安会见傅斯年（当年的北大学生）时，请傅斯年代他向胡适问好，对胡适在文化领域的贡献高度认可。

随着国共内战爆发，胡适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毛主席对他持指责态度。1949年，胡适被列入战犯名单之中。毛主席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公开点名批评他。

即使如此，毛主席仍一以贯之承认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1956年，毛主席在政协宴会上表示：胡适“有功于新文化运动，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他对胡适的评价有早期的推崇、中期的指责和后期的批判，但始终承认他在文化领域的划时代贡献。

根据历史记载的公开资料，毛主席与胡适有过两次“正式会面”，分别在1918年（北平）和1945年（重庆）。

1918年北大时期，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多次旁听胡适的哲学与文学课程；通过杨昌济的引荐，曾到胡适家中做客，就新文化运动、社会改革等话题交流。胡适后来对毛泽东的《湘江评论》给予公开支持，称赞毛主席的文章“眼光远大，议论痛快”。

1945年重庆国共和平谈判期间，8月30日胡适（54岁）以学者身份参加国民政府的招待会，与毛主席（52岁）短暂会面。席间胡适建议中共仿效英国工党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毛主席回应，认为需要先解决工农武装问题。此次会面被美国《时代》周刊专题报道，指出双方立场差异明显，但对话保持礼节和包容。

他们两人的其他接触，只有两次通信。1920年，毛主席致函胡适、请教湖南革命问题。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毛主席托人邀请胡适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被婉拒。

今天，胡适逝世已63年。他在中国思想界、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巨大影响力仍举足轻重，不可忽视。如何评价胡适之？怎样把他放在合适的位置？

胡适（1891至1962，享年71岁）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争议却又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对他的评价因时代、立场和观点的不同、在肯定与否定之间，容易呈现两极分化。这样简单的二分法，笔者绝对不敢苟同。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提出“文学改良刍议”，推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奠定了现代汉语的基础。他的《尝试集》是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开创了文学新范式。他的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成为现代学术研究方法的基石。他是思想启蒙家，倡导民主与科学，主张个性解放、民主自由和科学理性，反对封建礼教、专制霸权和固步自封；他的言论影响了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他的思想为“五四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他是学术开拓者，在哲学、史学、红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中国哲学史大纲》打破了传统经学的框架，首次用现代学术方法梳理中国哲学史。

他具国际影响力，抗战期间出任驻美大使，积极争取国际援助中国抗日，展现知识分子的爱国担当。

胡适的政治立场，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他代表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改良。他在新文化运动后期与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和李大钊爆发“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他批评国民党的独裁政治，坚持人权和自由，反对蒋介石的专政（但不彻底），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复杂，维护保守集团的既得利益，是典型的妥协态度。他又过度推崇西方文明，早期提出“全盘西化”，后来改为“充分世界化”；相对而言，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未充分重视。他面对强权霸凌，有其软弱的一面；抗战初期曾主张对日妥协，认为“和比战难”，引发“投降主义”质疑。他因为涉猎太广，学术成就有局限性；《尝试集》艺术性不足，对红楼梦的研究只是浅尝辄止，《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册，思想深度不及同时代鲁迅、梁启超、陈寅恪等殿堂级人物。笔者这样评价胡适认为恰当，当然可以讨论。

1949年后，胡适长期被批评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代表”；改革开放后对他重新评价，肯定其文化贡献。笔者个人认为，对这位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可以三言两语轻易下结论，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进展，对他的评价重点会有所不同。“国之重器”级别的历史人物，大都如此。梁启超和胡适，从他们对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年代》继往开来的承先启后的贡献的角度看，是上世纪笔者最敬佩的两大学人。

毛主席评价胡适，认为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胡适被国民党部分老朽抨击为“文化买办”。自由派知识分子视胡适为民权先驱；余英时称其为启蒙式人物，梁实秋赞他有温而厉的品格。周策纵和唐德刚对胡适的评价极为翔实，更应重视。

笔者人微言轻，认为胡适兼具进步性和局限性。他推动现代中国思想解放与学术转型，倡导理性、自由、容忍与宽大。他的阶级站位、政治选择与文化主张，存在时代的局限性。因此，评价胡适需避免非黑即白的立场，要将其置于历史的氛围和发言的语境中，既承认其开风气之先的贡献，也正视其折腰于强权的软弱。笔者的个人看法是，如何待见胡适，本质上是社会观念和贫富水位的标尺；政治立场上，胡适因为深受杜威的实用主义影响，不太相信追求社会平等的共产主义理想。

结合胡适的历史争议与学术影响，对胡适持肯定态度的，强调他对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文与文学革命、推动现代学术方法的贡献，开风气之先。他的治学精神、勤谨和缓的治学态度，至今仍被部分考据学者推崇，影响深远。对胡适持批判态度的，主要是政治立场争议。抗战初期，他主张“和平解决”东北问题，有“投降主义”之嫌，一度跌近种族主义模糊化的边缘，不太相信中国最终竟会取得抗战胜利。他学术上有局限性，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终其一生只停留在整理国故的层面，缺乏系统性理论建构，堕进“方法论”的窠臼，没有钱穆倡导的对本国文化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说得极端一点，没有站稳国家民族立场。

新中国的头30年，国内对胡适的主流评价以批判为主，强调其“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倾向；改革开放后逐步承认其新文化运动贡献，但对其政治立场持审慎态度，避免矫枉过正。现时国内一些知识分子掀起小型“胡适热”，部分信奉自由派的学者将其符号化为“容忍与自由”的代表，笔者认为不应过度美化，应该在大义的立场上如实地批评胡适代表富裕阶层的观点以及夸大功利现实的方法。

胡适的治学方法论，一方面要肯定他在跨学科研究（禅宗史、红楼梦考据）的开创性方法，另一方面要批评其倾情于西化、对中华传统文明的割裂。

季羡林温柔敦厚、以“仁者”形象描述胡适，意图平衡政治与学术；笔者个人认为不必。应该让政治归政治、学术归学术。李敖这样评价胡适：“如果我们盼他热情多于理智、傻劲近于侠义，那我们一定会失望的。“笔者认为他有委曲求全的和稀泥倾向，显示出他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右派、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

胡适“自由与容忍”的观点，和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与和谐暗暗吻合，今天看来颇有启发意义。当年他处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社会重心已失，民族前途堪虞。改良主义或适用于治世，但搬到当年中国的乱世、如不是有意误导，就是书生气十足。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的12个方面和24个字，是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它包括了胡适倡议的自由和容忍，而且内涵更深更宽更广。这是觉醒年代过去百年来的深化演进，绝对不是胡适时代的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