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初冬凌晨两点,淮河口的一条小木船悄悄靠岸,一位自称“汪记粮行采购”的中年人跳上滩头。无人知道,他其实是新四军第七师情报股的联络员,这趟来上海,只为把两百石皖南新米换成金条和磺胺。
码头雾气很重,灯笼光一闪而过,几个黑影迅速卸货、收银、转身上船,整套动作不及一支烟的工夫。安静得像什么都没发生,却正是这种来回穿梭的“米换金”把第七师一步步推成敌后最壕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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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后来流传一句话——第七师的库房,金条要按百根数;真相不算夸张。粗略折算,年净收益超过二十万两黄金,可以轻松供给二十个甲级师。问题来了:这支起步时不到两千人的游击队,哪来的本事撑起如此庞大的经济网?
得把时间拨回到1941年皖南事变刚结束的那个春天。主力受挫,叶挺被俘,项英殉难,新四军一夜之间折损大半。饶漱石紧急接管残部后,先把班子彻底洗牌,接着把散落在皖江、皖南的游击小队拼成“第七师”。说是师,其实连整建制营都凑不全,枪少弹缺,连部设在破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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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粮比没枪还要命。1942年春耕,叶进明的第一条命令就是“全体种地”。战士脱下军装,提锄下田,先把肚子填饱再说。那年早稻大丰收,肚皮问题缓解,新的难处却随之而来:余粮出不去,堆在仓里容易霉,还换不到药品和子弹。
有人提议在附近集市零卖,立刻被否。距离最近的集市只隔三十里,却有三道日伪卡子;多搬一袋米,多添一次风险。于是“走远门”成了唯一出路——把皖南的米直接送到上海、芜湖,把价差最大化。
“粮食卖出去,子弹才能打得出去。”夜里点着松油灯,叶进明压低嗓音抛出这个主意。蔡辉只回了一个字:“行。”这句对话后来被老兵当作第七师转型的起点。
问题是,从山区到大城市足足两百余里,水陆都被敌军布满暗哨。第七师琢磨出一整套狸猫换太子的把戏:日间扮菜贩,夜里装渔船;木船底加暗格,马车板下挖夹层;甚至把白米染成灰黑色,冒充木炭运出关。第一次实验仅五个人,两袋米,却换回三支驳壳枪和十瓶磺胺,救活三十多名伤员。
有意思的是,第七师并不满足于把粮食偷偷运出去,还要把运输关节握在自己手里。恰在此时,汪精卫政权商业部粮食科副科长汪子东进入视线。此人管着沿江粮船批条,是关键阀门。抓?太冒险;谈?或许更划算。
吊唁汪母的灵堂里,叶进明与汪子东只寒暄十分钟,却扔下重磅话题——欧洲战场风向已变,日本败局难挽。汪子东当场无言,第二天却失约,只留下一封“不敢轻动”的求生信。第七师没有放弃,先截了他的一船大米,再切断他家族商号在汤沟镇的交通线,逼他亮态度。第五夜深更时分,汪子东带两名心腹摸进游击区,合作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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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协议规定:所有粮船照旧贴“汪记”封条,但真正调度权归第七师。为了迷惑日军,还把日本宪兵队“拉来入股”,他们只看账面红利,不碰具体经营。账簿两套,日军看的利润不到真实数字一半。仅这一招,就为第七师打通了皖江到上海的经济大动脉。
1943年春,“点成线,线连面”的计划正式实施。先后在镇江、南京、扬州、芜湖铺开三十多家门店,门类从粮行、盐铺到药房、布庄一应俱全。白天做生意,晚上送情报、转物资。有些店后门还暗藏密道,革命干部拿着“布票”暗号即可换装离城。
到1944年底,仅上海十二家“汪记”米店年利润已超三百根金条。按照当时行情,一根金条能购八百元大洋,能买两支马克沁或四十箱子弹。经此换算,单上海一地就足够武装近万名战士。新四军司令部后来统计,第七师年均上缴黄金二十万两,折算军费之巨,大半江南战区都沾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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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忽视的是,这张商业网不仅输血第七师,还承担情报输送和人员掩护职责。从1943年至抗战胜利,至少有四百多名地下党员借“汪记”商号身份脱离沦陷区,顺利抵达苏中或山东抗日根据地。
试想一下,在敌后打游击最缺的不是勇气,而是持续作战的资源。第七师用商贸手段弥补正规补给链的空白,让手里那支步枪在关键时刻永远有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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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这套隐秘网络随着日本投降而自行瓦解,大量账册被直接焚毁,留下的数字寥寥。只有毛泽东当年的一句评价流传至今:“第七师不是在印钱,却比印钱还快。”
从毁庙里的残兵,到能养活二十个甲级师的富裕劲旅,第七师靠的并非天降奇迹,而是一把握紧的算盘、一条通向大城市的水路,以及敢在刀口上做生意的胆识。敌后经济战的成功,让枪声背后多了充足的粮弹,也让抗日战线多了一份难以被注意却极其重要的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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