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因为卑微，所以写作

选自2016年阎连科在香港获“红楼梦”文学奖后的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同学们，及尊敬的评委：

在这个庄重的场合、庄重的授奖活动中，请允许我首先说一个真实的故事：

不久之前，我在香港的科技大学以教书的名誉，有了一段海边的天堂生活。五月的一天，夜里熟睡至早上五点多钟，正在美梦中沉浸安闲时，床头的手机响了。这一响，我愈是不接，它愈是响得连续而急凑。最后熬持不过，只好厌烦地起身，拿起手机一看，是我姐姐从内地——我的河南老家打来的。

问有什么事情？姐姐说，母亲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你因为写作犯了很大的错误，受了严重处分后，你害怕蹲监，就跪在地上求人磕头，结果额门上磕得鲜血淋漓，差一点昏死过去。所以，母亲一定让姐姐天不亮就给我打个电话，问一个究竟明白。

最后，姐姐在电话上问我，你没事情吧？

我说没事，很好呀。

姐姐说，真的没事？

我说，真的没事，哪儿都好。

末了，姐姐挂了电话。而我，从这一刻起，想起了作家、文学和写作的卑微。——从此，“卑微”这两个字，就刀刻在了我脑络的深皱间，一天一天，分分秒秒，只要想到文学，它就浮现出来，不仅不肯消失，而且是愈发的鲜明和尖锐，一如钉在砖墙上的铁钉，红砖已经腐烂，锈钉却还鲜明的突出在那面砖墙上。

直到七月中旬，我因访从美国回到北京，时差每天都如脑子里倒转的风轮，接着，又得到《日熄》获得“红楼梦奖”的消息。于是，就在不息的失眠中，不息地追问一个问题：曹雪芹为什么要用毕生的精力，竭尽自己的灵魂之墨，来写这部旷世奇书《红楼梦》？

真的是如他所说，是因为“一技无成，半生潦倒”，才要“编诉一集，悦世之目、破人之愁”吗？如果是，在他这种“悦世之目、破人之愁”的写作态度中，就不仅丝毫没有文学的卑微，而且，还有着足够的信心，去相信文学的尊严和它的坚硬与崇高。

可是，今天的作家，除了我们任何人的天赋才情，都无法与曹雪芹相提并论外，谁还有对文学的力量、尊严怀着坚硬的信任？谁还敢、还能说自己的写作，是为了“悦世之目、破人之愁”？当文学面对现实，作家面对权力和人性极度的复杂时，有几人能不感到文学与作家的虚无与卑微？作家与文学，在今天的中国，真是低到了尘埃里去，可还又觉得高了出来，绊了社会和别人前行的脚步。

今天，我们在这儿谈论某一种文学，谈论这种文学的可能，换一个场域，会被更多的人视为是蚁虫崇拜飞蛾所向望的光；是《动物庄园》里的牲灵们，对未来的忧伤和憧憬。而且，今天文学的理想、梦想、崇高及对人的认识——爱、自由、价值、情感、人性和灵魂的追求等，在现实中是和所有的金钱、利益、国家、主义、权力混为一潭、不能分开的，也不允许分开的。

这样，就有一种作家与文学，在今天现实中的存在，显得特别的不合时宜，如野草与城市的中央公园，荆棵与都市的肺部森林，卑微到荒野与远郊，人们也还觉得它占有了现实或大地的位置。

当下，中国的文学——无论是真的能够走出去，作为世界文学的组成，还是雷声之下，大地干薄，仅仅只能是作为亚洲文学的一个部分，文学中的不少作家，都在这种部分和组成中，无力而卑微地写作，如同盛世中那些“打酱油的人”，走在盛大集会的边道上。于国家，它只是巨大花园中的几株野草；于艺术，也只是个人的一种生存与呼吸。

确实而言，我们不知道中国的现实，还需要不需要我们所谓的文学，不知道文学创造在现实中还有多少意义，如同一个人活着，总是必须面对某种有力而必然的死亡。存在、无意义，出版的失败和写作的惘然，加之庞大的市场与媒体的操弄及权令、权规的限制，这就构成了一个作家在现实中写作的巨大的卑微。然而，因为卑微，却还要写作；因为卑微，才还要写作；因为卑微，却只能写作。于是，又形成了一个被人们忽略、忽视的循环悖论：

作家因为卑微而写作，因为写作而卑微；愈写作，愈卑微；愈卑微，愈写作。这就如堂吉诃德面对西班牙大地上的风车样，似乎风车是为堂吉诃德而生，堂吉诃德是为风车而来。可是意义呢？这种风车与堂吉诃德共生共存的意义在哪儿？！

难道，真的是无意义就是意义吗？

记得十余年前在长篇小说《丁庄梦》和《风雅颂》的写作之初，面对现实与世界，我是经过自觉并自我而严格的一审再审，一查再查，可今天回头来看这些作品的写作与出版，到底还有多少艺术的蕴含呢？

《四书》《炸裂志》《日熄》，这一系列的写作与出版，阅读与批评，争论与禁止，其实正构成了作家与现实如堂吉诃德与风车样无休止的对峙、妥协；再对峙、再妥协；再妥协，再对峙的写作关系。

可到事情的尾末，不是风车战胜了堂吉诃德，而是堂吉诃德战胜不了自己的生命，战胜不了艺术与时间的残酷。是作家自己，怀疑自己文学中艺术量存在的多寡与强弱。事情正是如此，风，可以无休止地吹；风车，可以无尽止地转，而堂吉诃德，终于在时间中耗尽了生命的气力，交械给了风车和土地。

生命在时间面前，就像落叶在秋风和寒冬之中；而艺术，在时间和大地面前，就像一个人面对坟墓的美丽。如此，在这儿，在世界各地，我总是面对某种文学的艺术，默默含笑，诚实而敦厚地说：

现在，中国好得多了。真的好得多了。若为三十多年前，你为文学、为艺术，写了“不该写”的东西，可能会蹲监、杀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今天，我不是还很好的站在这儿吗？不是还可以领奖、游览，和与你们一块说笑、吃饭，并谈论文学与艺术吗？

请不要说我这是一种阿Q精神，甚至也不要说是堂吉诃德的收获。我清晰的明白，这是一种写作对一种卑微的认识，对卑微的认同。更重要的，是我和我的文学，对卑微的认领——自我而主动的认领！希望通过自我、自觉的认领，可以对卑微有些微的拯救，并希望通过被拯救的卑微，来拯救自己的写作；支撑自己的写作。

在这儿，卑微不仅是一种存在和力量，还是一种作家与文学存在的本身。因为卑微而写作，为着卑微而写作；愈写作愈卑微，愈卑微愈写作。事情就是这样——文学为卑微而存在，卑微为文学的艺术而等待。而我，是卑微主动而自觉的认领者。

卑微，今后将是我文学的一切，也是我生活的一切。关于我和我所有的文学，都将缘于卑微而生，缘于卑微而在。没有卑微，就没有我们（我）的文学。没有卑微，就没有那个叫阎连科的人。卑微在他，不仅是一种生命，还是一种文学的永恒；是他人生中生命、文学与艺术的一切。

在《一千零一夜》中那则著名的“神马”的故事里，神马本来是一架非常普通的木制马匹，可在那人造木马的耳后，有一颗小小的木钉，只要将那颗木钉轻轻按下，那木马就会飞向天空，飞到远方；飞到任何的地方。现在，我想我的卑微，就是那颗小小的木钉；我的文学，可能就是能够带我飞向天空和任何一个地方的木马。当我没有卑微的存在，当我的卑微也一并被人剥夺，那么，那个木马就真的死了，真的哪也不能去了。

所以，我常常感谢卑微。感谢卑微的存在；感谢卑微使我不断地写作。并感谢因为写作，而更加养大的那个作家内心那巨大的卑微。这个卑微，在这儿超越了生活、写作、出版、阅读，尤其远远超过了我们说的现实与世界、权令和权规的限制及作家的生存，而成为一个人生命的本身；成为一个作家与写作的本身。它与生俱来，也必将与我终生同在。也因此，它使我从那飞翔的神马，想到了神马可至的另外一个遥远国度的宫殿。

有一天，皇帝带着一位诗人（作家）去参观那座迷宫般的宫殿。面对那结构复杂、巍峨壮观的宫殿，诗人沉吟片刻，吟出了一首短诗。在这首短极的诗里，包含了宫殿的全部结构、建筑、摆设和一切的花草树木。于是，皇帝大喝一声：“诗人，你抢走了我的宫殿！”又于是，刽子手手起刀落，结果了这个诗人的性命。

就在这则《皇宫的寓言》里，诗人或作家的生命消失了。可是，这是一则悲剧吗？不是。绝然不是！这是一出悲壮的颂歌。歌颂了诗人的才华、诗人的力量和诗人如同宫殿般壮美的天赋。而我们呢？不要说一首短诗，就是一首长诗，一部长篇，一部浩瀚的巨制，又怎能包含整个宫殿或现实世界中哪怕部分的瓦砾和花草呢？

一百部长篇也难有多少现实的丰富、扭曲、复杂和前所未有的深刻与荒诞。这就是我们的卑微。是卑微的结果，是卑微的所获。所以，我们为卑微而活着，因为卑微而写作，也必将因为卑微而死亡。

而今，“红楼梦奖”授于《日熄》这部小说，我想，也正缘于评委们看到了一个或一代、几代卑微的作家与写作的存在，看到了作家们卑微的挣扎和因为卑微而可能的缩命般的死亡。

因此，尊敬的评委们，也才要把“红楼梦奖”授于用卑微之笔写就的《日熄》，授于认领了卑微的我，要给卑微以安抚，给卑微以力量，以求卑微可以以生命的名誉，生存下来，使其既能立行于宫殿，又能自由含笑地走出宫殿的大门；让诗人既可在宫殿之内，也可在宫殿之外；可在边界之内，也可在边界之外；从而使他（她）的写作，尽可能地超越现实，超越国度，超越所有的界限，回归到人与文学的生命、人性和灵魂之根本，使诗人及他的卑微可以继续的活着并吟唱；

使作家相信，卑微既是一种生存、生命和实在，可也还是一种理想、力量和艺术的永远；是艺术永久的未来，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伟大与永恒。使作家相信卑微的生命和力量，甘愿卑微，承受卑微，持久乃至永远地因为卑微而写作，为着卑微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