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4月,北京微风夹着柳絮,一通从外交部转接而来的电话把中组部干部处的日常节奏打乱。接线员只说一句:“有个从莫斯科回来的孩子,需要家属认领。”三分钟后,张越霞的名字被报了出去,她本人却一头雾水——博古已经离世十年,怎么会在国外又冒出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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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越霞不是那种轻易失措的人。挂下电话,她翻出老箱底里所有与苏联有关的材料:报纸剪影、译电、白俄医生开出的死亡证明,甚至还有当年延安婚礼时亲友留下的纸条。通篇搜了一遍,关于孩子的线索为零。心里犯嘀咕,可组织的通知不容置疑,她还是带着身份证明坐上了去天津的专列,那里停着刚靠岸的“斯图伐罗夫”号轮船,来自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就在甲板上排队检疫。
检疫区的长廊里,灯泡晃得人眼花。一个眼睛深陷、鼻梁略高的小女孩抿着嘴站在角落,怀里攥着一张发黄的相片。张越霞蹲下来,努力让自己语气放松:“小同志,能让我看看照片吗?”女孩递过去。背面一行歪歪扭扭的汉字惊得她呼吸一滞:“博古刘群先之女”。署名清晰,是刘群先惯用的行书。那一刻,她明白自己要领回去的不止是个孩子,更是一段被尘封的革命家史。
要弄清这桩“意外”,得先追溯二十多年前的莫斯科。1926年,中共中央挑选青年骨干赴中山大学深造,秦邦宪为自己取了俄文名“博古”,与王明、张闻天同窗。学问与理想在那里迅速升温,爱情也同样火热。刘群先,一个扎过纱、扛过纺织机的无锡女工,被派来给世界劳工大会做翻译。场外初次相遇,两人说的第一句话颇有戏剧味:“在莫斯科听到乡音,算不算缘分?”刘群先轻笑,“算。”短短三年,革命伴侣结婚、生子,又同船回国,彼时谁也没料到命运将在各自肩头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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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秋,刘群先护送李德抵达瑞金后,她已是“重机枪对外宣传队”口中的名人:会俄语、懂工运,还敢顶着敌人炮火赶路。随后的长征,她带着妇女队人手缝补草鞋,硬生生走完二万五千里。身体却在路途中透支,组织决定送她回莫斯科养病。谁也没想到,这趟列车送走的,是她与博古最后一次遥遥相望。1941年,苏德战火蔓延,刘群先因炮击受伤去世,婴儿秦吉玛寄养在国际儿童院,她对父母的全部记忆,仅仅是一张襁褓相片。
再说博古。自从调任中央苏区、随后长征北上,他再没有机会踏上异国。皖南事变后,中央书记处成员集中精力处理统一战线事务,博古的工作节奏日夜颠倒。1946年4月8日的那场飞机失事——也被后人称作“延安空难”——让许多名字永远停在了报纸头条,博古的生命也定格于三十六岁。飞机残骸里找回的,是他随身携带的文件袋,没有任何关于莫斯科孩子的只字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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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1954年。手续办妥,秦吉玛跟着继母踏上去北京的列车。她对汉语只有听说能力,写字像画图。育英小学特意煮了列巴、红菜汤,教员还调来苏联影片做口语课,只为帮她尽快融入。日子一天天过去,张越霞既当母亲又当老师,手把手教她写“秦”“邦”“宪”三个字,每写一次,女孩都要停笔瞄一眼门外,好像怕那个人影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
1961年,秦吉玛被保送进军事工程学院。临行前,她拉住同学李海渊说了句俄语:“Спасибо за поддержку(感谢支持)。”李海渊当场愣住,随后用蹩脚的中文回答:“咱们以后用普通话谈恋爱。”这对青年人后来结婚,经历风浪仍未分开。多年后,有记者好奇地问她:“对父亲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她想了想,只答一句:“是组织档案里的字迹。”字迹背后是一代革命者的沉默牺牲,听来平淡,却让旁人心头发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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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里,没有戏剧性的团聚场面,也没有漫长的认亲泪水。博古生前不知女儿存在,女儿成年后也只在纸面上拼凑父亲容貌。短暂相逢成了奢望,但那张旧照片、那行熟悉的字体,替他们完成了跨越时空的认领。不得不说,历史有时留下的空白令人遗憾,却也逼迫后来者把未竟之事默默承担。张越霞把孩子带回家,便是在众多革命者牺牲与分离的背景下,为这段被硝烟切断的亲情补上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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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感叹:长征的路程是两万五千里,博古与刘群先的“分离”却比这条路更长,横亘东西方、跨过生死。试想一下,如果那架飞机没有失事,如果苏联战火提前熄灭,也许父女早已在某个院里相见。但历史从不讨论假设,它只把真实的重量压在每一个幸存者身上。秦吉玛后来很少谈起身世,她把更多精力交给专业研究与家庭生活,或许那是对父母最无言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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