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 | 中国现代化的三轮驱动、基本原则与重要关系——基于农民视角的考察

作者简介

贺雪峰，武汉大学社会学院，主要从事乡村治理研究。

E-mail：hexuefeng68@hust.edu.cn

中国现代化的三轮驱动、基本原则与重要关系——基于农民视角的考察

引用格式贺雪峰：中国现代化的三轮驱动、基本原则与重要关系——基于农民视角的考察，《科学·经济·社会》2025年第4期，第41-62页。

文章来源：科学经济社会微信公众号

摘 要：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未来三十年将是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现代化最重要的前提是处理好稳定、发展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三者不可偏废。中国现代化应当同时在“小农经济”“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三个方面发力，通过三轮驱动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国现代化必须坚持一系列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充分认识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尤其是农民中的弱势群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农业和农村对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作用。同时，将农村和农业当成社会体制，以保障城市市场体制充分发挥积极作用，通过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体制构架及进退自如的应对空间，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小农经济；社会体制；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

2004年春节，笔者曾撰写题为《中国农村发展中长期前景及目前的对策——兼论乡村建设的极端重要性》的长篇报告，提出了若干重要判断，产生了一定影响【1】。二十年过去了，中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4年中国城市化率只有41.8%，2024年已达67%，城市化已接近完成。2004年中国GDP只有16.18万亿人民币，2024年已达134.91亿元人民币。按美元计算，2004年中国人均GDP为1508美元，2024年已达1.35万美元。这20年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而且是世界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告别高速发展阶段，进入经济新常态。2020年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之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在这个当下，如何估计中国现代化的前景以及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就特别值得讨论。本文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学界和政策部门对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的深入讨论，避免低水平的认识错误和决策失误。

一►

中国现代化的前景

中国一定要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一定要实现伟大复兴。中国现代化道路肯定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是道路崎岖，有时候还很艰险，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在战略上，一定要自信，要相信中国人民的智慧，相信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智慧，更要相信党的领导这个最为重要的政治保证和组织条件。在战术上，一定要认真考虑各种可能的不利条件，做最坏的打算，准备应对各种严峻挑战。只有全方面做好准备，有办法防范最坏可能，中国现代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中华民族才能实现伟大复兴。

从最近一百多年的世界历史来看，19世纪形成的全球发展金字塔体系几乎没有改变过。一百多年来从发展中国家跻身发达国家的只有韩国，且韩国是在冷战背景下靠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特殊支持才获得的。处在全球发展金字塔塔尖位置的一直是欧美日等国家，人口较少，塔底则国家和人口众多。少数塔底国家通过艰苦努力爬到塔身，往往也就到此为止，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比如拉美和东南亚除新加坡以外的国家。

20世纪初，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和建设，尤其是通过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重构了社会基础、经济基础和政治架构，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政治保证和社会经济条件。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成长，终于从世界上最不发达的金字塔底层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上升到金字塔塔身，全球金字塔也由此显得有点臃肿。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长期位居世界第一，应当说，中国由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行列跻身金字塔塔身，这个进步本身是十分惊人的，创造了世界奇迹。

接下来，中国现代化就面临两种可能前景：一种是落入通常所讲的“中等收入陷阱”，持续挤在金字塔塔身位置，甚至可能再次落入底层，这是我们必须避免的；第二种是经过千难万险最终跻身金字塔塔尖，变成发达国家。假定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中国GDP总量就是美国的一倍，中国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可以说就大功告成了。

之所以中国崛起不容易，原因有二：第一，中国跻身金字塔塔尖，在当前身处塔尖者来看金字塔塔尖就会变得过于拥挤，这样的金字塔是很难稳定的。当前中国人口比世界发达国家总人口还要多约三分之一，中国跻身发达国家，目前已谋得既得利益的发达国家中的一些就有可能要降到欠发达国家行列，毕竟只有一个地球。也就是说，中国崛起会对既得利益格局造成冲击，当前国际既得利益结构就一定会想方设法围追堵截，阻止中国崛起。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绝大多数时间中国经济都保持了高速增长，经济发展红利巨大，所有人都可以分享经济发展红利。但随着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经济进入常态发展，可供分享的经济剩余大幅度减少。而所有人的利益增长预期并未下调，由奢入俭难，各个群体为维护本群体利益不减少，势必集结起来，以增加本群体财富分配谈判能力，不同群体或不同阶层就会产生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会极大地影响现代化最优决策，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中国现代化要避免第一种前景而争取第二种前景，就需要对当前中国状况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对国际处境进行有效预判；就必须在未来政策设计和战略决策上保持清醒冷静，决策要科学，要留有余地，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要抓住每个阶段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最重要的是，学界和政策部门一定要在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展开讨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唯如此，中国现代化才可以避免低水平错误，少走弯路，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

三轮驱动的中国现代化

大概十年前，笔者提出“三轮驱动的中国现代化”的设想【2】，主要是希望破除学界和政策研究部门普遍存在的对中国小农经济的误解。到目前为止，笔者认为这个设想仍然十分重要，故在此再作简单复述。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出口导向的中国制造。中国在很短时间就变成世界工厂，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更是变成了世界工厂的主要制造车间。中国制造价廉物美，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凭借中国制造，我们获得了大量贸易顺差，提供了大量制造业就业机会，以及迅速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可以说，出口导向型中国制造的迅速发展是中国由不发达经济走向中等收入阶段的关键。正是中国制造获得的贸易顺差，让中国有能力购买国外技术，引进科教人才，发展高新技术，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实行科教兴国，以及推动产业升级。

“中国制造”的成功得益于很多条件。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统一领导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政治前提。没有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威，经济发展也就没有政治空间。此外还有三个重要条件：第一是新中国数十年奠定的强大工业基础，包括健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完备的基础产业体系、良好的国民教育、大量优质熟练工人，以及积累几十年的管理经验；第二是新中国“地尽其利、地利共享”的公有土地制度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廉价土地资源，保证了中国制造有地可用；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是，进城农民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廉价而高素质的劳动力。可以说，中国农民是中国制造最大的功臣，因为正是农民工在生产线上辛勤劳动，才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才让中国制造在全世界具有压倒性价廉物美的优势，也才保证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绝对优势地位。

农民工是从农村流入城市、进入工厂的。农民家庭一般并非全家进城，而是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年老父母与年幼子女留村。留村父母仍然耕种自家承包地，外出务工青壮年劳动力从城市获得务工收入，年老父母获得务农收入。由此，农业收入未减少，又增加了城市务工收入，所以农民家庭收入持续增加。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绝大多数农村的大多数家庭都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这一模式适应了农民家庭分工，增加了农民收入。反过来，这一模式也为中国制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高素质廉价劳动力。高素质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制造天下无敌的公开秘密。

农民工劳动力廉价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老年父母仍然留在农村务农，不仅有务农收入，而且农村生活成本低；第二，进城农民工因为有年老可以返乡的保障(返乡权)，并不一定要为自己养老做储蓄，从而可以接受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3】。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进城买房以及越来越多的农民为自己未来养老进行储蓄(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尽管如此，从全世界来看，中国农民工仍然是高素质且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从而继续为中国制造提供全球竞争优势。

随着老年父母留守农村耕种自家承包地，以及农户全家进城从而将承包地流转给仍然留村务农的亲朋邻里，一些不愿或不能进城务工经商的青壮年夫妇通过接受进城农户流转出来的耕地，形成适度经营规模，他们就可能通过经营农业来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进而成为村庄的“中农”。耕种自家承包地的老年人和进行适度规模经营的中农都是小农户，都是靠家庭劳动力进行经营，以及都未离开村庄。村庄中的老年人和中农化的中青年夫妇，就形成了一个内生的稳定结构。结果是，虽然农村大量劳动力进城了，这些进城劳动力却将他们之前的农村获利机会让渡出来，从而使留守农村的小农户也有了扩大收入的机会。农民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就可以在这种利益让渡与利益获取上达成微妙的平衡。

这里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要防止外来资本进入农村，从而保护农村内生的“老年人+中农”的结构，并且，正因为没有资本进入，农村获利机会才可以顺利让渡到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村弱势农民。一旦农民中的弱势群体在农村还有机会，或可以在农村找到退路，就可以防止中国社会结构中的极化现象。也正是农村为最弱势农民提供了获利机会，提供了基本保障以及进城失败的退路，农村就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尤其在出现经济周期或者各种全局性政治社会不稳定时，不仅留守农村的农民可以少受影响，而且进城农民也可以在一个时期返回农村家庭，共度时艰。中国广袤的农村可以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几乎任何困难提供缓冲，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压舱石就是这个意思。

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农村或土地不仅要解决农业问题，而且更要解决农民问题。农村和土地为农民中的弱势群体提供基本保障和返乡退路，以及为应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的波动提供缓冲，就可以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赢得宝贵的政治安全条件。

从这个意义上讲，以老人农业和中农为典型代表的中国式小农经济(或小农户经济)不仅为中国制造提供了高素质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制造奇迹背后的秘密，而且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基础地位。过去以及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式小农经济仍将长期存在，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正是小农经济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强大韧性，提供了安全保障，提供了国际竞争优势。

由中等收入阶段迈入到高收入阶段，当然不能只靠中国制造，更不可能只靠小农经济，而必须有持续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产业链和价值链要从中低端向高端延伸，“中国制造”要向“中国创造”延伸。“中国创造”的前提是科教兴国，是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是用举国之力重点突破，然后以点带面，全面突破世界上既得利益国家的围堵，真正跻身发达国家行列。

没有产业升级，不靠科教兴国，不能将“中国制造”升级到“中国创造”，中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崛起，中华民族也不可能实现伟大复兴。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同时有三个方面都极为重要，不可或缺：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优势要保持，中国式小农经济很重要，“中国创造”是关键。中国现代化应当同时在“小农经济”“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三个方面发力。中国现代化因此可以称为“三轮驱动的中国现代化”【4】。

“三轮”都很重要，“三轮”不可或缺，同时，“三轮”并非并列的关系，而是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相反相成的关系。“小农经济”不仅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应对风险的基础，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而且为“中国制造”提供了高素质廉价劳动力，从而为保持“中国制造”国际竞争优势提供了基础条件。到目前为止，“中国制造”仍然是中国获得贸易顺差、积累社会财富的主要领域，正是“中国制造”使得中国具有世界第一的工业生产能力。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不仅是过去中国经济奇迹的首要功臣，而且一定是未来中国崛起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中国创造”就是要从发达国家现有高利润（垄断利润）优势产业中分一杯羹，就是要突破中国现有技术条件的限制，真正做到世界一流顶端。这个过程需要三个前提：一是科教兴国，只有科技发达，教育兴旺，“中国创造”才有持续不断的科学技术源泉；二是国家高强度的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三是市场体制必须发挥主导作用。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资源有限，国家与社会就应当将有限资源优先集中于科教兴国和高强度技术攻关上来，就要重视研发，将产业升级当作头等大事。国家优先推动“中国创造”的成长，就需要将其他事业发展放在相对次要位置，就不可能“既要又要还要”。“中国创造”重点突破，由点到面，必然是一个艰难而长期的过程，必然要与国际既得利益作殊死搏斗，也就必然要有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包容耐心，要有国家与社会的高度韧性和坚强意志。恰恰“中国制造”可以为“中国创造”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输入，“小农经济”则为“中国创造”提供了强大韧性。

“小农经济”“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三轮驱动，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经过20年持续不断努力，“中国创造”一定可以突破围堵，真正变成中国经济中的支柱。“中国创造”崛起，中国就可以形成全产业链优势，就具有无可比拟的国际竞争优势，就有了大量资源用于彻底改造中国式小农经济，“三轮驱动”的中国现代化成功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就成功实现了。

三►

中国现代化必须坚持的

基本原则

2014年笔者出版《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一书时，国内学界和政策部门对中国现代化均持十分乐观的态度，认为只要按当时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出几年，中国经济总量就可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崛起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经济学家们每每讲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都会计算外贸、内需和投资的三驾马车，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要是低于8%，就会出现就业不足、引发严重社会问题，因此鼓励政府出台各种刺激经济增长政策，鼓吹教育、医疗和住房市场化，但最终搞成了当前全国人民背负的“三座大山”。随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学家的鼓吹却持续至今【5】。当前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了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困难，国际上西方围堵，国内房企和地方政府债务频频爆雷，中国经济究竟应当向哪里去，成为严峻问题。以前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和财政部财政科学院院长刘尚希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的分析框架仍然是“三驾马车”论，他们开出的唯一药方就是通过无条件市场化来释放消费潜力，提高经济增长率，但对中国经济本身的复杂结构缺少基本考量，更缺少对中国现代化所处复杂阶段的基本考量。他们不能理解当前中国经济中的结构问题，无法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类辩证关系，泛泛而论，无的放矢，用短期目标替代长远目标，以数量加减代替结构分析【6】。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当前中国所处国际国内环境进行了深刻分析，指出中国现代化建设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7】，未来发展中，必须做到战略上自信、战术上认真。在战术上必须坚持以下若干方面的原则。

（一）坚持科教兴国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科教兴国的核心是把科教优势转化为中国产业优势，助力中国产业由中低端制造业向高端产业发展，实现由“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的转变，补齐中国产业短板，提高中国产业竞争力，形成不被卡脖子的全产业链的中国产业体系，从而不惧西方围堵以及可以突破西方围堵，又能利用中国最大单一市场体系的优势和“一带一路”建设成就，具备独立自主的产业能力。因为具有了独立自主的产业能力，西方围堵就不可能成功，也就没有必要再围堵中国了。

科教兴国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办全世界最好的教育，既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公民，又培养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一流人才和各个层次的优秀人才。在办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上面，国家要舍得投入。另一方面是支持科研攻关，要不怕失败。越是高新技术，越接近无人区，越需要大胆探索。失败是成功之母。通过大量投入研发资源，就一定可以在前沿科技上面处处突破。

不仅要支持大学科研，而且要大力支持国家专门科研机构的研发能力，要大力支持大型国企民企提高研发投入，要形成全国有条件机构共同搞研发的良好氛围，同时又要做好协调工作。研发一定要与产业结合起来，变成产业升级。科技进步如果不能转化为产业升级，就是虚的，就是没有用的。对于新兴产业，国家也要制定产业政策予以扶持，扶上马送一程。再有20年的产业扶持，中国不仅可以在某些产业领域补上短板，而且可以在大多数产业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并行，最后在很多产业领域成为世界产业的引领，比如目前在华为5G、新能源电池和新能源汽车方面，中国已有引领优势。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扶持产业发展，都是需要有大量投入的。在这方面国家要进行持续的高投入，要想方设法将国家和社会资源集中到科教兴国和战略产业的发展上来。这不仅是因为这方面投入的回报率特别高，而且只要战略产业能发展起来，“中国创造”能领先世界，就等于中国已经真正崛起了。未来二十年，中国就是勒紧裤带也要支持科教兴国和发展战略产业，这是中国能否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二）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体，14亿中国人民足以支撑起中国产业迭代发展，只要在充分竞争的中国市场上生存下来，大概率在全世界的市场上也会有显著竞争优势，其中典型如手机、电商等等。中国不可能在闭关锁国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而只可能是在开放的市场体系下实现现代化。中国产业竞争力也就只可能靠市场上的优势。

市场竞争是残酷的，失败了就血本无归，成功了可以赚得钵满盆满。市场可以充分调动市场主体集中所有智慧参与其中，从而激发出最大的社会活力。从产业来讲，经历了市场残酷竞争和淘汰，能生存下来的才是最具有创新能力和活力的市场主体。通过优胜劣汰，市场实现产品甚至产业的快速迭代，从而推进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建立了充分竞争的市场，在每个充分竞争市场中，各个市场主体进行激烈甚至残酷（不是非法）的竞争，市场自然选择出最具有竞争力的主体，这个主体再去参与国际竞争，一定会胜多败少。也正是通过市场的残酷竞争，筛选出来最有潜力和活力的产业或企业（市场主体），从而实现产业升级和迭代发展。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前提是市场也是有规则的，是以法治为基础的。同时，也并非所有方面都只能靠市场，比如教育、医疗的市场化就容易产生大问题，住房市场化也带来了严重问题。教育、医疗、住房成为新时期的“三座大山”，沉重压力压到人民群众身上，人民群众变成房奴，以至于不敢结婚生子，这就是严重问题了。

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市场有风险，创新型产业发展能否筹得风险投资，十分关键，能否形成促进风险投资同时又可以分散风险的体制机制，就是市场与创新能否结合的关键。结合得好，科技创新、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就有了不竭的活力源泉。

市场竞争必然有失败者，血本无归。因此，越是市场体制往往就越是要有一个社会的体制来对冲与平衡。只靠市场作用，市场就会造成社会的两极化，贫富差距无限拉大，弱势群众毫无保障，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稳定的，这样的国家一定会发生社会不稳定甚至剧烈的政治动荡。

（三）搞好社会建设

要建设一个充分的市场，就同时要搞好社会建设，建设一个有效的社会。

市场是讲效率的，是优胜劣汰的，是有失败者的，也是有两极分化的。市场成功者可以获得远多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财富，这些成功者有能力保障自己的工作，有能力让自己体面地生活。问题是，市场越充分，就越是要进行更大范围和更高强度的优胜劣汰，就只可能留下更少的成功者，而产生出更多的失败者。如果市场失败者连基本保障也无法获得，这个数量庞大的市场失败者群体就一定会不满，社会基本秩序就难以维持。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社会就可能陷入激烈冲突之中。

因此，在市场条件下必须进行社会建设，必须为大多数人提供基本保障，必须让经济发展的成果让所有人分享。正是基于此，改革开放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充分市场化，国家开始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建立低保制度和全民医保，建立城乡统一的居民养老保险，以及推动建立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职工养老保险。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家取消了专门面向农民收取的各种税费，向农村投入大量资源建设城乡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建立健全农村低保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尤其是通过精准扶贫在全国消灭了贫困，全国八千多万贫困人口历史性地告别贫困，中国进入全面小康时代。当前国家又以乡村振兴统领“三农”工作，乡村振兴既要防止农村出现规模性返贫，又要为农民建设美好幸福生活。与十年前、二十年前相比，无论多么偏远的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农民生活水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相对于城市，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仍然偏低，因此近年来每年都有“农民也应当有足够的养老金”的议论。农民没有足够的养老金，就只能靠子女养老。每个月一二百元左右的基本养老保险金无法为农民保障体面的养老生活，农民过了60岁仍然要从事农业生产，或者只能靠子女养老。

欧洲发达国家已建立从出生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体系，中国不仅农村远远无法相比，而且城市福利水平也远远无法相比。也是因此，国内学界和政策部门就有一种议论，首先要做到中国城乡基本保障的均等化、一体化，然后向欧洲发达国家看齐，学习欧洲发达国家在社会建设上的先进做法。

不过，中国现在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建设上尤其是社会福利体系建设上，不可能一口吃成胖子。当前阶段，中国现代化最重要最关键的任务仍然是发展，是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建设的重点就是要形成对市场带来两极化的对冲。当前阶段要建立高水平的全民福利保障体系仍然是不现实的。

当前中国实际上是有一个比较有效也比较廉价的社会建设载体的，这就是与中国最大弱势群体的农民“三位一体”的另外“二位”的农村和农业，为几乎所有农民提供了家乡，提供了乡愁，提供了农村退路，提供了农业就业机会，提供了农村宅基地与住房，以及提供了农村熟人社会资源。虽然农村这个保障水平并不一定高，却比在外漂泊流浪要好。当前中国相当多数且越来越多的农民有能力通过市场进入城市，在城市体面安居，他们是有能力通过市场获得自己基本保障的农民中的强势群体。那些缺少进城机会和进城能力的农民中的弱势群体(包括不习惯在城市生活的老年农民)，他们就可以借助农村和农业这个土地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和传统村社熟人社会，来获得收入、就业与意义感。国家通过向农村输入资源，发展村社互助养老，让农民中的弱势群体也可以获得在农村的体面生活，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也许只是过渡也许不只是过渡的社会建设。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防止资本主义和市场体制对农村的彻底侵蚀，保留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和村社熟人社会传统，可以为农民这个弱势群体提供虽然不一定高却极为重要的基本社会保障。

（四）降低治理成本

中国现代化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尤其需要有强大的国家能力，集中统一的领导，和廉洁高效应对事务能力的行政体系。强大的国家行政能力是新中国一直以来的优势，同时，强大的行政能力又往往会自我膨胀，将本来应当由市场和社会解决的问题揽到手上，从而具有了无限责任，造成治理成本的居高不下。

一般来讲，建设美好生活应当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情，国家为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提供市场条件和法治保障。为了追求更好生活，就要自己到市场上打拼，就要承受市场风险。只有当个人追求美好生活失败以至于生活基本保障存在困难时，国家才应当提供无条件的帮助。国家只为个人保底而不能代替个人去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美好生活。

任何一个社会都一定会有小概率事件。对于小概率事件防范过严，往往不是防住了小概率事件，而是积累形成更具爆炸性的大概率事件。正常社会通过小概率事件充当社会安全阀，防小概率事件，不仅防不住，而且往往造成社会安全阀的失灵，从而可能造成更严重的问题。同时，防小概率事件必然是高治理成本的。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包括国家治理体系的正规化、规范化，国家治理能力的精准化、精细化，而且更包括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对于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首要的是治理有效。治理无效，无论治理体系多么正规复杂，都不可能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在当前阶段，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巨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从而可以举全国之力，万众一心搞建设。同时，这个巨大优势如果使用不当就可能变成劣势，其中最容易出现的一个误区就是进入本来应当由市场和社会来调节的领域，代替市场与社会，导致市场与社会活力不足。因为权力集中，以为可以防止小概率事件，结果却是为防小概率事件，极大地提高了治理成本，造成基层治理微循环的受阻，形式主义严重。

从负面角度来看，目前的行政模式容易出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困境。从正面角度来看，这种体制又是“一乱就收，一死就放，收收放放，收放自如”。也就是说，通过灵活调整，可以保持国家与社会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最佳的动态平衡。这里面特别关键的是对国家领导艺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国家必须时刻对形势进行研判，从而决定如何以及何时何地收放权力。

保持社会活力，保证市场自由，允许基层治理中出现失误与失败，从而使整个社会保有强大活力，保有原始冲动，同时又降低治理成本。低成本才可持续。当前时期，基层治理中过于强调精细治理和精准治理，过于防范小概率事件，过于严格执行自上而下的纪律，就不仅造成了基层治理难以持续的高成本，而且扼杀了社会活力。这是不利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

（五）防止浮财

针对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以及出现的发展困难，某些经济学家的建议看起来很“高大上”：“只有通过继续深化改革才能走出当前困境”。所谓继续深化改革，实际上就是要将更多之前未被市场化的领域推进到市场之中。最典型的就是他们一直认为，只要农民土地入市了，就可以产生出巨额财富；当前（以及过去和未来）走出困境的办法就是让各种生产要素进一步市场化，让农民的宅基地入市，让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以土地入市为前提），让农民进城从而在城市买房，在城市消费，以拉动内需，等等。据这类经济学家说，只要取消户籍制度，让农民进城，按城市居民水平消费，全国就可以增加30%的内需，经济就可以持续增长。他们所不知道或不想知道的是，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即使农民进城了，他们也没有钱消费。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显然不是通过将所有领域包括农民土地市场化，从而推动一般消费，提升GDP，而是要通过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提高中国经济的品质与内涵，改变中国经济的结构。

一直以来，经济学家和政策部门最乐意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城市化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他们关心的城市化并非城市为二、三产业提供了最好的场所，因为城市本身的聚集可以为二、三产业提供便利，同时，城市聚集形成规模不仅可以降低二、三产业的服务成本，而且可以提供二、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便利配套和规模经济。

他们关心什么呢？他们关心的是，当房价已是建筑成本的十倍、二十倍时，让开发商建大量房子，就可以提高地价，可以提供税收，可以拉动建材需求，可以推动装修家居业，当然也可以为开发商赚取暴利。一平方米住房建筑成本只有2000元，却带动上下游二十倍的产值，这些产值最终都成为利润进入各行各业腰包，所有人都从住房建设中赚了钱，经济也被拉动了，中国经济因此而走向高速发展道路，国家财富也突然间极大地增长了。

现在的问题是，房子毕竟不是美元更不是黄金，而是用来住的。房价推高到建筑成本的20倍，各行各业都从中赚钱了，房子却一定得有人来买。最后，买房子的市民拿出毕生积蓄付首付，一辈子成为房奴，通过牺牲自己基本生活来还房贷。因为房价很高，城市生活成本很高，城市二、三产业发展也面临着房价的困扰。

之所以高房价也要买房，因为据说进城买房是刚需，既然是刚需，那就宰你没商量。只要农民不断进城，城市住房还有人因刚需而贷款买房，城市就有了一本万利的好生意，各方面都通过这个几乎没有技术含量的建房买房行为来推动经济增长。因为房价一直在涨，房子就等于现金，有钱人就炒房，经济条件好的人就有几套房，拆迁户就有几套房。结果，在城市，除了刚需户买不起房以及年轻夫妻贷款买房、成为房奴以外，城市有钱人都有好几套房子，中国城市人均住房面积竞然超过欧美发达国家，且中国城市人口绝大多数是自有住房。一户有三套住房（300平方米），按每平方米4万元价值计算，这一户仅住房就价值1200万元，这就不只是中产阶级，而是小富豪了。

现在的问题是，只要造房子一本万利，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就一定要造出更多房子来。结果，所有刚需都满足了，而因为城市生活成本太高，年轻夫妻成为房奴，不愿也生不起二胎，生育率持续下降，对住房需求的预期下降；突然之间住房卖不出去了，过去那些等同现金的住房也就变成了建筑垃圾。接下来大概率房价持续下跌，过亿的中产阶级突然发现自己没钱了。

过去地方政府通过垄断土地供给获得了大量土地财政收入，将土地财政收入用于搞城市基本建设，也为城市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这是土地财政的贡献。不过，很多地方政府却未充分珍惜宝贵的土地财政收入，而去做了大量铺张浪费的形象工程。现在城市房价上去了，城市生产成本变得无比高昂，本来城市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二、三产业的，现在城市却让人难以生活。

以上仅是举了浮财的一个例子，以此说明，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财富。以为只是在城市建房子然后高价卖出去，就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不断内需的想法，是幼稚的。之所以进城农民愿意在城市高价买房子，是因为城市可以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而就业机会来自二、三产业发展。过度刺激房地产，不断推高房价，形成了很多浮财，结果就是房地产排斥了二、三产业，最终不仅无法为城市产业发展做贡献，而且一旦泡沫破灭，必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

同样，农民的土地也不值钱。有人盯着农民的宅基地，据说之所以农村宅基地管理职能从之前的自然资源部划到农业农村部，是希望借农民宅基地里面埋藏的“惊人财富”来搞乡村振兴事业。这种想法当然十分表面，因为耕地都不值钱，农民用于建房子的宅基地实际上就是一块荒地，这块荒地怎么可能像变魔术一样变出“惊人财富”来呢？！

中国不需要表面上的经济增长率，而需要通过改变经济结构来达到经济质的成长。一定要防止浮财，否则搞不好我们就可能落入到日本“失去30年”的悲剧中。

（六）保证粮食安全

中国是人口大国，中国人必须将饭碗端在自己手里。中国粮食出了问题，世界上没有国家能帮得了我们。实际上，世界上可以用于国际贸易的粮食很有限，且一旦中国粮食出现问题，就很可能因此被卡脖子。

当前中国主粮基本上可以做到自给有余，进口部分主粮主要是调剂性的。中国进口玉米大豆等粮食，每年进口量大约为1.4亿吨，用作饲料或榨油，这个进口量是比较大的，虽然不是主粮，也影响到广义的粮食安全。中国每年进口农产品数量如果换算作面积，据说要有五六亿亩耕地才能生产出相当数量的进口农产品。中国只有不足20亿亩耕地，复种指数在1.2~1.6之间。目前的复种指数处在低点，每年农作物种植面积只有25亿亩左右，其中粮食类作物总种植面积大概18亿亩，占全国农作物总种植面积的70%。

适度进口粮食有利于保护耕地，减少耕地过度生产所带来的地力耗损，也减少了对水资源的需求以及农业污染。从当前中国粮食生产的实际来看，因为连续十多年粮食增产，全国甚至出现了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卖粮难，粮食价格已很多年未调整。种粮不赚钱，农民缺少粮食积极性，由此带来了较为普遍的土地抛荒尤其是季节性抛荒，即本来可以种三季的土地只种两季，可以种两季的土地只种了一季。如果种粮有利可图，中国耕地复种指数可以大幅度提高，达到1.6的最高点，就可以增加大概8亿亩种植面积，这个种植面积保证粮食安全绰绰有余。

在当前粮食总体供过于求的情况下，粮食安全的重点在于“藏粮于地”和“藏粮于技”。通过技术进步尤其是通过品种改良、机械化以及新种植技术推广，粮食产量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粮食安全”应当是动态的，并非生产越多粮食就越好，毕竞对粮食的需求也是有限的，生产粮食太多，供过于求导致谷贱伤农，也是严重问题。适度进口粮食尤其是进口非主粮，可以减轻对耕地的掠夺性种植，保持地力，一旦遇到特殊情况，即可以迅速恢复土地生产能力，保证粮食供给。

当前中国完全做到了主粮自给，以及总体上的粮食安全。最重要的是，一旦遇到极端情况，在农业生产力（尤其是机械化）具备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迅速提高粮食复种指数，增加粮食种植面积，来增加粮食供给，保证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的核心是粮食生产能力。只要保持了粮食生产能力，又有足够粮食战略储备，就可以保证粮食安全。反过来，不顾条件、不惜代价将当前所有土地都用于生产最多的粮食，而不愿意从国际上进口一定数量的非主粮，其结果一是过度损耗了地力，反而不利于可持续的粮食生产；二是粮食生产过多，供过于求，也必然会谷贱伤农，不可持续。

当前粮食安全的关键是保持耕地的农业生产力，以及在特殊情况下通过提高粮价来大幅度提升耕地复种指数，从而可以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安全的基础是保有耕地的数量，尤其是保有高产农田的数量，要坚决防止农地的非农化和非粮化。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国家近年出台的法律和政策中提出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并且要求城市规划和产业规划必须以土地规划为基础，做到“多规合一”。甚至有学者和政策官员认为城市应当建到山上，因为平原、三角洲地带都是最适合生产粮食的肥沃耕地。这样的认识显然过于偏颇了，毕竟没有哪个国家是因为土地多就现代化了，反过来现代化实现程度往往与人均耕地数量没有关系。保护耕地走到极端，看不到粮食生产本身也要依靠市场（粮食供需及由此决定的价格）和技术进步，而不是只靠土地，就会犯错误。如果土地保护极端原教旨化，不计成本，不讲代价，其后果就不只是无法保证粮食安全，而且会阻碍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提高中国现代化的成本，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保证粮食安全也要尊重客观规律。

（七）有效应对“未富先老”的挑战

当前中国开始进入生育率下降的阶段，老龄化构成了当前中国仍然处在发展阶段的重大挑战。“未富先老”，这个“未富”就是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正处在中等收入阶段，国家财政能力有限，人民群众可支配收入也不高；“先老”是指中国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劳动人口与养老人口的比例越来越低。过去是四个劳动人口养活一个退休老年人，现在变成三个劳动人口养活一个退休老年人，将来可能变成两个劳动人口养活一个退休老年人。具体到家庭，则可能变成一对青壮年夫妻要养活四个甚至八个老年人。中国社会中生产财富的劳动人口大幅度减少，消费财富的退休人员大量增加。

因此，“未富先老”导致的问题是，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用到了养老，而越来越难以筹措到发展战略产业的资源，财政紧张，资源短缺，需要用钱的地方特别多，可以用的资源却没有。这正是当前不仅发展中国家而且发达国家都存在的困境。发达国家存在这个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全面的福利保障体系，尤其包括社会养老保障的高额支出。相对来讲，西欧和北欧国家比美国有更好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

中国虽然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也早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有更大的建立高水平社会福利体系的压力。

从国内来讲，建立更加优质全面且城乡均等的社会福利体系也越来越被认可。甚至社会保障方面的研究者都在以此为前提设计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比如强制要求企业单位缴纳工资总额的16%的养老保险基金。

缴纳养老保险基金是三方共同努力为劳动者建立养老保障。第一方是劳动者要将个人工资的8%拿来缴纳养老保险基金，第二方是企业单位，第三方是国家财政补贴。三者加起来要占到劳动者工资的35%左右（计入了国家财政补贴）。也就是说，如果不缴纳养老保险基金，一个劳动力的月工资可以有5000元，如果缴纳了养老保险基金，则月工资只有3250元。对于缺少现金收入的农民工来讲，他们宁愿要5000元工资，而不愿要虽然有养老保障却只有3250元的工资，原因不仅在于他们有强烈的现金收入倾向（等着积蓄为儿子娶媳妇呢），而且进城务工必然会有支出，以每个月必须支出2000元生活成本计，若有5000元收入，则每月可以节余3000元，若以3250元计，每个月只能节余1250元，两者相差甚巨。农民工顾得了现在，顾不了将来。这就是为什么农民工普遍宁愿到工地而不愿到工厂的一个原因：因为工厂必须强制缴纳养老保险，工地可以不缴，所以工地薪资水平往往更高。

因此，在设计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时，就不应当一味学习西方发达国家，也不能只是出于情怀，而应当深入理解中国国情，从国情出发，寻找中国优势，发现中国资源，以有效应对中国“未富先老”的问题。

中国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以及养老资源最少而问题最多的地区在农村，具体到农村养老问题上就有两种很不相同的应对老龄化的办法：一种是通过建立养老账户，缴纳养老保险金，到60岁开始领取养老金来养老；另一种是非账户养老，主要是以子女养老为主，同时辅之以村庄互助养老。后者是当前中国农村普遍的现实，前者则是当前政策部门着力打造的未来。

应当说，这两种办法都存在一定合理性。无论哪种办法，国家都要给予一定资源支持。现在的关键是，国家到底应当将支持农民养老的资源主要投入到哪个方向上。仅仅从农村养老来看，农民有两个十分重要的资源或条件：一是村集体所有制，让每个农村老年人都有自己的住房和承包地；二是村社熟人社会传统。利用好这两个资源，村庄实际上是可以做到低成本养老的：只要身体健康的农村老年人从事农业生产，就不仅有收入，而且也算就业，是可以将生活意义和社会交往建立在劳动之上的；如果有国家一定财政支持，村庄低龄老年人可以为高龄老年人提供相对有效的互助服务，从而只需要较少资源，就可以建立水平不低的基于农村资源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8】【9】。

（八）防止过度经营县城

县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郡县治，天下安”。一直以来，县域经济也受到充分重视。尤其在当前时期，县域经济既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保障，也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了有效途径。通过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就业，推动产业发展，拉动GDP增长，就成为全国绝大多数地方政府进行决策的重中之重。也正是因此，经营县域，发展县域经济，长期以来都是全国各地工作的重点之一。近年来全国几乎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推动的“扩权强县”，更是为经营县城加了一把火。

中西部地区领导普遍有一个认识，就是中西部地区大中城市的发展，尤其是省会城市的发展并不比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差太多，真正差距是在县域经济，如果县域经济能够赶上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就可以迎头赶上。这种认识在学界和政策部门很有市场，也是近年来中西部地区普遍推进“扩权强县”改革的认识依据和动力来源。

问题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县域经济与中西部县域经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早在20世纪70年代，东部沿海地区就开始了迅猛的乡村工业化进程，到世纪之交，整个东部沿海地区农民离土不离乡，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均已城市化。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外来劳动力。密集的二、三产业，良好的基础设施，便利的交通，以及城乡一体的规划，使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不分城乡的庞大城市经济带。虽然在这样的城市经济带内仍然存在县乡村建制，但这样的建制不过是名不符实。之前的以农业为主的农村已经不存在了，县域经济变成沿海城市经济带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因此，虽然名义上仍然是县乡村，实际上二、三产业高度发展，GDP总值和人均GDP都远远高于以农业为基础的中西部地区。全国百强县基本上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就是这个原因。

中西部地区虽然在20世纪也一度兴办了繁荣的乡镇企业，却在20世纪90年代关停，乡村工业化戛然而止。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土离乡，进城进厂，农村出现了普遍的空心化和老龄化，农业变成以老年人为主，再加上内生出来数量不大却很重要的中农。

到目前为止，全国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都十分缺少现代制造业，其中原因是产业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尤其是外向型加工制造业需要几个条件：离港口近（沿海）；形成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基础设施好；距离市场中心近（容易获取市场信息）；以及可以从区域经济中获得技术支持和产业配套。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制造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经济带及中西部大中城市，而中西部县域经济却发展不起来现代制造业。

在当前全国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中西部县域发展现代制造业就更加没有可能。即使从沿海淘汰下来的落后产能进入县域经济也会因为成本高（配套不全）而难以生存。更麻烦的是，中西部地区“扩权强县”，县域经济与地市争夺从沿海转移过来的“落后产能”，就会造成产业分散的规模不经济，结果就是县域经济固然发展不起来，地市经济也因为缺乏经济集中度而难以发展【10】。

没有现代制造业，没有第二产业的就业，就不可能发展出像样的第三产业，县城也就不可能为进城农民提供充分就业。在这种情况下经营县域就只有一种可能，这就是想方设法在县城发展房地产，千方百计鼓励农民进县城买房，而农民用于买房的收入只能来自务农和外出务工。也就是说，经营县城变成向留村务农的农民和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榨取财富，农户家庭在县城买房却没有就业，他们买的房就无法住，就将自己一生劳动所获得财富变成无用且无益的房子。这样来经营县城就会榨干农民血汗，而且几乎肯定会留下严重的县级政府的债务（无论用什么形式比如城投公司）。

当前全国中西部地区都正在以东部沿海地区县域经济作为目标来经营县城，这样的经营肯定是不能成功的。过度经营县城的病一定得治。

（九）防止乡村振兴中的激进主义

乡村振兴是“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当前关于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存在着显著的理解偏差，实践中产生了很多问题。乡村振兴必须放置在中国现代化的大背景下理解。首先要理解为什么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及要振兴谁的乡村。中国现代化必然同时是城市化的过程，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农村出现了普遍的空心化和老龄化。这是现代化的必然。

农民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进程，也一定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农民进城是为了谋取更好的生活，他们在城市务工经商，积攒在城市体面安居的资本。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一部分进城农民实现了他们在城市体面安居的目标，他们顺利融入城市，成为城市人。他们是农民这个弱势群体中的强势群体，是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获益者，是有能力在市场经济大海中游泳的勇者。虽然出身是农民，他们却已成为地地道道的城市人。他们就不再需要乡村振兴战略来为自己获益受惠了。

进城农民中仍然会有相当一部分家庭难以在城市体面安居。他们努力在城市打拼，却屡屡失败，他们就需要有万一打拼失败时的农村退路。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年轻时进城打拼，年老时仍然未能获得城市体面安居条件而可能返乡。这些进城农民就与农村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他们来讲，乡村振兴就是要为进城失败保留退路。

在农民进城大潮中，有相当一部分农民仍然留守农村。留守农村的农民有两类群体：一类是农村老年人包括进城失败返乡的老年人；一类是仍然可以从农村和农业中获得收入的中农家庭，这些中农家庭通过获取进城农民让渡出来的各种农村获利机会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供农村社会服务，增加了收入，从而可以在农村体面生活下来。

对于留守农村的老年人和中农来讲，乡村振兴就变得十分重要。留守农村农民的最大关切是能否获得与城市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是能否保持基本生产生活基本秩序，等等。乡村振兴战略为仍然留村农民提供了生产生活基本秩序，破解了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从而使留守农村的农民仍然可以获得相对体面的生活。

中国现代化一定同时是城市化的过程，二、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农业产值占比越来越低。在中国人口有接近一半为农村人口时，农民进城是大势所趋。城市比农村有着多得多的市场机会，越来越多农民进城淘金。进城农民越多，就将越多之前他们在农村占用的资源和获利机会让渡出来，也就让留守农村的农民更容易捕获这些资源与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化一方面造成了农村空心化，农村变得萧条；另一方面却大大缓解了农村人地关系的紧张，使留守农村的农民有了更多获利机会。

乡村要为什么人振兴？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乡村振兴是为了农民。之所以是为了农民，是因为农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庞大的弱势群体。也就是说，乡村振兴首先要为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提供应对市场与城市化挑战的能力。

虽然总体来讲，农民是中国现代化中的弱势群体，却并非所有农民都是弱势群体。

所以，乡村振兴尤其要为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中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农民中的弱势群体既包括进城可能失败的农民及他们的家庭，也包括留守农村的老年人和中农。

既然乡村振兴的主要目标是服务于农民中的弱势群体，乡村振兴就显然不可能将乡村建设得比城市更好，而只是要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弱势的群体提供基本保障和进城失败的退路。这是一个底线的标准，而非当前全国地方政府普遍将乡村振兴等同于美丽乡村建设的错误实践。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是为城市化与市场化中的相对弱势群体提供保底与出路，是保障性的，基础性的，是为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尤其是农民中的弱势群体提供服务的。当前乡村振兴地方实践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目中无人，不知道乡村振兴究竟是要为什么人服务，结果就是大量乡村振兴投入打了水漂。

图源网络

四►

中国现代化必须正确处理的

重要关系

中国现代化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按图索骥，不能没有主次，而必须对所有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在具体分析中找到一个时期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再来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一步一步通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下就一些基本且重要的关系进行辨析，以提供思考当前中国现代化对策时的条件。

（一）先与后

过去一度有“四化同步”的说法，即“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整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如果机械理解“四化同步”，就容易变成让农民进城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而一般理解的农业现代化都是以土地流转形成规模经营为前提的。这样的理解就变成：随着农民进城，将进城农民土地流转出来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这就将农民进城与农业现代化甚至土地规模经营等同起来，在地方政府的实践中就变成出台各种政策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甚至鼓励资本下乡流转农民土地，以尽快断绝农民与土地的联系。

但实际上，中国农民进城恰恰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性进程。农民进城往往先只是家庭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而年老和年幼家庭成员留村，农民往往是年轻时进城而年老时返乡，以及农民总是在城乡之间不断地往返。他们进城的同时都会保留农村退路，一旦进城失败就要退回农村。

农民进城的这种复杂性就决定了农民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承包地。当前中国三分之二的耕地仍然由农户家庭自种，接近90%的耕地仍然由本村农户耕种，且绝大多数耕地仍然是小规模经营。这就说明农民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是不可能同步的关系，而有一个很长的时差。只有当中国绝大多数农民都已进城且在城市体面安居时，中国农业现代化才可以进入快车道。也就是说，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小农户经济仍将是中国农业的主要实践形式。

关于中国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关系也颇为复杂。显然，没有农村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原因是整体是包含局部的，中国现代化内在包含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没有实现现代化，当然不可以说整个中国实现了现代化。这样讲“没有农村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现代化”，当然是毫无问题的。同时也可以讲，没有中国现代化也就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因为中国现代化最核心的指标是工业化，以及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当前阶段，中国现代化内部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显然不可能是同步的，也不可能等量齐观，而必然是有主次、先后和缓急的。当前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来讲不是那么急。原因是农村土地仍然为两亿多农户提供农业收入、就业与意义来源，农业规模经营条件并不成熟。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是进城农民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而如果离开了工业化和产业升级，离开了中国经济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城市就不可能为进城的多数农民提供就业与收入保障，他们就不敢放弃农村小块土地，农业现代化也无从谈起。

以上讨论是想说，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是不可能任何事情都同等重要，没有先后、主次和缓急的，而总有一些部分是主要矛盾，是一个时期的重点任务，是必须优先重点解决的问题。当前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矛盾是突破国际既得利益结构的围堵。因此，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才是中国现代化重点的重点，关键的关键，农业现代化则应当“慢半拍”。当前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关键不是所谓现代化，而是要为仍然要依托农业和农村的数量极其庞大的农民中的弱势群体提供农业收入、就业基本保障以及进城失败的退路。

（二）城市与乡村

现代化必然意味着城市化。当前中国城市化率已达67%，不过中国户籍城市化率不到50%，户籍城市化率与居住地城市化率之间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约20个百分点的差距。这也是被学界和政策部门广为诟病的中国户籍制度的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痼疾。也因此社会共识是取消户籍制度，推进城乡一体和城乡融合。楼继伟和刘尚希等人更是认为借此可以焕发出中国30%的经济增长潜力。

现在的问题是，除极个别情况以外，农民进城几乎不再受到户籍限制，反过来倒是地方政府普遍鼓励农民放弃农村户籍进入城市。从地方政府来看，农民放弃农村户籍至少有两大好处：第一，有利于推动农村土地集中以及因此更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第二，农民进城买房就可以极大拉动内需，提高地方GDP和增加土地财政收入。

问题是农民并不愿意随便放弃农村户籍。很简单，目前农民进城往往只是家庭部分成员尤其是青壮年农民进城，而老年父母仍然留守农村，以及进城农民可能年老返乡。农民普遍保留返乡退路是一种理性选择，是他们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智慧。实际上，不仅农民个体家庭容易出现不确定性，而且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诸如经济周期甚至社会不稳定都并非不可能，保留退路的农民这个时候就不只是给自己留了退路，而且可以极大缓冲城市里的不稳定【11】。

保留农民在农村的退路，允许农民城乡两栖，这是对中国最大弱势群体的农民基本人权的保障。对于农民来讲，保留农村户籍和农村退路是权利而非歧视。在这个意义上，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并非剥削农民的结构，而是保护农民的结构，因此可以称之为“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相对分离，各自具有不同的功能。城市是中国现代化的主阵地、发展极，农村则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正是通过城乡互补关系构造出具有强大适应性的中国式现代化。只有当城市发展到更高级阶段，进城农民都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有稳定就业与收入，进城农民就可以真正离开作为退路的农村，城乡二元结构就自然破除，城乡一体和城乡融合就水到渠成了。

(三)市场与社会

中国改革开放，其中关键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越来越起决定性作用。当前中国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了。可以说，正是市场体制让每个市场主体都要对自己的市场行为负责，而极大地激发了市场主体的内在动力，市场主体通过各种探索与创新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创造出巨大社会财富。

市场本身又存在风险，也就存在市场中的失败者。同时市场本身具有极化效应，甚至带来社会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因此，市场体制本身不可能无所不及，有些领域就是非市场或弱市场的，比如一些民生领域就是弱市场的。同时，市场体制本身也是受约束的，没有不受约束的市场。

中国改革从建立市场体制开始，市场体制逐步深化，替代了之前的计划体制，同时也动摇了传统的社会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就是拜市场体制不断扩展所赐。所以有种说法：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来发展经济。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再次面临困难，某些经济学家因此主张通过进一步深化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来释放经济增长潜能，他们认为最为重要的市场化改革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破除农村社会对农民的保护，让农民进入到更加市场化的体制中，变成更加合格的市场劳动力和市场消费者，农民土地也通过市场化变成可计价的财富。

他们不明白的是，即使通过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可以释放出更多市场潜力（其实不可能），这样一种让农民脱离土地，将他们赖以为基本保障的农村社会市场化，就可能让数亿农民无家可归。这样一种市场化的设计，就是以破坏农民生计为代价的。这种设计即使可以带来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却可能造成数以亿计流离失所的农民。这些农民完全可能在一次经济周期中成为颠覆性的破坏力量。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市场体制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甚至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都有强大市场力量在起作用。市场带来的个人风险和社会两极化程度都在加深，而中国现在还无法建立完备的与市场构成对冲与平衡的社会保障体制。在这个时候，对于最弱势的农民来讲，农村集体所有制和传统村社熟人社会，就是农民最可以抓得住的社会保障。正是有了这个保障，农民才有底气进城碰运气，也才能在市场失败时返回家乡。正是农民的家乡为他们提供了在城市市场上打拼的勇气和底气。

越是市场化，就越需要有社会体制来对冲和平衡。中国现代化进程也同时是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进程。虽然中国仍然未能自上而下建立起完备的社会保障体制来对冲与平衡仍在深化的市场体制，中国农村却仍然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与传统的村社熟人社会，中国农村因此成为与市场体制相对冲的保护农民的力量。在现阶段深化市场体制改革，无论如何不能触动农民的底线。正是农村社会为中国仍在深化的市场改革提供了冗余和缓冲。

（四）沿海与内地

我们国家有能力在全国强有力地推进政策，而国家部门的很多政策都是由先进地区创造出经验，然后推广到全国。其中几项比较典型的经验如上海垃圾分类、浙江美丽乡村建设、江苏农业农村现代化，都是走在全国前列，并很快变成国家部委向全国推广的先进经验。

从生产出先进经验的地区来看，因为可以生产出由国家部委推广供全国来学习的经验，这就不只是地方荣誉，而且可以提高地方知名度，带来国家资源投入以及地方官员晋升。每个地方政府都有很高的积极性来生产经验并维护经验。从学习经验的地区来看，往往因为地方情况不同，资源能力（尤其是财政能力）不同，全面学习有困难，就集中资源打造几个亮点，或学形式学皮毛，由此造成严重浪费。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前中国实际上已形成两类相当不同的地区。一类是经济发达、人口密集、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备、城乡一体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这些地区只占不到全国10%的国土，生产了全国一半的GDP，居住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这些地区因为经济发达，农村工业化，农民生活方式与就业早已城市化了，可谓城乡融合的典型。即使县乡村体制仍然存在，这些农村体制也只是形式，实质上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已融入城市经济体系内，成为沿海城市经济带的内在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本质上是城市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与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农村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第二类地区是经济不够发达、人口正在减少、城乡分开的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农村缺少二、三产业，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土离乡，农村以留守老年人从事小规模家庭农业为主，农民家庭普遍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

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仍然以农业为主，这与东部沿海地区已融入城市的农村是完全不同的。最重要的是，东部沿海地区农村的现在并非中西部地区农村的未来。其原因在于，正是因东部地区发展起来了，在产能严重过剩的时代，中西部地区农村丧失了再工业化的可能。中西部地区农村未来只可能是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而留下较少的农民耕种进城农民流转出来的土地，最后形成适度规模经营，达成一定的平衡。

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所创造的经验与中西部地区无关。中西部地区不需要东部地区创造的先进经验，东部沿海地区也没有必要为了创造经验搞得“地主家也没有余粮”。这就是当前中国沿海与内地之间应当明晰的一个关系。

（五）大概率与小概率

在基层调研，最常见的就是上级部门布置紧急任务进行安全排查。原因是一旦全国某一个地方出现了一例安全事件，中央部委一般都会在极短时间内要求全国所有地方进行相关安全检查，举一反三，严格排查，绝对不能应付了事。中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本就很高，中央各个部委频频向全国基层下发紧急排查通告，基层经常接到上级安全排查要求，以至于很多时间都用于回应上级要求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基层真正重要的工作了。

应当说，中国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农村人口城市化，人口频繁流动，社会也处在转型中。在如此庞大人口的国家，在如此快速的发展阶段，出现一些事故也在所难免。经过自上而下的严格要求和每次发生事故的严格排查，当前中国发生安全事故的频次其实已经很低了。问题是，无论发生安全事故的频次有多低，也不可能为零，因此就仍然会不断有上级部门因为一人生病而让全国吃药的情况发生。

总体来讲，全国各地发生的安全事故都属于小概率事件，属于意外和万一。如果频繁出现安全事故，群众就没有安全感，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影响。也正是最近10年高强度的安全整治和全国频繁的安全排查，将地方安全事故下降到了比较低的水平，真正让安全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追求安全也不可以绝对，因为绝对安全是不存在的，非要追求绝对安全，就会造成社会治理上的较大效率损失。

在如此巨大的中国，正处在转型时期，各个部门面对偶发的小概率事件，应当仔细研判，对于大多数偶发事件不要上纲上线，单独处理就可以了。对于具有趋势性的安全事件则应当举一反三，在全国开展排查，以绝后患。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是零事故的，追求零事故必然要花费巨大的治理成本，而且会让社会缺少对事故的容忍力，降低社会的韧性。

（六）及格与顶格

现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特别强调精细治理，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精益求精。上级对基层的检查不能容忍基层治理中出现任何瑕疵。做任何工作都要办事留痕，以防万一出现说不清楚时检查对证。基层治理往往被要求用最大热情、最高标准、最强规范、最快速度去做好每一件事情，而实际上基层治理所面对的事务往往细小琐碎，差异极大，很难将每件细小琐碎的事情都做好。结果就是治理成本巨大，治理效果不如人意【12】。

当前基层治理中普遍存在排名现象，极端的一个地方有数十个条线，每个条线都对下级进行百分制考核，然后将所有考核下级得分加权排名。条线考核成绩计入总考核，对参加总考核的下级进行排名。前三名不仅有精神奖励，还有物质奖励，后三名则不仅挨批评，发黑旗，而且扣发奖金。连续两次排后三名，则单位负责人免职。类似这样的排名极大地激发了各个单位部门和政府按最高要求来开展工作。结果就是，一方面，地方工作很快就得到了推进；另一方面，推进工作中也浪费了大量治理资源，做了很多形式主义工作。

事实上，对于大多数地方政府和基层治理单位，并不非得要求所有工作都按顶格要求去做，大部分工作只要及格就行。因为及格可以保证基本秩序的同时，大幅度减少治理投入，降低行政成本。只有低成本才能可持续。

（七）基尼系数

关于基尼系数，据说接近0.5就意味着不稳定，而中国基尼系数长期接近0.5,一些民间统计机构的统计数据早就超过了0.5。这很有趣，为什么中国社会稳定几乎不受基尼系数的影响呢？

中国基尼系数之谜可以做两个方面的解释。第一个是，当前关于中国基尼系数的统计是有问题的。因为当前中国基尼系数低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农村，而农村仍然存在着大量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和自然经济成分。这些经济成分实实在在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却很难算作农民收入，因此统计出来的基尼系数就偏高。

第二个则是，中国存在着显著的城乡二元结构。按居住地中国城市化率达到67%左右，而按户籍城市化率不到50%，两者相差近2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占总人口20%的进城农民保留了农村户籍，他们在农村还有土地、宅基地甚至住房。他们即使是城市中的低收入群体，因为他们在农村有退路，他们也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选择而不至于成为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仍然住在农村的三分之一的人口，他们在农村有住房、有土地、有熟人社会关系，再加上他们子女往往在城市有务工收入，国家也还有各种补贴，他们在农村的生活质量不会太差。无论被统计出来的收入有多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同样的现金收入，在城市生活艰难，在农村却可能还生活得不错。毫无疑问，农民是中国各阶层中收入最低的群体，正是农民的低收入推高了基尼系数。如果农民实际福利远高于可以统计的现金收入，以及农村本身生活质量并不差，农民为什么要反对现行体制，成为这个社会中的不稳定力量呢？！

（八）没有无缘无故的财富

有一次到部委开会，部委一个司长讲，乡村振兴现在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筹资困难。之前指望靠农民退出宅基地来筹集乡村振兴资金。现在看来，城市建设已近尾声，对新增建设用地需求不足，农村宅基地换不出钱来。

精准扶贫需要大量投入，一些贫困地区采取“几个一点”来筹资，其中包括让农民退出宅基地，再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筹集经费，其中仅安徽金寨县就筹措到50亿元，河北阜平筹资也达数十亿元。

包括中央一号文件在内的中央文件近年来反复提到要让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而除了从土地上获得租金以外，似乎没有其他增加财产性收入的办法。通过增减挂钩让农民退出宅基地获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一亩可以有几十万元，就成了很多学者和政策官员设计政策做好事的目标。

周其仁更是讲，只要允许农民土地入市，就可以产生出巨额的财富【13】。周其仁认为，城郊农民土地非农使用的增值收益应当主要给到农民，这样农民就自然会有大量财产性收益。问题是，城郊土地非农化增值收益给到城郊农民，实际上只不过让城郊农民成为土地食利者，这与全国农民从土地上获得财产性收入没有任何关系。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学界和政策部门都存在一个严重误会，就是有一种叫作建设用地的土地可以十分值钱，一亩地在城市可以达到上千万元，在农村也可以达到几十万元。问题是，中国最肥沃的耕地，每亩年产粮食也就2000斤，按每斤1.5元，一年产值也就3000元，扣除生产成本，利润最多也就1000元，按5%财务成本反推其价值，一亩地也就2万元。吊诡的是，拆农民房子再复垦为耕地，形成农村减少建设用地指标，每亩可以达到50万元，超过最肥沃耕地价值的25倍。这里面肯定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里？实际上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是由国家控制的，本身并非市场而是计划的产物，当然也就不可以当作市场交易形成价值，因为本来就不存在这些价值【14】。

（九）收权与放权

我国的国家权力从中央到地方，要经过很多层级，包括省、地级市、县、乡镇和村，共有六个行政层级。其问题是不好掌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特别容易出现“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问题。反过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当地方缺少活力时，中央就开始放权，而当地方乱作为时，中央就开始收权。正是通过中央周期性地收权与放权，形成了中国政治和行政体制中生动活泼的局面，支撑了中国从建国初的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到目前中等收入且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位置。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政治与行政体制就是“一乱就收，一死就放，收收放放，收放自如”，其中关键是，中央有权力决定何时收权，何时放权，以及中央将权力收放当作一门治理艺术，国家领导人往往都有着高超的领导艺术。这也是中国现代化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中国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其宏大程度史无前例，涉及的各种事务也极其巨大。本文主要基于近年在全国基层调研的所见所闻所思，试图从整体角度提出问题，以引起学界和政策部门的讨论。笔者以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必然艰辛曲折，也一定会走弯路，可以通过百家争鸣，热烈讨论，形成共识，少犯低水平的错误。希望本文所提框架及诸问题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能通过讨论减少低水平错误的发生。

注释

【1】贺雪峰：《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贺雪峰：《城市化的中国道路》，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108页。

【3】这里只陈述事实，不涉及价值评判。

【4】贺雪峰：《城市化的中国道路》，第126页。

【5】蔡昉：《户籍制度改革的效应、方向和路径》,《经济研究》2023年第10期，第4-14页。

【6】《专访刘尚希：防止中国经济步入新“L型”,需要一次更广泛的改革》,《经济观察报》2023年7月29日；楼继伟：《把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经济日报》2023年7月9日。

【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8】贺雪峰：《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阶段与村社集体养老应对——以浙江省H县调研为例》,《学术论坛》2023年第3期，第1-11页。

【9】桂华：《城乡关系视域下农村养老体系建设》,《学术论坛》2023年第3期，第12-20页。

【10】贺雪峰、卢青青、桂华：《扩权赋能与县域发展的定位》，《社会发展研究》2023年第2期，第1-22页。

【11】杨华：《大后方》，北京：东方出版社2023年版。

【12】房宁：《“顶格管理”逼得基层搞形式主义》,《政工学刊》2021年第2期，第81页。

【13】周其仁：《城乡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14】贺雪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逻辑与谬误》,《学术月刊》2019年第1期，第96-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