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南战争到日俄战争——近代日本崛起之路（四）扩大皇权

1878年5月，参议兼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乘马车进宫途中，遭到石川县士族岛田一郎等六人的袭击，被刺身亡。大久保死后，明治政府追赠他为右大臣、正二位，并为他举行维新以来第一场国葬，葬于东京青山墓地。

行刺者岛田一郎等人是自由民权派人士，他们在《斩奸书》中列举如堵塞公议、压制民权、视政治为私物、排斥慷慨忠义之士等罪状，谴责了大久保的专横和失政。这是士族民权派的典型主张，是被排斥于政权之外的在野士族群众，借欧美式的自由民权思想，表示了对政府强烈的不满情绪。

大久保利通（1830—1878年）

与此同时，随着自由民权运动要求开设国会的请愿呼声日益强烈，政府首脑鉴于欧美先进国家的革命历史，对于自由民权运动愈感到恐惧。明治政府虽然一再拖延时间，然而在自由民权运动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被迫作出让步。政府为了防范在实行立宪制后，出现危及天皇制政府专制统治的危险局势，一方面排斥民间起草的宪法草案，另一方面，除在宪法的起草工作中贯彻岩仓在《大纲领》中提出的基本方针外，还在意识形态、军事、政治和财政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天皇制的措施，进行了一系列制定宪法前的准备工作。

为了加强天皇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树立天皇的权威，政府进行了空前的一次接一次的天皇到各地巡幸。以1876年6月从东北到函馆的五十天巡幸为开端，实行了诸如1877年1月到关西，1878年8月经信州到北陆、京都、东海道的七十天，1880年6月到名古屋和京都的四十天，1881年7月再到东北和北海道的七十天的一系列大旅行。

在巡幸过程中，明治天皇带着以右大臣岩仓、大隈和井上两参议等政府首脑为首的300名随员，还有400名警察。这些巡幸对于不知有天皇存在的民众来说，在使其认识天皇的权威方面有很大的效果。社会主义者木下尚江少年时在松本亲眼看见1880年的巡幸。他在其自传《忏悔》中记述了如下的情况：

……在雨中从十日里、二十日里的山中，背着婴儿，扶着老人，互相招呼，出来“参拜”天皇。一旦允许自由通行，道路两旁 的男男女女争先恐后地跑出来，互相冲撞，互相推挤，豁出弄脏了衣服在泥中争抢起来，他们拼命争抢的是马蹄踢起的和马车溅起 的沾满泥土的小石块。在他们之间普遍流传着，“如果拿到天子走过的砂石，则家里安宁、五谷丰登”这样的信仰【［日］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卷一》】。

这些巡幸密切了地方官吏、户长、豪农等地方领导者同天皇之间的关系，使人民知道了天皇的存在，起到了与自由民权运动相对抗，奠定天皇制基础的作用。

天皇的巡幸，是以加强官僚统治的软弱体制和使天皇积极干预政治为目的的。早在1877年8月，在宫内设置了辅佐天皇的侍补，由保守派的吉井友实、土方久元、元田永孚等人充任。这个制度是鉴于士族叛乱和自由民权运动，为确立天皇亲政的名义，由伊藤博文和大久保利通提议而建立的。另外，将太政官移至宫中，规定内阁的机要事务由御前会议来决定。

天皇在巡视地方、视察学校的过程中，天皇的侍讲、宫廷官僚元田永孚于1879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教学大旨》的文章，公开主张教育的根本精神以讲授仁义忠孝的道德为第一。文部省按照这一精神，加强了国家对教育的干涉。1881年5月，制定了《小学校教学规则纲领》，规定“修身”课在各门课程中居于首要地位，历史课应以培养尊王爱国的精神为目的。还制定了《小学教员须知》和《学校教员品行检定规则》，对教员的思想和教育方针进行严格的控制。这两项法令在公布之前天皇均曾过目，这是天皇对教育的直接干预。

1882年，元田永孚根据天皇的命令，编写了充满忠孝仁义的《幼学纲要》，发给全国小学学习。1886年，内阁制订了《帝国大学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师范学校令》等四个比较完整的教育法令，进一步改革了教育制度。这些法令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要从小学到大学，向学生系统地灌输国家主义和天皇主义，培养为天皇制国家效力的思想。

明治天皇政府为巩固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加强对军队的直接控制，重申军队直属天皇，还利用孔孟思想和武士道精神控制军队，使之誓死效忠天皇。西南战争后，设立了直属天皇的参谋本部，从此统帅和军令便脱离一般政治而独立。1878年“竹桥士兵骚动”后，陆军卿山县有朋发布了《军人训诫》，明确提出维持军人精神的“三德”是“忠义、勇敢、服从”，禁止士兵评论天皇、议论朝政。由于民权运动的蓬勃发展，军队中也出现了不稳的现象。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加强对军队的统制，在1881年1月建立了宪兵制度。1882年1月，又以天皇的名义颁布《军人敕谕》，向士兵灌输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素等五项“武士道”精神。其中写道，“朕是汝等军人的大元帅”。从此，日本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率”。参谋本部直属天皇，天皇直接掌握军队，使议会不能左右政局。

1882年2月，岩仓具视建议，为了制定宪法，首先必须确立天皇制政权的经济基础，最紧要的任务是确定“皇室的财产”。他引用英国政治家的名言——政治权力与财产成正比，主张“把皇室财产扩大到和全体国民财产没有多大差别的程度”，以便将来政府的预算案被国会否决时，可从皇室财产中支付官吏的薪俸和陆海军经费，以保证皇权不受国会、政党的牵制，千秋万代，永不动摇。

1872年，皇室的土地只有1,000町步（每町步约为99.2公亩），1885年增加到3.2万町步，九年后又激增至365.4万町步，扩大了3,653倍。1885年12月，在宫内省设置了御用局，负责管理这些皇室的土地。1889年，政府又将佐渡、生野两个矿山从大藏省矿山局移交给御用局。御用局又从印刷局把王子制造厂接管过来。

根据《皇室财产沿革记》的记载，明治天皇从孝明天皇那里只继承了10万余元的遗产，1875年增加到51万日元，到1884年增加为192.7万日元。1884年12月，日本政府决定把自己持有的银行股份500万日元编入皇室财产。1887年日本政府又把它在日本邮船公司的股份260万日元编入皇室财产。到当年末，日本皇室财产激增到788.5万日元。1889年宪法公布时，皇室财产已达到1,000万日元【［日］黑田久太《天皇家的财产》】。天皇依靠权力掠夺人民的财产，成了日本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的财阀。

岩仓具视（1825—1883年）

为了扩大统治基础，扩大并加强华族制度，明治政府于1884年7月仿效德国的贵族制度，颁布了《华族令》。除旧公卿、藩主之外，又把维新功臣乃至新兴财阀列入华族，设公、侯、伯、子、男五等世袭爵位。当时共有华族509名。原则上，旧公卿根据门第、旧大名根据领地米谷产量来确定爵位。同时，士族出身的维新功臣也被授予爵位，成为新华族，即“功勋华族”。伊藤博文、黑田清隆、山县有朋、井上馨、西乡从道、松方正义、大山岩等都成了伯爵。在名列新华族的百人中，旧萨摩出身者29名，旧长州出身者23名，两藩合计超过半数。1887年5月，又追加了17名华族，其中有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和大隈重信。板垣因旧自由党员有反对意见而表达辞退之意，但政府声称不接受就是与皇室力敌，最后强使其接受了伯爵爵位。

为了使华族的经济地位安定，政府于1886年4月公布了《华族世袭财产法》，华族所有的土地、公债、股票之中，凡经宫内省批准作为世袭财产者，国家给予法律保护，第三者不能取代或决定其所有权、抵押权。

华族是为了建立新的贵族制度而培植的特权阶层，作为贵族院的主体和“保卫皇室的屏藩”，以巩固天皇制的统治。

1884年3月，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以制度取调局长官的身份开始着手制定宪法和筹备开设国会。他认识到“今日若仅姑息应付，拖延时日，则终对制度对国家不利”，决心“坚决进行改良，力求充分巩固朝廷之基础”，必须在1890年开设国会以前确定坚定不移的太政官制度的改革方针。

太政官制度象征着“王政复古”，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太政官制度限定太政大臣和左、右大臣由公卿和旧领主担任，妨碍了实力派担任此职。一直独占太政大臣职位的是三条实美，坐在左、右大臣位置上的是岛津久光和岩仓具视。而三条不是一位能够以国会为对手进行讨论的人物。

太政官制度的结构是，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及参议组成内阁，各省隶属于太政官，各省所管事务须经太政官批准才能实施。各部门与各大臣之间有许多矛盾，迫切需要合理解决。伊藤提出全面改革政府机构，并与井上毅、伊东巳代治及金子坚太郎一同制定改革方案。

1885年12月22日，内阁制度创立，废除了太政官制度，结束了只有亲王和公卿才能充任大臣的传统，并规定辅弼国政的责任由总理大臣和各省大臣各自单独负责，明确了宫内和府中（政府）之别。明确作为军令机关的参谋本部是内阁之外的组织，明确参谋本部是直属天皇的统帅机关。内阁由总理大臣（首相）和国务大臣（各省相）组成，直接隶属于天皇。第一届政府内阁由伊藤博文任总理大臣，三条实美改任内大臣，进入宫内。

明治政府在颁布宪法和召开议会前，抢先成立直接隶属于天皇的内阁，是为了使政府在召开议会后仍然能保持超然独立的地位，以维护天皇制政府的统治大权。

天皇巡幸东京帝国大学

为了创立近代的、合理的官僚制度，伊藤内阁于1886年3月颁布了帝国大学令，翌年7月又制定《文官任用令》，确立了通过考试任用官吏的制度。东京大学改为东京帝国大学，其职能是为国家培养官僚。1886年10月，天皇行幸东京帝国大学，由于侍讲元田永孚的影响，他看到帝国大学没有设置道德修身的学科，就批评说：“以目前之学科，欲求能够讲习政治治要之道之人才，决难获得。”

文官考试试补及见习规则规定，要成为奏任、判任的文官，必须高等考试合格，但法科大学和文科大学毕业生可不经高等考试而获得这一资格。高等考试的应试和帝国大学的入学不限于“萨、长人”，只要有能力，谁都有资格。因此，正如陆军士官学校和海军兵学校，成为非“萨、长人”的青年登上军事官僚的龙门一样，高等考试和帝国大学成为非“萨、长人”的青年登上行政官僚的龙门。在官僚中也有“萨、长人”以外的青年，这一方针更加重了教育的任务。文部大臣森有礼把教育的集权化作为不可动摇的方针提了出来。帝国大学在培养官僚方面的压倒性特权地位，奠定了藩阀官僚向学阀官僚转变的基础。

同时，为了拢络这些官僚，使他们听命于天皇，1886年3月颁布了《高等官宦等薪俸令》，确立了敕任官和奏任官对下级官吏和人民绝对优越的地位。大臣的薪俸为工人平均工资的81倍，帝国大学学生毕业后六年就能当上各省局长，其薪俸为工人的47倍，是突出的高薪，从而产生“人人竞相走上宦途，而刻苦勤奋于独立自营之事业者几稀”的风气【《明治文化全集·正史篇（下）》】。与此同时，修改了官吏服务纪律，规定官吏首先应当对天皇和天皇的政府持忠顺勤勉态度。

1888年4月，还设立了枢密院，审议宪法草案及附属诸法典（皇室典范、议院法、选举法、贵族院令等）。30日，伊藤博文辞去首相职务，改任首任枢密院议长。枢密院12位枢密顾问官，几乎都是萨、长、土、肥出身的大藩阀官吏。在宪法施行后，枢密院成为解释宪法的权威机关和供天皇咨询国务的“最高顾问之府”。如此改变官制，既便于过渡，也为制宪后的体制奠定模型。内阁总理大臣的职权是“奏宣机务，承旨指示大政之方向，督统行政各部”。枢密院“选择元勋及练达之士”，是天皇“最高顾问之府”、“亲临咨询重要国务之所”。内阁及枢密院均由天皇直接任命组成，与议会无关。

为了更有力地统治人民，明治政府于1888年4月还制定了新的市制和町村制。主要内容是：把町村作为行政的最小单位和基层的地方统治机构；强制合并町村，把全国以自然村为基础的7.4万多个町村，合并为1.3万多个新町村，町村数减少到原来的1/5；规定市长及町、村长由公选产生；实行所谓市、町、村的自治制度。

内阁顾问德国人毛瑟建议组成自治体是宪法颁布前应当完成的急务。根据这个建议，山县有朋以“与国家休戚相关”、“有财产并具有知识的有力人物”充任自治体议员，并以这些“老成练达的人士”组织众议院的“政略上的目的”为目标，改革地方自治制。政府对这些新的骨干寄予希望，也要求他们承担维持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职责。

市会和町村会的选举，根据缴纳市、町村税额多少，采用前者为三级、后者为二级的等级选举制；郡会是由郡内町村会议员选举的议员，和拥有土地的地价在一万日元以上的大地主互选的议员来组成；府、县会议员则是采用由市会、市参事会、郡会、郡参事会的成员选举的所谓复选法。总之，是对地方居民参加政治活动严加限制、保证资产者政治优越性的，是为达到山县所说的目的而周密编制的。

由于内务大臣监督府县的行政，府县知事和郡长监督町村的行政，从而确立了从内务大臣经府县知事到郡长的官僚统治体制。早在1888 年11月，山县就说过，建立市制町村制及郡制府县制，是为了“坚固国家的组织，巩固立宪政体的基础”，“使具备财力智力的地方名望家各得其所，并且培养他日参与国家立法的适当人物”【《山县有朋意见书》】。

虽然明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以反对修改条约草案和制定民定宪法的反政府运动，仍在逐渐扩大。1887年8月，板垣退助利用伯爵的地位向天皇提出意见书，揭露政府的弊政，主张制定民定宪法，签订对等条约，减轻租税，休养民力等等。

各种不同思想倾向的意见书，秘密出版，传播全国。青年、学生和群众要求制定民定宪法，签订平等条约的运动，在东京以及其他各地发展起来。外务大臣井上馨为此被迫辞职。为了镇压群众运动，首相伊藤召集地方官，发出了决不许任何人和钦定宪法唱反调，决不允许把外交问题交给地方议会处理的训令。

1887年12月26日，政府公布了《保安条例》由警视总监三岛通庸立即实施。从当日夜到翌日晨，动员了警察和军队，把东京置于类似戒严的状态之下。《保安条例》的主要内容如下：

凡秘密结杜或集会概行禁止（第一条）

露天集会或群众集会，不论是否经过批准，凡是警官认为必要时，即可禁止（第二条）

以阴谋内乱或教唆、妨害治安为目的的印刷品等，除按刑法及出版条例处置外，且没收所用之机器（第三条）

在距皇宫或行宫三里以内居住或借宿者，凡被认为有阴谋内乱或妨害治安危险者，经内务大臣批准，限定时日，动令退出，并禁止三 年以内回到同一地点……（第四条）

此外，第五条还规定，在内阁认定必要时，连室内集会也予以禁止，更不准携带、转运刀剑之类，同时可实施“旅行券”制度等等【《自由党史》第四册】。

可见，这是一种严厉取缔民权运动的法令。这个条例公布后，12月26～31日，被勒令退出皇居三里以外者多达570余人。当时，民间政治活动家片冈健吉等人因拒绝退出，立即被捕入狱。在这种残酷的高压下，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从此便一蹶不振。

内务大臣山县有朋全力整顿警察制度和地方制度。山县聘德国人黑恩为警官练习所教官，使其培养警察干部；又根据他的建议，1888～1889年在全国设立警察分驻所，采取分散布置的方式，大量增加警察署的数目。还把从前的国事警察改称高等警察加以充实。山县通过这些措施对人民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管制。通过上述种种措施，巩固了帝国政府，强化了集权统治，扩大了皇权。

山县有朋（1838—19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