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本书，告别“情绪管理”，拥抱“负能量”的自己

《完美的日子》

对当下感到不满，对未来感到不安，怀有改变的决心，却总是有心无力。焦虑，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常态。

社会为什么不能允许我们在床上结结实实躺一个礼拜而不加评判？到底怎么做，才能找到我们自己的步伐、摆脱无处不在的焦虑？

《黑色的眼睛不看光明》和《带着裂痕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思考与应对的方式。

《黑色的眼睛不看光明》一书批驳了市面上流行的“ 自我情绪管理”“积极正能量心理学”，相反，作者肯定了我们的焦虑、抑郁、哀恸、愤怒、痛苦等情绪，以广阔的哲学、文学、心理学视野，真诚地宽慰我们：负面情绪并不是我们的缺陷，而是智慧、是人性、是人类独有的力量；真正需要修补的不是怀有负面情绪的我们，而是这个充满压抑与偏见的社会。

《带着裂痕生活》则基于40年的研究，梳理PTSD的诊断历史、人们关于创伤的认识之变化，真实展现经受创伤者与生命困境角力的过程，让我们在不确定性中找到新的可能性：即使破碎，即使创伤不会消失，也没关系，寻找属于自己的方法，不被它们支配，慢慢走。

压力全面席卷，“正能量”成为新的枷锁，我们需要以一种新的思维去理解焦虑，以一种更轻盈、智慧的方式与负面情绪共处——焦虑不是我们的敌人，裂痕不是我们的缺陷，带着它们生活，才是真正自由的开端。

《黑色的眼睛不看光明》

“学会正确焦虑”

我问学生，有一枚紫色药丸，吃下后能保证没有痛苦地度过一生，他们会不会吃。

有少数几个学生说不会，他们不想把生活中丑陋的部分（痛苦和恐惧）统统交出，只留下好的；他们希望人生能够高处够高，低处够低，对人造的幸福没有兴趣。但至少也有一部分学生说了会吃，他们的思路是希望能够多来点刺激，多来点冒险，多多享受生活；他们说痛苦和恐惧只会妨碍他们活出自我，少了这两样，生活会容易得多。

说“会”的学生不明白的是，少了对痛苦和恐惧的感受，反而会成为人所能经受的最危险的磨难。

比如先天性痛觉缺失，患者无法在受伤部位和脑之间形成恰当的通路，手挨上滚烫的炉子也不知缩回 。还有一种 乌—维二氏病 ，会 导致脑内感受恐惧的杏仁核受损。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报告了一名代号SM-046的患者，她不知恐惧为何物，因此一生中屡遭陌生人和亲友的身体虐待。比起这两种病症，普通人对痛苦和恐惧的感受就显得像超能力了。

我们感受焦虑的能力也是如此。苏格拉底曾经告诉别人，他走到哪里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声音跟着，他称之为自己的精灵（daimon），如果他要做一件危险或不合伦理的事，精灵就会发出警示。或许焦虑就是我们的精灵。

基尔克果不接受焦虑是一种不完美的观点，他甚至说拒绝焦虑是“拘谨的懦弱”。他写道：“伟大的焦虑宛如先知，预言着奇迹般的完美。”如果说完美是一个我们永远求之不得的奇迹，那么焦虑就能告诉我们如何离这个奇迹更近一些。

它是一个声音，提醒我们真实而又不确定的危险。它会说：“走错路了！”“别进那个房间！”一个人感受不到焦虑，就和他感受不到恐惧或痛苦一样危险。只有动物和天使不会焦虑，基尔克果如是说（虽然今天我们得问问他怎么就这么确定）。

他其实要说的是，遭受焦虑之苦总比根本体会不到焦虑要好。基尔克果认为焦虑绝不是医学上的一种疾病，反而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力量。无论会误导我们几回，焦虑都永远是一种正确的智慧……关于某些事情的智慧（焦虑的误导性也许是它最坏的一面）。用基尔克果的模型来估算，焦虑的不是三成的美国人，而是十成的全人类。我们即使不愿参考可怜的基尔克果来规划人生（他常常做不到实践自己宣扬的道理），也至少可以先接受“焦虑完完全全属于人类”的观念。

《海边的曼彻斯特》

在基尔克果、萨特和其他存在主义者看来，没有在抉择面前体会过眩晕，我们就不可能诚实地生活——因为那样就不可能有意图地生活。深渊召唤我们对它俯视，逼着我们直面彻底失败的可能。当我们呆呆地划着Instagram上的照片打发时间，后悔就在未来等着我们。对选择闭上眼睛，并不能在日后使我们免于悔不当初。

自由就是会使人眩晕。它既美妙又悲惨，最重要的是它代价高昂。自由的代价就是焦虑。

萨特指出，人为了稳定住自己，有时会对自己的角色过分认同。我们全心拥抱“母亲”“总裁”“学生”的身份，就好像这些固定的身份能让我们不掉进绝望的深渊似的。可是用萨特的逻辑看，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母亲、总裁或学生，也没有什么内向者、精神分裂患者或阿斯伯格综合征人士；有的只是一个个焦虑的人，因为眩晕而迫切地想将自己系在什么固定的东西上面。不这么做就只有自由落体这一条路了，而相较之下，将自己的手腕脚踝锁在别人身上，锁在不喜欢的工作上，锁在孩子身上，倒显得相当不错了。

然而我们终究会在锁链中觉醒。萨特认为，我们都是长了腿的一捆捆被否定的决策束。焦虑最突出的一环是所谓的“中年危机”：在这个时刻，我们会自问怎么走到了现在这一步，当初为什么没有选择更好的生活，或者余生打算怎么度过。

我们常常拿中年危机说笑，说它最出名的业绩是破坏婚姻和提高跑车销量，但其实中年危机是焦虑在赋予我们第二次机会。它在提醒我们自己不是机器人或者植物（我们是精神，不只是肉体，基尔克果说）。我们想好好生活，想做正派、幸福的人。没有焦虑，我们就不会听见这声唤醒，也不会意识到自己已丧失了自由。焦虑让我们接触到飘浮在肉身上方的那部分自我。萨特把它称为人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就是它在推动我们觉醒。没有焦虑，我们就永远醒不过来。我们也不会有意图地爱或生活。

《晒后假日》

道尔自述她戒酒时，有另一个酒鬼给了她一种眼光，让她可以不在酒精的掩护下遥望自己的未来人生。那个智慧的女人说道，做一个完整的人，“不是要感受到幸福，而是要感受一切”。

从那时起，道尔就始终在告诉读者“感受一切”是什么感觉：“沮丧、失落、恐惧、愤怒、焦虑——这些我曾经用酒精麻痹的，现在第一次感受到了。”那感觉“毛骨悚然”，但道尔说那也是对世界显露本真自我的唯一法子。她用了好些年才终于不把自己的焦虑看成一种不完美了。在她最近的一本畅销书《未驯服》（Untamed）中，道尔这样写道：

自从戒酒之后，我再也没好受过，一刻也没有。我始终精疲力竭，又怕又怒。我一时不知所措，一时无动于衷，抑郁和焦虑折磨得我虚脱乏力。但我也感到了惊奇、敬畏、欣喜，开心到爆炸。疼痛总在提醒我说：都会过去，跟紧一点。我活了。

道尔戒酒之后就没“好受”过。和她一样，焦虑也从未离开基尔克果，他短暂的余生，一直被“思想那沉默的不安”所“包裹”，就在去世前三年，他还在为此感到“窒息”。但他相信，焦虑也可以分出好坏。我们或许不用把基尔克果看成演示焦虑的模范，但即使不效仿他，我们也依然能倾听他的忠告。

在人生的后程，基尔克果写道：“谁学会了正确地焦虑，就是学会了终极奥义。”

社会只教了我们错误的焦虑方式，它告诉我们焦虑是“正常”生活的阻碍，建议我们寻找各种应对机制来抚平那些可怕的声音。面对风暴，它只给了我们差劲的准备。

即便说基尔克果从未学会正确地焦虑，道尔也学会了。自戒酒后，她找到了应对焦虑的更好方法。她创立了一个非营利机构，和有需要的人分享金钱及资源。学会了正确焦虑的她，在世界各地听见了火灾警报，也发现了需要扑灭的火情。道尔的叙事是基尔克果式的：焦虑的人没有残破，我们焦虑却也完整。采纳这个观念是开始“正确”焦虑的一条路。亚隆补充说，通过“把握自身的人类境况，也就是人的有限性，人身处光明的短暂时间”，我们就能“增强对自己和对所有人的恻隐”。

《迷失东京》

《带着裂痕生活》

适应威胁，关注挑战

当人们处于逆境中，会自然地感受到威胁。至少起初是如此，人们只关注事情会变得多么糟糕。心理学家认为，当人们认为“自己应对压力的能力和资源不足以应对危机”时（简单来说，我们会认为自己将被威胁压垮，或者由于应激源的存在，我们的处境会比当下还要糟糕），会进行威胁评估。实质上，我们就是在告诉自己：“情况会很糟糕，而且可能会越来越糟。我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处理好。”我们越专注于威胁，就可能越痛苦、越焦虑；痛苦、焦虑的情绪又常常妨碍我们采取有效行动。长期的威胁导向又会催生消极反应。我们就会任由事件发展，不主动应对也不做任何尝试。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加无法改善处境。

但如果我们关注挑战，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首先，我们会以积极的姿态、用不同的方式看待应激源。我们不会将其视为必须承受的威胁，而会将其看作即将应对的挑战。而当我们积极拥抱挑战时，我们就不会简单地告诉自己事情会发展到何种糟糕境地，而是转向思考需要做什么来解决问题。

谈及挑战导向如何促进灵活性思维，最近常常出现在新闻中的作曲家约翰·佐恩（John Zorn）就是最好的案例。佐恩花了几个月的心血来筹备自己的作曲回顾展。他亲力亲为地把控各个方面，包括排列不同音乐家的乐谱，将它们分为不同的组合并进行录制，制作伴奏混响来最终生产出成品。然而，就在一切工作接近尾声时，他突然失去了资金支持。这个项目开销很大，而现在已经没有资金来支付任何开支。在经历和消化了“最初的震惊”后，佐恩意识到他别无选择，只能降低期待。他说：“我进入了‘来吧，来解决问题吧’的状态。我总是有B计划，我试着用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由挑战导向促成的适应性变化会自动地映射到我们的身体反应上。

一系列研究验证了这个过程。在一组研究中，研究人员会询问被试者，他们认为自己会对某种应激源（例如轻微电击）产生何种反应。在另一组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被试者把应激源设定为威胁或挑战。但无论被试者是自发的还是被要求的，相比于将应激源看作威胁的人，将之视作挑战的人的身体反应明显更倾向于采取行动，也更明显地表现出适应性变化。适应性变化的过程如下：首先，交感神经系统增加了心血管的工作强度。心室收缩程度增强，心脏输出量增加。通俗地说，也就是我们的心脏泵出了更多的血液。同时，肾上腺素被释放并进入血液。肾上腺素水平上升，骨骼肌和肺部的血管扩张，这反过来又有助于控制血压，帮助我们准备好更多的能量和机体资源以应对挑战。同时，身体也可能会释放另一种有效时间更长、威力更大的应激激素—皮质醇（cortisol），但这种反应是可控的，我们很快就能适应皮质醇的变化。上述身体反应的综合作用，可以与进行高效的体育运动时的身体反应相媲美。

《强风吹拂》

反之，如果我们只关注威胁，我们的心脏输出也会增加，但不会伴随血管扩张。缺少了这一激素作用机制，心脏输出增加往往会造成血压过高及其他持久的整体应激反应。我们的身体也无法像前一种情况那样，做好应对的必需准备。研究已证实，对威胁导向的生理反应与人将手脚浸入冰水中的消极应激反应类似。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被动地忍受，而后随着痛苦加深，能做的只有将手脚从冰水中抽出。

当应激源持续时间较长时，挑战导向就变得更加关键。例如，人们发现，如果在学校遭到霸凌的孩子把事件看作一项挑战，就更有可能去寻求帮助，从而有更高的概率摆脱事件产生的影响。人们发现，健康状况整体良好的士兵更倾向于将战争经历视为挑战，同时具有挑战导向的士兵的抑郁水平较低，身体不适情况较少，负面情绪较少，积极情绪更多。

脊髓损伤患者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忍受伤痛，对他们而言，挑战导向尤其需要适应能力。保罗总是提到他的一位脊髓损伤病人的故事。那是一位瓦匠，在二十多岁时因工伤而瘫痪。事故发生后，他没有沉浸在自怨自艾中，而是将自己的不幸理解为一种挑战。他觉得这是一个重新关注生活的机会，随后他开始在当地的一所大学里学习。在学习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对统计学非常感兴趣。而最终，他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计算机研究员，开始了全新的职业生涯。还不止于此，这位成功转型为研究员的瓦匠甚至表示，脊髓损伤是发生在他身上最好的事情。在讲述这个故事时，保罗总是迫不及待地用他那浓重的爱尔兰口音感叹道：“其实只要提前做一下职业咨询（而不必遭遇如此重大的不幸），他也能成为程序员。”

保罗对脊髓损伤患者的群体研究显示，挑战导向和心理健康之间也有着明显关联。例如，一项研究显示，具有挑战导向的患者与其他患者相比，抑郁水平较低，焦虑程度也较低。同样的，我们共同进行的轨迹研究的结果显示，具有挑战导向的脊髓受损患者表现出复原力轨迹的比例也高于其他轨迹。同一项研究还说明，具备复原力的患者具备更加高昂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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