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7月1日傍晚,北京西郊的301医院里弥漫着药水味。静悄悄的走廊尽头,一间临时会客室里传来沙哑的脚步声。周总理刚同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完成建交文本的最后确认,翻译施燕华准备随外宾离开。就在她迈出门口的瞬间,身后响起一句微弱却清晰的话:“别走,握握手。”她转身,看见总理伸出略带浮肿的手,眼神依旧坚定。那一握力道不大,却让她仿佛回到许多年前的那个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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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推回1967年8月16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水晶灯璀璨,施燕华第一次被点名给周总理做口译,面对的是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夫人雪莉·格雷姆。对之前只做过笔译的她来说,这无异于跳进深水区。几小时内,她把围绕美国教育、民权运动和中国改革的资料翻了又翻。晚上八点,总理健步而来,简单寒暄后落座,施燕华刚想开口便感到嗓子发紧。不过几句之后,她索性加大音量,一口气把对方长句译完,语调稳而准。会谈结束,总理微笑着问:“浙江人?”得到肯定答复后,他轻声提示:“年轻人,胆子再放大些,前途可期。”那是她职业生涯里的第一针强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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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改变轨迹的却是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两阿提案”,中国恢复合法席位。周总理主持筹备小组,名单敲定之夜,他逐一询问代表团成员。当念到“施燕华”时,他停顿了一下:“是那个小施?”随即补上一句:“团员,好好表现,争取入党。”周到的关照和期许让26岁的她在心里暗暗立誓:不能掉链子。
赴美前的周密准备异常繁琐。那时中美尚无正式外交关系,代表团对纽约的安保、交通、医务、后勤一片空白。更棘手的是身份问题——外交护照意味着人身豁免权,代表团里仅有寥寥几位具备资格。经周总理拍板,所有业务干部一律授予外交官头衔。消息一出,外交部里炸开了锅。要知道,许多老同志兢兢业业干到五十岁才等来“随员”两字,而施燕华在31岁便被破格。质疑声难免,可任务紧迫,没有时间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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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凌晨,专机抵纽约肯尼迪机场。代表团临时办公地点是罗斯福酒店的三间套房。每天八点,施燕华和丈夫吴建民背着公文包,穿越熙攘的曼哈顿街头奔赴联合国总部。她负责大会发言稿的校译及会场同声传译,往往一场辩论持续五六个小时,精神极度消耗。夜里,她把孩子的照片放在枕边,提醒自己别忘了背后的支持——那是父母和兄长无条件的托付,也是总理给的那句“好好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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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冬天漫长而湿冷。1972年初,联合国就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展开辩论。发言席上,西方代表词锋犀利。轮到中国代表乔冠华发言时,只见他瞥了施燕华一眼——这是事先约定好的暗示:稿件仍在修改,需即席口译。她深吸一口气,边听边译,全程无漏无停,上千字内容在耳机中同步传向六个语区。会后,美国一位老记者竖起大拇指:“You nailed it.”短短一句,让她彻底卸下了心理包袱。
1973年,她顺利转为中共党员。党支部书记告诉她,入党申请里那段回顾最打动人——“把个人的工作和国家的形象捆在一起思考,才不至于在关键时刻出错。”只有她自己明白,这句话源自一次“乌龙”。1965年翻译沙锅焖鸭菜单时,她误把 braised 打成 bruised,闹了笑话,也让她学会凡事再核对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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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春,外交部电令:施燕华回国,参加中央高级翻译组。两个月后,她走进301医院,看到久违的恩师形容消瘦,却依旧精神。那天的会见,克立·巴莫发言节奏很快,语句里夹杂多处东南亚习用语。施燕华凭记忆补足术语,总理微微颔首算是认可。公报签完,她向外宾示意离开,转身那句“别走”突然闯入耳膜。对话短短两句——“总理,您请休息。”“好,你也多保重。”此后不到半年,噩耗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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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周总理生前影像资料时,同事问她为何对词句细节近乎苛刻。她沉默片刻,只留下一句:“翻译不是搬运,是责任。”多年后,无论在联合国还是在中国常驻代表团,她一直沿用周总理当年的叮嘱:胆子要大,心要细。每当疲惫袭来,她回忆起301医院那只温热而微微颤抖的手,提醒自己——握过那只手,就再没有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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