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叛徒密谋行刺华东野战军领导人，却栽在了4个小姑娘手里

1948年，叛徒密谋刺杀华东野战军领导人，却没想到，他的计谋早已经被识破。

他更没想到的是，这场阴谋的破局者，竟然是4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姑娘。

这4个小姑娘是谁？她们是如何发现并戳穿这场阴谋的？

进稽查处

1946年夏，上海福州路上一家叫“四如春”的点心铺分外热闹。

店里卖的是精致点心，做得细腻，摆盘讲究，十足讨人喜欢。

因这口好手艺，这家店很快就在周边小有名气，不少洋行的女职员、中西药房的打字员都爱来这坐坐。

其中，有一个常客，穿着得体，说话柔和，是附近中西药房的一名女打字员，叫周明。

她每次来店，总喜欢点一笼蟹粉小笼、一壶碧螺春，边吃边和柜台后的王小姐聊得热火朝天。

其实，没人知道她的真实名字叫周月英，更没人知道她其实是中共地下党的一员。

王小姐是店里的当家人，二十七八岁的年纪，打扮得精致利落，说话滴水不漏，做事八面玲珑。

这天傍晚，暑气还未退，店里客人不多，周月英照例坐在靠窗的那张桌子上吃着点心，王小姐则在柜台后擦着银壶。

忽然，靠里那张桌子坐下一位穿蓝色碎花旗袍的中年女子，长相与王小姐有三分相似。

她压低声音抱怨着：“我是真不想在那个地方待下去了，日子都要混成死水了。”

王小姐轻轻叹气，小声劝着：“小姨，这种事急不得，你要是真想走，我给你找个人接班行不行？”

原来，这位小姨是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打字的，她这工作倒也清闲，日常多是誊抄文件，抄得快就早早下班。

但环境压抑，同事又多是冷面特务，久而久之，她心里也泛起了想换工作的念头。

只是，稽查处戒备森严，进出需层层背景审查，若非内部推荐，根本无缘踏入。

而“稽查处”几个字，却让周月英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

几天后，陈来生，上海情报系统的负责人，也是周月英的上级，在“四如春”的后厨和她见了面。

“机会来了。”他语气低沉地说，“她要走，那咱们就送一个人进去。”

周月英点点头，第二日清晨，她像往常一样走进“四如春”，却一反常态地在柜台前站定了。

“王小姐，”她嗓音温柔，“我那药房工作干不下去了，老板刁难得很，不知你家小姨那份工作，可还缺人？”

王小姐原是个聪明人，一眼就看出了端倪，沉吟了半晌，才开口：

“那我安排你和我小姨见一面，不过话说在前头，那地方不是一般人能去的，不好混。”

“能混口饭吃就成。”

数日后，周月英顺利通过了初步考察，被正式安排进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

她进去之后发现，稽查处其他三位打字员也想换工作。

于是不久后，傅亚娟、赵幼芷、柳茂才三位同志也借着换工作进了稽查处。

送出情报

1947年5月的某个夜晚，周月英、傅亚娟、赵幼芷、柳茂才，四位打字员正坐在档案室里。

她们一边打字，一边暗暗对视一眼，交换着一个不动声色的眼神。

白日她们就已察觉出异样：警备司令部戒备骤然加强，原本随意出入的缮校室门口竟架起了岗哨，墙角也出现了从未露面的生面孔。

这一切，意味着某些“重要人物”在进行“重要行动”。

不出所料，傍晚时分，处里的宋主任气冲冲地从档案室走出，手里夹着一叠资料，边走边骂：

“就剩我们这点人，明天交不出材料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傅亚娟便故意在走廊上“偶遇”他，笑吟吟地迎上去：

“宋主任，是不是我们几个可以搭把手？再这么晚搞不完，连小酒都没得喝啦。”

宋主任愣了一下，眼前这几个打字员，平时风风火火，谁看都不像是能靠得住的人物。

但也正因为她们看起来“闲散轻浮”，才让他不设防。

他犹豫了一秒，终于点头：“行，进来吧，但记住了，这些材料是绝密，不准多嘴！”

四人跟随宋主任进入缮校室，资料厚厚一叠，铺满整整两张桌子，纸张被翻得起了卷角。

一张薄纸上，几个字赫然映入眼帘：“金柯”、“忻元锡”、“供述”

周月英的眼睛飞快地扫过那些未誊写的原稿，越看越心惊。

这是一份关于我党地下交通线、以及我方地下干部忻元锡身份的报告。

而供述人，正是她们以为早已消失在战场之外的金柯同志！

从报告上冷冰冰的字迹看来，金柯已经彻底叛变投敌。

他不仅提供了忻元锡的所有活动资料，还提到了一项“协助炸毁华东野战军指挥所”的计划。

“得把情报传出去。”周月英咬牙。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宋主任靠在沙发上打瞌睡，偶尔被风声惊醒一下，又重新合眼。

傅亚娟看了看表，站起身，故作轻松地说道：

“宋主任，这一大堆文书还得写个两三小时，不如我们叫些吃的来？”

宋主任懒洋洋地睁眼：“你们请客？”

傅亚娟笑：“我们几个的俸禄还不都是糟蹋在吃上？今天请客，不差这点。”

“行！我去洗个脸，你们快点啊。”

他一走，周月英立刻轻轻一拍桌面：

“傅亚娟、我一起拖住宋主任，赵幼芷、柳茂才，你们留下，这些内容必须要想办法带出去。”

“可我们带不出纸。”柳茂才皱眉，“而且这等级的文件，连废纸都要销毁。”

“记下来。”赵幼芷平静地说。

两人分工明确，一人继续誊写，另一人默默背诵每一份材料。

外间，傅亚娟已点好酒菜，拖着宋主任去女职员宿舍“喝两口解乏”。

而赵幼芷和柳茂才，则趁夜色掩护，假借“肚子不舒服”走出缮校室，迅速离开了司令部。

而就在同一时间，陈来生坐在福州路的一间旧茶楼里，脸色凝重。

门轻轻一响，一个穿白色旗袍的女子推门而入。

她没说一句废话，只是低声道：“金柯，叛变了。”

陈来生指尖一顿，茶盏发出微弱的“哐当”声。

“把人撤回来。”他说。

“所有人？”

“周月英先撤。”他斩钉截铁，“其余三人，保持现状，不可惊动敌人。”

那一夜之后，风向已变。

一出好戏

1948年秋夜，江都码头，月色如洗，水面粼粼，一艘不起眼的小木船慢慢靠岸。

金柯第一个踏上码头，他此行的目的，正是为一桩刺杀粟裕的密谋做最后布局。

但他并不知道，这一切阴谋早已经暴露。

就在几日前，金柯叛变的情报被送至华东局地下通讯站，整个情报网络迅速进入临战状态。

江都方向的接应人员也接到了新的指令，不再按原计划进行接洽，而是执行“方案乙”：伏击。

陈来生命人将忻元锡从大华公司悄然撤离，又精心设计了一套“假情报”。

他将华东野战军指挥部的动向做了轻微“引偏”，目的就是引导金柯去江都接头，安排好“接线人”，布设伏击圈。

金柯上船的那一刻，码头站着一个年约三十的接头人，他上前一步，伸出右手：“书记！”。

金柯习惯性地伸手一握，下一秒，那人微微抬臂，一道暗号。

黑夜中，四面八方同时跃出十几人，枪口森然。

金柯瞬间怔住，反应倒也不慢，立刻大声喊道：“我是苏中地委书记！你们认错人了！”

一名便衣冷笑一声，将一份文件扔到他脚边：

“金站长，收起你的戏，调查报告里，你在上海被捕后叛变的供词写得清清楚楚。”

金柯脸色瞬间苍白，他还不明白，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自己的身份被掩藏得天衣无缝，怎么会暴露得如此彻底？

他怎么也想不到，撬开他那张严密面具的，不是保密局的叛徒，也不是特工的暗杀，而是四位年轻女子。

虎穴余生

金柯被捕那天夜里，整个稽查处仍灯火通明，外表看似一如往常，实则暗流涌动。

敌人或许尚未彻底觉察“四朵金花”的真正身份，却敏锐地感知到，金柯的暴露，不可能没有内应。

周月英已安全撤离，傅亚娟、赵幼芷和柳茂才则仍潜伏在这座满是眼线的高墙之内。

一个普通的下午，傅亚娟与赵幼芷结伴出门，准备前往法租界一家西式面包房采购些生活用品。

刚拐进巷口，便听得身后传来一声冷喝：“傅亚娟！”

她猛地回头，是她从前的老同学，如今，他已是党通局的人。

“你，还记得我吧？”他冷笑一声，招手示意身后的人将她包围。

“你疯了吗？”傅亚娟强作镇定，瞪大眼睛，“我只是一个普通打字员，你凭什么抓我？”

“是不是普通，等我们审过再说。”他甩下一句话，便命人将她强行押走。

傅亚娟被带走后，关押在党通局审讯室，承受着非人的折磨。

她被要求交代“共产党同伙”，被反复逼问“稽查处里谁是共党分子”。

她一开始拒绝回答，后来索性伪装成普通市井女子，哭诉自己“只想混口饭吃”。

审讯官气得拍桌，却始终得不到实质性口供，三天后，党通局“无功而返”，只得将她释放。

而这时，傅亚娟的身体已虚弱到几乎无法行走。

陈来生立即安排她以“身体抱恙”为由提出辞职，并连夜转移至安全区。

而稽查处内，悄然展开“清查”，一些“有问题”的职员被调岗，有的甚至“失踪”再未现身。

赵幼芷与柳茂才，继续装作毫无牵扯，守护最后的阵地，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她们的潜伏任务终于完成。

从此，她们四人各奔东西，但即便相隔万里，他们依然频繁通信，关系从未变淡。

历史不会忘记这些没有军衔的英雄，她们用智慧与勇气诠释了真正的“巾帼不让须眉”。

向她们致敬，也向所有曾在黑暗中负重前行的无名英雄，致以最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