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大何兵教授：这些检法人员，心真狠，胆子真大

何兵，1964年生于安徽巢湖，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公共决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案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1988年，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后，我辞了团委宣传部长的职位，当律师去了。

一些亲朋为我惋惜，可惜了大好前程，而我对自己的远见，至今私下得意——当年我的三位领导，已有两位进了监狱。

当年的律师，没有实习期，跟着师傅坐几回庭，就独立办些小案件。

不久，来了件大案。市中院要到县城，开审一起抢劫大案。一案七八个被告，我是第三被告的辩护人。

当时正值严打，案件由中院一审，人们知道，法院动了杀机。

家属一再问我，我儿子会判死刑吗？我说，不会的，如果判他死刑，拿我是问好了。

初出茅庐的小律师，为取得当事人信任，难免要说过头的话。

中院开审的大案，究竟有多大呢？公诉书说，被告人等，多次在马路边公然拦截车辆，实施抢劫，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实际案情是，这些二十上下的毛头小伙，纠集在一起，混世界。拦截车辆，索要钱财，用于买烟喝酒。

总共干了七八次，抢劫总金额300多元，每次三十、五十不等。

当年的司机，穷。司机如果不给钱，就施以拳脚。都是些皮外伤，无严重伤害后果。

但主犯还是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我的被告，判了十多年。

作为新入行的律师，我问师傅：法官的心，怎么这么狠啊？

师傅说：唉，谁让被告遇上了风头？

我至今还记得那位首犯，21岁，白白净净，强壮英俊。他的父母，白养他了。

大约十年前，广东的一位律师找来。他的被告因为制售毒品，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请我辩护二审。一案五六个被告，这是第一被告。

我阅卷后发现，在公安侦察卷宗里，我的被告一直是作为第二被告。到了公诉阶段，检察院在证据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直接将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互换。

而公安自己的证据证明，制毒的设备是第二被告购买的，配方掌握在第二被告手上，市场是第二被告开发的，利润归第二被告所有。

我的被告只是干活的，就连答应好的工资，还没拿到手。

我一边阅卷一边心想，这些检法人员，心真狠，胆子真大。

我在法庭上说，有些人想让真正的第一被告免死，我都可以理解，但你们总不能用一条命换另一条命吧？

此案后被发回重审，被告捡回一条命。因为上诉不加刑，真正的第一被告也逃脱了死刑。

大约四年前，一位中院的女副院长被抓。因为我曾经给她讲过一门课，算是师生，家属请我辩护。

到看守所会见时，她哭诉多次遭检察官刑讯。而刑讯她的检察官，以前相互认识。

检察官在刑讯时甚至说：不要以为你还是副院长，吃饭时你坐上席，我们坐下席，你现在是被告！

她说，没想到检察官，竟然这样嫉妒法官。刑事案件中刑讯逼供，并非罕见，但对曾经的熟人和同行，并且是女性，怎么能下手呢？

两年多前，我到外地，一群学生请我吃饭谈天。一位在刑庭工作的女生对我说：老师，我觉得自己的心，怎么越来越狠呢？

我说：是啊，当年上课时我就提醒过你们。长期从事司法这种职业，会使人形成职业麻木，心越来越狠。

说实话，我对自己多年来的这一判断，并无内心确信。但屡屡发生的事实，又一再印证了我的判断。这是为什么？

我想到了以下原因。

公检法人员，大多来自升斗小民之家。入职之初，仍然记忆着普通人民失败和困苦，弱小和无奈，努力和希望……点点滴滴，仍在心头。

但入职时间越长，他们与普通人民交住渐少，检法人员相互交往日多，互相发酵和激励。他们看到的，更多是卷宗里一张张冷冰冰的证据，一条条干枯的法律。

天长日久，他们变了。他们更相信惩罚和报复。他们相信，刑罚会保护秩序，会保护更大的社会利益。

他们忘记了，刑罚同样会破坏社会秩序。刑罚导致家庭破碎，子女失教，夫妻离异，父母失侍……在他们心目中，这些无足轻重，这都是罪有应得。

他们忘记了，天生犯罪人其实很少，大多数犯罪都有社会原因。他们见多了，他们麻木了，他们听不见了。

我关于刑罚过重，会破坏社会秩序的判断，最近在国外得到验证。

美国的重刑主义，世界上恶名昭著。监狱里人满为患，乃至聘请私人公司，帮助看押犯人。重刑几十年，结果罪犯五年内重新犯罪率，达70%以上，监狱成了培养社会掘墓人的大学。警察被抢杀的新闻，新近频频传来。

而瑞典实行轻刑主义，几十年下来，社会和谐，监狱空虚。因为没有犯人，已经关闭几所监狱。

正是对法律职业会导致心肠变硬的警惕——还有其他理由，多年来，我一直反对由职业法官垄断司法权，主张让普通人民通过陪审，参与司法。

让普通人民与职业法官分享司法权，不仅掌握定罪权，还要掌握量刑权，从而让司法融入普通人民的痛苦与欢乐。奈何有人不懂，有人装傻。

来源：法治应生，作者：何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