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忘却的真情 | 陈子善

本文为《张伟自选文存》序。上图：张伟在“巴洛斯”咖啡馆看陈子善写字。

今年夏天上海大热。上个月在酷暑中去见友人，路经上海南浦大桥畔的“巴洛斯咖啡”，触景生情，脑海中不由浮起四年多前与张伟兄、王金声兄等在“巴洛斯”定期相聚时的情景。当时，正是由于张伟兄的热情提议，我开始毛笔录写中国现代作家的经典诗文，书写地点就在“巴洛斯”。每次相聚，张伟兄都放下自己手头的研究工作，亲自到场“督写”。这项录写工作前后历时半年多，从而促成了2021年9月在上海朵云轩举办的“雅言荟萃：陈子善教授手录新文学经典墨迹展”。如果没有张伟兄的不断督促，我的这个被认为是开风气之先的别致的毛笔字展览是根本无法完成的。而今“巴洛斯咖啡”早已改弦更张，张伟兄离开我们也已经两年多了。

按照张伟兄生前回忆，他1980年7月进入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工作，那么，我俩应在该年下半年就已结识。具体时间当然已经记不清，毕竟已是四十五年前的事了。我当时已是徐家汇藏书楼的常客，几乎每周都要去藏书楼查阅民国时期的报刊。人与人之间是有缘分的。有的人虽然认识很早，却一直只是泛泛之交。我与张伟兄却正好相反，我们一见如故，很谈得来。自从相识之后，我每到藏书楼，就先要与他打个招呼，聊上几句，然后才索书查阅。后来，我还到藏书楼二楼他的工作室参观过。我发现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趣越来越大，工作之余，埋头沉浸在旧报刊中，见识越来越广，而我们之间的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多。互相代为购书、交换资料等等，也是经常的事。

我那时已把研究重心从最初的注释鲁迅书信，扩展到了研究郁达夫、研究周作人、研究梁实秋、研究张爱玲……这些研究一直得到张伟兄的热情而及时的帮助，他始终对我有求必应。这在本书所收录的长文《子善和我——一些信札串联起的回忆》中已有生动详细的反映，不妨再录三通我当时寄给他的明信片为证。

张伟兄：

复印件收到，至谢！费用以后面呈。

我当然极愿与李老见面，请教。你既已去过金山，想必知道他在金山具体住址，能否立即函示？或者由你立即去一信给李老通知他，请他到上海后立即约时间、地点，我去拜访他。……我不知李老到上海后住在哪里，无法直接找他。或者与李老见面由兄联系安排也可以。总之拜托了！

兄之大作(介绍《病夫》)尚未找到出路。

辞典条目事容再商量。我病尚未全愈。

子善

这封信写于1986年8月14日。信中主要写的是文坛前辈、后期创造社成员李一氓先生到上海休养，因他老人家曾为拙编潘汉年早期文学作品集《牺牲者》（花城出版社1988年2月初版）作序，很想去拜访请益，故托已见过李老的张伟兄设法。后来，我果然与从金山回到上海的李老见了面，合了影，留下了难忘的纪念。

张伟兄：

分手时忘了一件事：潘汉年那篇《新评论》上的通信，如来得及，周四下午见面时给我一份复印件（证明来不及了，能不能破例一次？）

南京路总馆藏《亦报》《大报》能不能查，也烦尽快打听示知。至谢！

子善8.26

这封信写于1986年8月26日，可见当时我俩联系是多么频繁。我一方面继续为潘汉年的《牺牲者》查找新资料，同时也询问如何查找1950年代初的上海《亦报》《大报》，开始了周作人集外文的搜集。这一切都离不开张伟兄的密切配合。

张伟兄：

十分抱歉。我又去苏州出差，昨天刚回，郭沫若文尚未完稿，请再稍待几日。

编“狮吼社作品选”事，已向钱先生面议，原则上同意了，具体再议。这套书已出几种已搞到，以后面交。

有一急事。1933.10.15《文艺》创刊号上刊有现代文艺研究社的《征求社员》，还有一篇《后记》，烦你明天上班时从这两篇文章中摘出一些主要内容，立即寄给我，希望明天下午或后天上午能收到。

子善11.27晨

这封信写于1986年11月27日。信中告诉张伟兄，邀请他编狮吼社作品选事，已经获“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主编钱谷融先生批准。这是张伟兄继《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卷》（施蛰存先生主编，张伟兄为两位副主编之一）、《缪崇群散文选集》之后所编的第三种近现代文学选本。这部《花一般的罪恶：狮吼社作品、评论资料选》后于2002年1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算是我们之间的一次虽然为时甚久却是颇为成功的合作，也是这套社团流派研究丛书中唯一非高校研究人员编选的成果。

张伟和陈子善为他俩编辑的《海派》创刊号签名

尤其必须提到的是，我后来以较多精力从事张爱玲研究，张伟兄更是鼎力支持。张爱玲成名后，1944年3月发表了《存稿》(后收入散文集《流言》)，文中回忆“中学快毕业时，在校刊上发表了两篇新文艺腔很重的小说《牛》与《霸王别姬》”，这就引起了我的极大的兴趣。张爱玲就读于上海圣玛利亚女中，我又从其中学老师汪宏声的回忆文中得知张爱玲曾在该校的中文小刊《国光》上发表了《霸王别姬》。我就想从《国光》入手寻找张爱玲中学时期的习作。但何处寻找《国光》呢？我首先想到圣玛利亚女校早已并入上海市第三女中，市三女中的档案室或图书馆里或许保存《国光》。于是就去市三女中一试，不料对方表示不对外开放。我悻悻而归后，突然想起，何不问问张伟兄？他答曰：我们这里就有《国光》，你随时来看。我立即赶去徐家汇藏书楼，果然满载而归。所以，如果不是张伟兄的提示和协助，这批张爱玲中学习作也许要迟好些年才会“出土”。

张伟兄支持我的张爱玲研究当然远不止于此。他还曾送我张爱玲编剧的电影《太太万岁》上映的说明书。我主编《现代中文学刊》后，有一次闲谈，他笑着对我说：老兄写了不少研究张爱玲的文章，我最近见到一批与张爱玲有关的照片，也可以写一篇了。我当然表示十分欢迎。待收到他这篇题为“导演桑弧遗物中几帧图像释读：关于张爱玲及文华影业公司”的长文，不禁拍案叫绝。这是一篇研究张爱玲抗战胜利以后何以转向电影编剧的力作，填补了张爱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而且开启了从图像切入研究张爱玲生平和创作的新路向。我马上将其发表于2019年10月《现代中文学刊》第5期。张伟兄此文大大为《学刊》增了光。

张伟、陈子善、周立民在《不为人知的张爱玲》发布会上

张伟兄为《现代中文学刊》大大争光还不止这一件。2015年6月至2020年2月的《学刊》还连载了他发掘整理的现代作家傅彦长1927、1929、1930和1932至1933年的日记。傅彦长这部日记时间较长，内容也很丰富，他的饮食起居、读书观影、写作经历、文坛交游等等，应有尽有，对研究1930年代的上海文人和海派文学演变的重要参考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张伟兄所指出的，傅这部日记“为观察当时社会和文人生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张伟：《一个民国文人的人际交往与生活消费：傅彦长其人和遗存日记》）。《傅彦长日记》的连载，也使《学刊》获得了更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同仁的关注。

走笔至此，应该进入正题，谈谈张伟兄这部自选文存了。张伟兄逝世后，其哲嗣舒萌在他的电脑里发现了这部书稿的目录和大致已编好的书稿，由此可知这是张伟兄生前自己编定的一部自选集，十分难得。这部文存经过整理，现在终于要与读者见面了。虽然万分遗憾的是，张伟兄已不及亲见。

《张伟自选文存》分为“沪上年华：上海近代都市人文记忆”“纸韵悠长：近代文人文学考察纪略”和“光影传奇：上海近代影人影事随笔”三辑四大卷。张伟兄自1985年10月在《抗战文艺研究》上发表《呈献了血和生命的天虚》开始，一直孜孜矻矻，笔耕不辍，著编不断，也曾与我合作发表对郭沫若集外文的考证。他是从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起步的，但又不囿于中国近现代文学，而是与时俱进，不断扩大学术视野，开拓研究领域，乃至引领新的学术潮流。从近现代文学到电影戏剧，从小校场年画到土山湾历史，还有杂志、副刊、日记、书信、手稿、字画等等，张伟兄都有所涉猎，也不断有所发现，取得了越来越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我看来，这部四大卷的文存正是张伟兄持续学术追求和取得辉煌成果的较为集中的展示，其中不少佳作我已是重温，仍然大受启发。我以为，凡是研究上海近现代文学史、电影史、美术史、城市史和整个上海近代以来文化史的，都应该认真读一读。

《张伟自选文存》中有一篇张伟兄回忆与我交往的长文，似与全书体例略有不合，后转念一想，才明白张伟兄除了回顾我俩的交往，还有更进一层的良苦用心。此文突出介绍了我俩走访改革开放后还健在的海上文坛前辈，请他们以当事人的身份在自己当年主编的文学刊物创刊号上题词这件事。这是张伟兄的一个了不起的创意，具有抢救文学史料的重要意义。所以他把此文编入书中，以这个实例提醒读者：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理应重视第一手的文学史料，决不能以假乱真，以偏概全。《文存》中这类启示还很多，有待读者仔细体会。

我比张伟兄痴长八岁，承他不弃，他的第一本著作《沪渎旧影》（2002年7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初版）就是我写的序。后来他的《近代日记书信丛考》（2019年9月上海大学出版社初版）也是我写的序。他编的叶灵凤著《书淫艳异录》（2013年1月福建教育出版社初版）仍是我写的序。我大概是为他写序最多的人，这也说明我俩友谊之深厚和持久。《张伟自选文存》本该由他自序，好好回顾一下自己的学术历程。然而，他已经走了，作为老友，我义不容辞，故再写下此文，作为对这位学术挚友的深切怀念。而我在张伟兄健在时竟没能请他为我的著编写一篇序，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2025年9月27日急就于海上梅川书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