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婚吧。”我把行李箱放在玄关,看着坐在沙发上,一边抠脚一边看电视的丈夫周文斌,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他头都没回,不耐烦地摆摆手:“又发什么疯?出个差累傻了?赶紧做饭去,我饿了。”
我没动,只是重复了一遍:“周文斌,我说,我们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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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跟他吵,只是默默地从包里拿出手机,想找出差前就草拟好的离婚协议。可就在解锁的瞬间,屏幕上还停留着我和陈昊在酒店门口的合影。周文斌眼尖,一把抢过手机,当他看清照片上那个笑得温和的男人时,他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青筋在额角突突直跳。
“好啊!苏静!我说你怎么一回来就闹离婚,原来是跟老情人鬼混去了!在酒店开房了?这两个小时,你们干了什么不要脸的勾当!”他的吼声震得我耳膜嗡嗡作响,手机被他狠狠砸在地上,屏幕瞬间四分五裂。
而这一切的爆发,不过是因为我这次出差,在酒店里,和我的初恋陈昊,单独待了两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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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鞋子合不合脚,只有我自己知道。这十年,我的生活就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每天睁眼就是跑业务、谈客户、做报表,回到家还要洗衣做饭拖地,伺候他这个“大爷”。他总说:“你赚得多,能者多劳嘛。我一个大男人,哪能天天围着灶台转。”
我的钱,也从来不归我管。刚结婚时,他说他理财比我懂,为了我们的小家,工资卡应该统一管理。我信了。于是,我每个月只留三千块零花,剩下的钱全部上交。他偶尔会给我买支口红,买件衣服,然后在朋友圈大秀恩爱,配文“挣钱就是给老婆花的”。朋友们都羡慕我嫁了个好男人,只有我自己清楚,那些东西加起来,还不到我一个月工资的零头。
我不是没有怨言,可每次我一提,他就说我物质、拜金,不懂得夫妻同心。他说:“钱放在我这里,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吗?你一个女人家,手里攥那么多钱干嘛?容易学坏。”次数多了,我也就麻木了。我想,可能过日子就是这样吧,总要有一个人牺牲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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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头,看见了陈昊。他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休闲西装,比大学时成熟了不少,但眉眼间的笑意还是那么干净。他是我的初恋,大学毕业时,因为他要出国深造,我们和平分手。这么多年没见,我以为我早就把他忘了,可再次相遇,心还是不受控制地漏跳了一拍。
原来他现在是市中心医院的心内科副主任,这次是来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医学研讨会,正好也住这个酒店。我们简单聊了几句,互换了联系方式,就各自回房了。我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同学重逢,却没想到,第二天发生的事,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第二天上午,我送走最后一个客户,准备回酒店收拾东西赶下午的高铁。可刚一进房间,一阵剧烈的胃痉挛就让我瞬间弯下了腰,紧接着就是一阵心悸,眼前发黑,冷汗顺着额头往下淌。我扶着墙,挣扎着想去拿包里的药,可浑身一点力气都使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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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很快就通了,陈昊听出我声音不对劲,立刻问了我的房间号,说他马上过来。不到五分钟,我的房门就被敲响了。我撑着最后一点力气打开门,看到陈昊的那一刻,紧绷的神经一松,整个人就软了下去。
他扶住我,把我安置在沙发上,熟练地给我测了脉搏,又按了按我的腹部,询问我的症状。他的手指温暖而干燥,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他判断我是因为过度劳累和精神紧张引起的急性胃痉挛,伴有心律不齐。他从自己的药箱里拿出两片药让我服下,又给我倒了杯温水。
那之后,他没有离开。我们就坐在房间的沙发上,隔着一张茶几,聊了整整两个小时。起初,我还有些尴尬,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却很自然地问起我的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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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苦笑着点头:“做销售的,都这样。”
“工作压力是一方面,”他看着我的眼睛,很认真地说,“但你的状态,更像是长期焦虑和情绪压抑导致的。苏静,你过得不开心,对吗?”
他一句话,就戳破了我十年来用来自我麻痹的坚硬外壳。我的眼泪“刷”地一下就流了下来,怎么也止不住。这十年的委屈,那些不被理解的辛苦,那些被忽略的情绪,在这一刻,山洪一样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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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哭着说,我觉得自己不像个妻子,更像他们周家的一头牛,只管耕地,不配吃草。
陈昊一直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只是时不时给我递上纸巾。等我情绪稍微平复了,他才叹了口气,说:“苏静,从医学角度讲,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是典型的‘耗竭综合征’。你的精神和身体,都被严重透支了。如果再不调整,下一步可能就是重度抑郁,甚至会诱发更严重的心脏问题。”
他顿了顿,递给我一张名片:“这是我一个同学的名片,他是心理科的主任。我建议你回去后,找他聊聊,也给自己做个全面的身体检查。你首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别人的妻子、女儿、儿媳。别为了别人,把自己耗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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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走前,我要赶高铁,他在酒店门口送我。我说,谢谢你,陈昊,真的。他说,照顾好自己。我们像老同学一样,笑着合了张影,然后挥手告别。
回程的高铁上,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心里却前所未有的平静。我想通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不是婚姻,这是一个牢笼,而周文斌就是那个不断给我上锁的人。我今年三十五岁,人生还有一半,我不想就这么耗死。
一回到家,我就提出了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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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让助理帮忙打印的,近五年来,周文斌从我工资卡里转出去的每一笔账单明细。一笔笔,一行行,清清楚楚。最大的一笔,是他弟弟买婚房时,他一次性转走的三十万。最小的一笔,是他侄子买游戏机,他转了三千。总金额,不多不少,一百二十七万。
“周文斌,你看看这个。”我指着那沓厚厚的A4纸,“你说钱都是为了这个家,那你能告诉我,这一百多万,花在我们这个家里的,有几分钱?”
周文斌的脸色瞬间从涨红变成了煞白。他看着那沓纸,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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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你胡说!”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却显得那么苍白无力,“那是我弟弟!我爸妈!我帮他们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你作为我老婆,你的钱不就是我的钱吗?”
“是吗?”我冷笑一声,又从包里拿出一张折叠好的纸,拍在账单上,“那你再看看这个。”
那是我在回来的路上,顺道去医院挂了个急诊,开的初步诊断证明。上面白纸黑字写着:重度焦虑状态,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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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斌彻底傻了。他大概从没想过,一向逆来顺受的我,会变得如此决绝和条理清晰。他看着诊断单,又看看转账记录,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心虚,最后变成了恼羞成怒的狰狞。
“苏静!你就是因为那个野男人!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嫌我穷,嫌我家是累赘,找到高枝儿了就想一脚把我踹开!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我不同意离婚!我拖也要拖死你!”他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开始口不择言地咆哮。
我看着他扭曲的面孔,心里最后一点留恋也烟消云散了。我不再跟他废话,转身走进卧室,锁上门,开始收拾我自己的东西。我只带走了我的证件、衣物和这些年攒下的几件首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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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你。”我平静地看着他,“周文斌,你知道吗?一个女人,如果连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身败名裂?你尽管去闹,正好让所有人都看看,你这个‘模范丈夫’,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说完,我不再看他,径直走向门口。他想上来拉我,我眼神一凛,冷冷地盯着他:“别碰我,我觉得脏。”
他被我的眼神震慑住了,伸出的手僵在半空。我就这样,在他难以置信的目光中,打开门,拖着箱子,走出了这个我付出了十年青春,却只换来一身伤病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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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快回复:“为你高兴。好好开始新生活。”
我知道,我和陈昊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他有他的生活,我也有我的路要走。他对我而言,更像是一个唤醒我的人。是他,让我看清了自己早已病入膏肓的婚姻,也让我鼓起了勇气,去挣脱这个让我窒息的牢笼。
离婚,不是因为那两个小时的旧情复燃,而是因为在那两个小时里,我终于找回了迷失十年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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