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组织在台湾一共三条线：一条吴石，一条蔡孝乾，第三条是谁

谁能想到，国民党退台后的白色恐怖里，中共台湾地下党藏着三条互不搭边的生死线？一条靠中将身份硬扛在核心，一条毁在叛变手里，还有一条攥在李克农那儿藏得最深——这三条线，牵连着上百人的命，成与败都刻着那个年代的血与泪。

1949年国民党撤到台湾，蒋介石怕中共地下党在台扎根，立马掀起“清共”风暴，街上贴满“检举通共者有奖”的告示，抓人的警车整天呼啸，白色恐怖就这么压得人喘不过气。为了不被一锅端，中共当时在台布了三条独立线：吴石线、蔡孝乾线归华东局管，第三条直属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领导，三条线从不互通消息，就怕一条断了全塌。

第一条是吴石这条“核心线”。吴石不是普通地下党，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将军衔，站在敌人心脏里。1949年8月他赴台时，本可以带全家走，可知道台湾防务图、海峡海流资料、空军机场机群数据这些情报多金贵，咬咬牙把长子吴韶成留在大陆，自己带着妻儿去了台湾，成了“密使一号”。他只跟交通员朱枫单线联系，1949年11月朱枫抵台后，他把《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这些绝密情报拍成微缩胶卷，托朱枫往大陆传。那时候他天天关书房整理情报，晚归时眼里全是红血丝，家人问起就说“工作忙”，半个字不敢多提——怕漏嘴，连家人都保不住。1950年3月他被抓后，一只眼睛被打瞎，却只说“我做的事，我认”，临刑前还写了两首绝笔诗：“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6月10日跟朱枫一起在台北马场町被处决。

第二条是蔡孝乾这条“组织线”。蔡孝乾是中共台湾工委书记，管着发展党员、联系基层，本该是最稳的一条线，可他自己先出了岔子。抗战后他在台生活越来越腐化，娶了当地女子做妾，行踪也不隐蔽了。1949年下半年，台工委委员陈泽民先被捕叛变，供出了蔡孝乾的住处，可特务没直接抓到人，后来是翻到蔡孝乾的笔记本，才锁定他的藏身处。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在台北泉州街被抓，没熬几天酷刑就叛变了，先供出400多名党员，后来直接把吴石的名字说出来，最后连自己的同志都带着特务去指认。就因为他这一叛，1800多人受牵连，这条组织线一下就崩了——多少人前一天还在偷偷传消息，转天就被特务堵在家里。蔡孝乾叛变后还去了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当委员，后来又升成“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少将副主任”，一辈子背着“叛徒”的名，没人再提他当年也闹过革命。

第三条是李克农手里的“隐蔽线”。这条线跟另外两条不一样，直属中央社会部，全是单线联系的情报员，跟吴石、蔡孝乾的线没半点交集。情报员里有港口职员，偷偷记国民党军舰动向；有邮局员工，偶尔截获内部信件；还有小商贩，借着送货打听驻军消息。可这条线也没撑多久，1949年12月，他们发展了个叫杨文亮的人，没查清楚这人早被国民党特务收买了。1950年2月，杨文亮直接把情报组的核心成员刘全礼、郭秉衡供了出去，特务一抓一个准，组里人要么牺牲要么失联，这条线才断的。直到1960年，组长洪国式也被秘密处决，这些人到死都没跟其他线的人见过面。

再说朱枫，1950年2月4日，她拿着吴石签发的“特别通行证”离台，本想从舟山转道回大陆，2月18日在舟山存济医院被抓。6月10日处决时，她身中7枪，临刑前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没皱一下眉。

现在再提这三条线，心里总堵得慌。吴石用中将身份护情报，最后把命丢了；蔡孝乾握着组织大权，却没扛住酷刑；李克农藏的线，靠一群普通人硬撑，还是栽在特务手里。白色恐怖里的地下党，哪有什么“天生英雄”？有人守住了信仰，有人败给了恐惧，还有人在暗处熬着，就为了多传一句消息。这些线的成与败，到最后都成了那个年代的疤——摸着疼，可也得记着，当年有人为了让日子变好，把命埋在了台湾的土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