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延安还燃？抗战时期鄂西北竟有座“红色心脏”，如今沉在丹江口水库底

如今的丹江口水库碧波万顷，景色宜人，没多少人知道，在水面之下还沉睡着一座曾被誉为“鄂西北小延安”的小镇，草店。

草店听起来虽然土里土气，但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成为鄂西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心脏，汇聚了无数热血青年与进步力量，点燃了大后方的红色火种。

然而，随着1968年丹江口水库蓄水，这座小镇连同它的辉煌历史，一同沉入水底，只留下地图上一个名为“草店码头”的标记。

今天，咱们就打捞这段被淹没的历史，说说当年山河破碎时，草店为何成为“红色灯塔”。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鄂西北成为抗战大后方。此时，第五战区司令部迁至襄樊，但襄樊地处前线，局势不稳。而位于武当山北麓、汉水南岸的草店镇，凭借其“山大而险要”的地理优势和众多可作办公、住宿的道教宫观（如遇真宫、周府庵等），迅速成为理想的后方基地。

更重要的是，中共湖北省委早已将目光投向这里。早在1938年夏，鄂北工委就在《鄂北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均县武当山为我们游击根据地”，并强调要“学习冀察晋边区的榜样，创造新的抗日根据地”。

武汉失守后，省委更一度计划“以均县为中心”，将草店作为战略支点，为未来可能的全面沦陷做准备。

于是，从1938年11月起，一批批中共党员、干部和他们领导的抗日团体，如潮水般涌向草店。

在短短半年间，草店汇聚了令人惊叹的红色力量，成立了不少团体组织。

例如由中共党员赵石领导的湖北省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服务团，在武当小学开展农村动员。

由著名民主人士罗叔章任院长的均县战时儿童保育院，收容了500多名难童，在遇真宫内坚持教育与抗日宣传。

还有设立书报阅览室的草店文化工作站，陈列着《新华日报》《群众》等进步刊物，组织儿童剧团在火星庙古戏楼演出，连李宗仁都曾亲临观看并题词嘉奖。

其他包括战时教育工作促进会、妇女救亡促进会等各种团体，也在草店如火如荼地开展识字班、募捐、缝制军袋等活动。

更令人吃惊的是，国民党77军副军长何基沣在1939年1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率部驻扎在草店北5华里的周府庵，在军中建立中共秘密工委。第五战区干训团也在此开办，1500余名学员中不乏进步青年，政治教官包括郑绍文、石潭秋等中共党员。

草店虽小，却在这一时间段群星璀璨。国共合作、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难童、地方乡绅……各方力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一心，整个山镇充满了“延安式”的蓬勃朝气。

然而，好景不长。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限共、防共、溶共”方针，政治风向骤变。军统特务渗入五战区，在草店开办训练班，监视、搜捕共产党人。同年春夏，各抗日团体被迫解散或转移，“保育院”迁往重庆，文化站、服务团相继停办。6月，留守党员王述宏被捕，标志着“小延安”时代的终结。

1939年5月，随枣战役爆发，成功粉碎了日军侵占襄樊的计划，整个鄂西北并未成为敌后战场，无法满足建立武当山区抗日根据地的条件，鄂西北区委将重心转向鄂中，草店的战略地位从此下降。

1968年丹江口水库蓄水，均州古城与草店镇永沉水底。草店这个曾经的“鄂西北小延安”逐渐被人淡忘，但中共湖北省委和鄂西北党组织为此付出的努力、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精神遗产深远绵长：

它是鄂西北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播下的火种燃遍鄂豫陕边区。

它是国共合作的典范，在李宗仁相对开明的治理下，实现了大后方难得的团结抗战局面。

它是干部的摇篮，赵石、郑绍文、林滔、江仲华等大批骨干后来奔赴鄂中，成为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的重要力量。

它更是武当山腹地革命斗争的策源地，即便在“小延安”衰落后，均县南区党组织仍坚持斗争至1942年。

今天，当我们享受南水北调带来的甘泉时，很少人知道丹江口水库藏着一座“小延安”，草店。

如果你有缘看到这篇文章，请记住，历史即便被水淹没，革命精神不该被遗忘。

在民族存亡之际，丹江口草店这一座偏僻山镇，因信仰与行动而光芒万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