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一艘沉船花掉三亿人民币，船舱开启现场震惊众人

船被吊出水面那天，大家都看呆了。舱盖一掀，六万多件完整的瓷器躺在眼前，金腰带、粗得像小孩胳膊的金手镯、成套的秤砣和一堆写着阿拉伯文的瓷片，连活畜的骨头也一并出来了。那艘躺在南海底下八百多年的木船，就这样把一整段海上贸易的证据交还上来。

从那一刻往后，发生的事像连珠炮一样，一个接一个。打捞不是把船一点点拆下来，而是把船和周围的泥、水一起装进一个巨大的铁箱。这个铁箱本身就够惊人：净重五百四十吨，先在两截状态下运到海上，再拼成整体，下到海底把沉船围住。听着就复杂，做起来更复杂。

海底并不是想象中软绵绵的泥巴，而是硬得像水泥，切割机一点用都没有。工程队想了个办法，往箱子里不断加砼块，重量堆到四千吨，眼看就能把箱子压到底了。可就在离目标不到两米的时候卡住了，再往上加也没用。最后只好靠人工——潜水员们摸下去挖泥。黑灯照着，能见度低得可怕，手电一晃就什么也看不见，工具只能一把把把泥铲掉。九个月下来，潜水员下潜三千多次，水下工作的总时长将近二十万分钟。冬天又冷又短，大家都盼着把事干完。最后，在一股冷空气来临前，亚洲最大的起重船“华天龙”慢慢把装着沉船的铁箱提了上来。那一刻，甲板上静得出奇。几秒钟过后，有人经不住哭了。

钱上也不是小数目。打捞阶段花了1.5亿元，之后又盖博物馆，花了同样的金额。三亿元，一时间被质疑：一艘破木船，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有人算过账，觉得浪费；也有人站出来说要保全完整，别留一堆碎片。海水对木头的侵蚀是慢但无情的，一旦等碎了，就什么都没了。最后大家拍板，按最保守最费钱的方案来，尽量把东西完整带上岸。有人出钱，有人出力，还有人贡献技术，合作才把工程推进下去。

把箱子吊上来后，船舱直到2014年才在实验室里慢慢打开、清理淤泥。清理出来的物品比预期还多还完整。数量最多的是六万多件瓷器，大多来自宋代几个著名窑口；还有一大堆金银首饰：那条金腰带长一米七，金手镯粗得像小孩胳膊；最引人注意的还有一套秤和砝码，和在阿拉伯地区出土的秤砣一模一样，这说明当时海上的买卖在计量上已经有一定统一标准。瓷器上有阿拉伯文的铭刻，也出现“来样定制”一类的字样，说明当时的客户可以提出样式并定做，这不是零星的贸易，是有流程、有要求的商业活动。

出土物里还有不少金属件。史料上说朝廷并不鼓励大量出口铁器，但这艘船上居然装着被称为“十三万吨铁器”的货物。具体背后的政策、实际数量和贸易方式还在研究里，但这至少说明铁器也是重要的贸易品。还有动物骨头的组合——八十六只羊、四十六只鸡、四十只鹅、九头猪。专家说，这些并非仅仅是船员的口粮，可能还带有宗教或市场考虑。比如穆斯林不吃猪但吃羊，船上既有大量羊也有猪，说明船上人员和目的市场可能多元，或者这船服务多个不同信仰和习俗的客群。

造船细节同样耐人寻味。船体用马尾松做成，泡在海里八百年还保持形状；内部分成十四个隔舱，设计上能做到一舱进水，其他舱仍保持浮力。这种分舱防沉的理念，在西方要到六百年后才普遍下来。换句话说，宋代工匠对远洋安全、分舱布局这种问题已经有成熟的技术和实践经验，不是什么粗制滥造。

从瓷器产地和钱币铸造年代来推断，专家把这艘船定在十二世纪后半段，从泉州出发。航行时间推测在十二月或一月，那会儿借着东北季风往东南亚走比较顺风，回头可能就载了香料、宝物和账单。货物组合本身像一本活的贸易手册：瓷器代表日用和艺术品，铁器代表机具或大宗贸易物，秤和砝码显示交易标准，金银首饰既是商品也是财富储藏。整条船像把宋代海上贸易的常态压缩在一个集装箱里，走出去的是商品，回来的是其他资源和账目。

在发现之前，还有一段插曲很有看头。1987年，一个英国人拿着老地图跑到广东阳江，说要找一艘叫“莱茵堡号”的沉船，地图上说船里藏了三百多吨白银。他和当地救捞局签了合同，开始搜救。声呐扫了半天没什么消息，大家都差点放弃。结果一个潜水员用抓斗一抄，居然捞出一条金腰带和几百件瓷器、铜器。全是中国出土物。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这船属于中国，外国人不能分成。那会儿英国人懵了，白忙一场。那次发现把沉船所在位置暴露后，接下来二十年几乎像被围起来了，海上轮流有人值守，借口也多，说海底有未爆炸物，其实更多是担心有人偷捞。

国内那会儿水下考古技术不够成熟，打捞经验也不足，只好向日本取经，资金也不够丰厚。最后是靠香港商人和社会力量出资，配合国内专家慢慢把方案定下来。起名字的人是俞伟超，一位老专家，他把这艘船称为“南海一号”，当时说这次发现可能会改写对那段历史的理解，听起来夸张，但看着出土的多元器物、阿拉伯文铭刻、秤砣的相似性、动物骨头和分舱设计，你就会理解他说话的底气。

潜水员的日子单独拿出来说也够写一章的。那些下水的人不是三两天出出潮信就完事儿的。黑暗、寒冷、泥腊味儿、金属味儿和潮湿的防寒衣味儿，都是他们常年的记忆。很多潜水是在夜里进行，能见度低、手上工具又有限，更多时候靠的是手感和经验。有人把这段经历形容成“做一场慢动作的考古战”，那种慢并不优雅，而是艰难和危险的积累。有人上岸后很久不愿脱下湿透的装备，那一身水和泥，这工作把人的身体和记忆都印上了痕迹。

出土物里有些标志性的小东西，总能把人拉回到当时的市场现场。那套秤和砝码的尺度和阿拉伯半岛出土的一样，这不是巧合；瓷器上成片成行的阿拉伯文铭刻也不是偶然。那条长一米七的金腰带，看上去不像是日常佩戴品，更像是高等级礼物或交易单位。细看这些东西，你会觉得，这不是零散的东西堆在船舱里，而是一场有规则、有标准的商业活动的物证。

现在，博物馆里那些物件被摆好，玻璃背后有人驻足良久。学者们还在慢慢研究文献、测年、比对出土物与当时海外发现的同类物件。每一件器物背后都有故事，但这些故事都还在翻页中，而不止是过去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