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生平三大憾事：22岁小舅子服药殒命，父亲遗憾去世

2015年，他正式放弃美国国籍，改回中国身份证明，公开说想以中国人身份再冲一次诺贝尔奖。

从那句公开的话算起，他晚年有个很直白的愿望，听起来像个刺，既真实又难碰着。回到清华后，他把日子更多放在教书和做研究上，体力和年纪让很多事变得慢了，但并没有完全停下脚步。八十多岁还能上普通物理的课，照常站在讲台上，带学生、主持课题，亲自插手团队构建，甚至把姚期智、王小云等人拉来一起搭平台做事。说白了，他喜欢看着年轻人出成果，那份喜悦比什么都真切。

他常常说：“还能做点就做点。”同事们听着，有沉默也有会心的笑。大家都知道，他嘴里那点事儿不光是学术，还有一份迟来的归属感。深夜里他一个人在办公室，案头摊着讲义、论文和算式，偶尔会想起那些没做完的题和未竟的理想。有时候他会低声说出来，想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再拿一次诺奖，身边人往往面带无奈，没人直接拆穿那话的现实难度，气氛总是夹着一份温和的遗憾。

把视线拉回更早的岁月，就能看到他在学术上的重量。1954年他提出的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后来被当作粒子物理学的重要支撑，学界常把它拿来和麦克斯韦方程相比。1967年他提出的杨-巴克斯特方程，又给研究开出了一条新的路。把这些成果放在任何人的履历上，都是耀眼到能当话题的。但光环之外，生活里的裂缝并没因此被补平。

1957年那会儿，诺贝尔奖刚拿下，外界看着是风光无限，家里却发生了悲剧。妻子杜致礼的弟弟杜致仁当时在哈佛读书，1956年到了美国，住在他们普林斯顿的住所里。留学的开销成问题，台湾方面的资助突然中断，银行的信汇也被切断，家里寄过来的钱被扣住了。杜致仁的母亲去求助蒋介石，得到的回复并不实质。那年夏天，杜致仁在杨家里吞服大量安眠药，发现时已经来不及。年仅22岁的生命就此戛然而止。事后杨振宁很少公开谈起这段往事，但可以想见，那种当年没能帮上忙、看着一个年轻人在自家屋檐下走到绝路的愧疚感，是深深刻在心里的。

往回看，他和父亲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父亲杨武之本身是中国早期的数学博士之一，1928年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对儿子的期望很高，小时候就留下“此子似有异禀”这样的评语。父亲年纪大了还三次跨洋到日内瓦去见他，时间分别在1957年、1960年和1962年，每次目的都是劝他回国。带着这样的使命，老人去了北京、见了亲家，还把家书托人带回给女儿，甚至带他去领事馆看纪录片，试图用那些变化来打动他。可当时国内的政治氛围和科研条件还不足以让他安心回去，年轻的他在现实之间摇摆，最终没有马上答应。

1960年那次，母亲也去了，描绘上海的场景，讲到排队买豆腐这样的细节，想让儿子看到生活的真实一面。父亲回国后感慨，觉得自己也很难把中国的前途说清楚给儿子听。1962年第三次见面时，父子俩在一些基本观念上争得面红耳赤。杨振宁问父亲，过去教他的那些标准是不是还合适，父亲却回了句：很多以前的标准是错的。那句话像刀片一样，割开了两代人的理解。之后父子关系没能真正愈合，直到1973年杨武之去世，心里的那道疤一直存在。晚年写回忆时，他也承认父亲临终时心里没完全放下他当年的选择。

这些年来的轨迹交织在一起：学术的成就像灯塔，把人放在世界的视野中；家庭的裂痕和那些不可逆转的痛楚，则像暗礁，永远藏在视线之外。1957年的诺贝尔奖让外界看见他的才华，那段时间同时发生的私人悲剧却在生活里留下深刻的影子。多年以后他选择回到国内，改回中国公民，更多的是把自己的学术能量放在离故土更近的地方：教书、建院、组团队，拉人手，看着年轻人一点点做出成绩，这些具体的事让他觉得有用、有价值。

在清华，他不是那种只会指点江山的学者。他会亲自参与课题讨论，会在黑板上写出一连串算式，会和学生讨论哪些问题值得追。看着学生把他提出的想法继续延伸、把实验做下去，他像个乐此不疲的老人。每当年轻人出成果，别人知道他是开了绿灯的人，背后其实是很多年在做人的事——搭桥、引路、撑一把伞。

但有些东西确实回不去了。那些无法重来的节点像书页被撕掉一个角似的，总能在翻阅时碰到。生活留下的东西不是光荣证书，而是一叠一叠的讲义、旧日的论文手稿、学生名单，还有几段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在很多个夜深人静的时刻，他会坐在台灯下，把这些纸张摊开，指尖停在某一页，像是在和过去对话。房间里只有钟表的滴答声，窗外偶尔有汽车的灯光从树影里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