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斯诺采访毛主席5小时想要上厕所，毛：老朋友了，用我的

1970年12月18日凌晨三点，北京零下九度。中南海游泳池办公室的电话骤然响起，护士长只说一句：“主席要见斯诺，就今晚。”王海容揉着惺忪的眼，立刻把唐闻生喊了起来，两人抓了大衣就往外冲。

车灯划破长安街的雾气，当车停在北京饭店门口，走廊里灯火通明。敲门声刚响，斯诺便推门而出，衬衣扣子还末扣好。他听完来意，只说了一句：“马上走。”三分钟后，记者随行包、速记本、卷好的胶片，全上车。

游泳池小楼静得出奇。自1966年搬到这里后，毛主席很少深夜见客。看见斯诺，主席先握手：“身体还行？”斯诺点头。两位老人坐在藤椅上，水声轻响，谈话就此展开。

第一小时，两人谈抗美援朝，谈大跃进，也谈“文化大革命”的曲折。斯诺记录得飞快，铅笔几乎冒烟。第二小时，话题切到中美关系。主席抬手示意：“中美迟早要见面，尼克松来，行；以个人身份来，也行。”一句话，为后来的历史打开了门缝。

时间指向凌晨六点。五杯茶水换过，斯诺尴尬地皱了皱眉。主席看穿了来宾的小动作，轻笑一句：“老朋友了，用我的。”警卫推开一扇门，斯诺快步进去。主席的专用卫生间从不外借，这一次成了例外。

短暂离席后，交谈继续。第五小时，主席忽然提起《红星照耀中国》：“那本书，西方年轻人爱看，挺好。”斯诺回答：“他们通过它第一次知道，长征不是传说。”两人都稍稍沉默，似乎在回味三十多年前的那场初遇。

时间回到1936年7月，陕西保安。毛主席拄着木棍走下坡，主动伸手：“欢迎。”斯诺惊讶于对方的瘦削与精神。几天后，他被领进黄土窑洞，长凳、油灯、玉米粥，一场马拉松式采访由此开始。那次对话，把红军与长征搬上了世界舞台。

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上市三周即重印三次。美国哈兰出版社一个月突破一万册。书店橱窗里，毛主席与普通战士同框的照片，让不少西方青年第一次重新打量这场中国革命。一位美国女大学生甚至放弃博士论文，只身来华寻找“红星”闪耀的源头。

抗战爆发后，斯诺辗转回国，二战期间写下《中国之战线》，持续发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未能到场，却在香港码头写下祝词：“愿和平之旗永悬长空。”1960年冬天，他再度踏上中国土地，见证三年困难时期的艰涩与政府的自救手册。不断往返的足迹，让他成了中国对外叙事里最独特的一支笔。

再回1970年。城楼观礼结束时，周总理悄悄拽住斯诺的衣袖：“主席想再聊聊。”此后等待足有两个多月，但斯诺知道，那个约定不会落空。事实证明，凌晨的会面不仅兑现了承诺，也为尼克松1972年2月的北京之行奠定基调。

谈话结束时，东方已泛白。主席站起身，轻轻拍了拍斯诺的肩：“多保重。”斯诺合上速记本，鞠了一躬。六个星期后，他因病返回瑞士治疗；1972年2月15日清晨，斯诺病逝日内瓦。消息传到北京，主席默然良久，低声道：“Snow， good friend.”

友谊不在于仪式，而在信任。一个专用卫生间，足够说明两位老人之间的分量。残酷时代里的相互守望，有时候就这么简单，却也不易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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