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近代西方战争艺术的完美演绎者

如果说确有所谓“战争天才”之说，那么拿破仑一定位列其中。18世纪末，拿破仑乘着法国大革命（1789年——1799年）的强大势能登上历史舞台。这场推翻法国君主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把法国广大人民群众从封建社会的君权中解放了出来，向往自由、民主的人民焕发出空前强大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而拿破仑作为一位天才级的军事统帅，成功地运用了社会转型带来的一切积极因素，进而建立了不世军功。拿破仑于1804年12月加冕称帝，成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缔造者。在位期间，他率军五破英、普、奥、俄等国组成的反法联盟，打赢50余场大战役，沉重地打击了欧洲各国的封建制度，捍卫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在最辉煌时期，欧洲大陆除英国外，其余各国均向拿破仑臣服或同拿破仑结盟。尽管拿破仑最终兵败折戟，但是其在战争中建立的伟大军功及其作战指挥中蕴含的战争艺术，令后世历代兵家长久凝视。至少在拿破仑时代甚至他去世后的一百多年里，世界先进军事理论和实践莫不以其为标杆。最为典型的是，近代西方军事理论界两大巨擘——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正是在深入研究拿破仑战争的基础上，完成近代西方两本影响深远的军事理论巨著——《战争的艺术》与《战争论》。因此，从某种意义讲，拿破仑本身是近代西方战争艺术的完美演绎者。

作为一位伟大的军事统帅，拿破仑是在法国大革命造成法国社会巨变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的军事天才主要表现为创造性地综合利用了当时法国社会已有的多种要素，而很难说拿破仑个人在某个单一领域有多大的独创性。即使在作战思想方面亦是如此。当拿破仑尚是籍籍无名的时候，法国至少有两位军事理论家已经透过大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尤其是兵员大幅增加的现实），准确地预见到军事革命的演进方向了。他们分别是布尔赛特与吉贝特。

布尔塞特对当时新出现的师建制部队运用有深刻洞见。他指出，“军队分编为若干个师，敌人军队的作战目标就变得模糊不清，从而导致敌人兵力分散，其效果与以往战争中集团式编组部队一次成功的佯攻行动差不多”。他提议，指挥官在制定战役作战计划时，应拟制多套作战方案，以便抓住敌人因分散兵力而出现的薄弱部位，集中力量攻击之。他还认识到，采用师编制的军队可以诱使敌人离开他们选择好的作战阵地，通过机动与反机动，迷惑敌人，以便集中兵力攻击敌最薄弱的部位。此外，他强调运用各种方法调动敌人，以便使敌人暴露弱点，然后集中兵力予以攻击。

吉贝特与布尔塞特处于同一时期，代表作为《战术通论》。他对法国新军的设想为“能够自行机动，迅速在敌阵地薄弱部位突破，立刻由整齐的行军队形展开成战斗队形，同时可攻击敌防御阵地的侧翼或后方。这支新型军队的机动能力之快，就像你看到火光，闪电就来了。当敌人刚刚发现先头部队的踪影，整个大部队就立即到达了预定位置，使敌人根本来不及反击”。吉贝特将新作战方法描述为：调动敌人，使其分散精力，以便于能够集中兵力攻击敌薄弱部位，从而以较小代价获取作战胜利。吉贝特认为，这种战法能够产生战略性影响。新型军队指挥官“将使敌人感到窘迫，使敌措手不及，没地方躲藏，迫使敌作战，或者不断地撤退”。

若再深究，布尔塞特和吉贝特的军事思想又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建立在已有军事实践基础之上。这种军事实践基础至少可归结为如下几点。

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散兵战术理论

师建制。早在七年战争（1756年——1763年）中，法军富有创新精神的布罗格利元帅便开始运用多路纵队方法，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机动与作战效率。与这种战术变革相适应，法国人开始将军队分编为由步兵、炮兵组成的常备师。每个步兵师最多16个营，总人数接近1万人。在交战过程中，法军通常以4个师向敌逼近，每个师再编2个纵队，每个纵队的第一、第二梯队都有4个营。为防止与敌不期而遇，布罗格利元帅还经常使用轻步兵、轻骑兵掩护部队行军。在作战行动中，布罗格利元帅遵循“分散行进、快速集中”的基本原则。

散兵作战。法国散兵以一人一枪为基础，善于依托有利地形作战，他们“眼光锐利如雪貂，行动活跃如松鼠”。这与法国山地地形多有关，也与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民主”精神相契合。这种战法能够充分发挥每名士兵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与进攻性，反而对注重纪律与训练、惯于循规蹈矩的普鲁士军队（或普鲁士式军队）构成有效遏制。一位曾与法国散兵交战的普鲁士军官评价，“在森林中，（法军）士兵们都解散了行列，也不采取任何操典上的行动，仅仅是靠着树木的掩护来射击……我们的人员是惯于在开阔地上比肩作战的，所以反而很难适应这种似乎没有秩序的情况，而易成为敌人的目标”。

作战队形变换。在排枪射击的年代，战场上横队、纵队各有优缺点——横队可以增加火力密度，但机动性差；纵队机动性强，但火力密度低。那么，横纵队队形快速变换便显得十分必要了。1766年，吉贝特为法军设计了一种可由密集纵队快速展开为横队队形的方法，从而使法军具备行进中即可立即投入交战的能力。在展开成战斗队形前，法军指挥官可以先利用纵队队形的快速机动能力，让步兵绕到敌线式队形的侧翼或后方实施攻击，或者集中主要兵力攻击敌其他薄弱部位。于是，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法国陆军转变为一支机动灵活的进攻性力量了。

重用炮兵。十七八世纪，法国军队有一支欧洲最好的炮兵部队。1776年，格里包伐被任命为法陆军炮兵总监，他对法国炮兵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例如，他规定野战炮兵使用4磅的团级火炮，师炮兵则使用8磅、12磅的加农炮和6英寸的榴弹炮。他还发明了炮车，规范了炮车构造，使其零件尽可能具有通用性和互换性。拿破仑就是炮兵出身。在拿破仑的全部战争中，他所倚重的主要是炮而非枪。拿破仑把炮兵誉为“战争之神”，足见他对火炮的仰仗。

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法国炮兵

由此可见，在拿破仑从军征战并走向法国权力巅峰之前，拿破仑战争思想的诸多要素已经萌发出来，并逐渐走向成熟。那是时代给予这位伟大战争天才的“馈赠”——以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看，则是军事技术、社会变革发展之必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所有这一切仿佛又都在为拿破仑做“嫁衣”。理论只负责解释世界，改造世界却需要超强的能力。拿破仑就是那个时代能够把一切资源充分统合起来，进而形成强大战斗合力的最合适人选。在他多年征伐四方的戎马生涯中，他把那些军事思想、军事理论与当时的物质技术、社会基础充分结合起来，进而演绎出伟大的军事艺术。正如后世人们所评价的，“由于拿破仑战争的引导和促进，最终欧洲人实现了黑火药时代武器、战术和军事理论三者的统一，也让拿破仑成为欧洲近代战争艺术的集大成者” 。

在长期鞍马劳顿的政治与军事生涯中，拿破仑本人对战争艺术或战争理论这个本体的阐述极少。有意思的是，拿破仑惟一一次正面回应其战争艺术，与他原来的部下——罗尼阿在这方面对其责难有关。罗尼阿原本是拿破仑军队里的一名工程师。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后，罗尼阿写了《关于军事学术的思考》一书，企图探寻拿破仑失败的原因。他责怪拿破仑进行战争时缺乏应有的步骤。他认为，深入敌国应该而且只能逐步地进行，同时应保障自己后方和交通线的安全，梯次配置物资器材仓库，并注意两翼的情况。按照罗尼阿的意见，像拿破仑所认为的那样只有一支军队是不够的，应该有两支军队：一支作战部队和一支预备队。作战部队在战场上进行战斗活动，预备队则保卫后方，特别是担任对游击队的警戒，占领夺得的土地以及在作战部队遭到失败时掩护其退却。罗尼阿认为，军队战斗行动期间，在８天内可以向纵深推进120～160千米，达到此纵深后就应该停止前进，以便军队进行休整，重新部署兵力并准备新的战役。

很显然，罗尼阿属于坐而论道者，他并没有理解拿破仑战争艺术的精髓实质，他提出的观点甚至是错误的——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得出恰好相反、令人信服并且反复为战争实践所证明的结论。拿破仑读到罗尼阿的作品后，自然也大为不满，针对性写下17条意见，表达自己对军事科学的看法。拿破仑认为：战术、工程学和炮兵学大致像几何学一样，可以从教科书中学会，而有关战争的高级领域的知识只有通过经验和研究伟大统帅所进行的战争和会战的历史才能取得。就像学了文法并不能写出伟大作品一样，学了军事学术理论不见得就能打胜仗。将帅所据以行动的是自己的经验和天赋，这一点与劳埃德的观点几近一致。所不同的是，拿破仑注意到从伟大战史中寻求启迪与灵感对于激发天才的重要作用。拿破仑把整个军事科学归结为军事史，并认为军事史是思考军事问题的基础。为了回答罗尼阿的责难，拿破仑描述了一些杰出统帅所进行的远征，并作出这样的结论：“像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古斯塔夫、蒂雷纳、欧根亲王和腓特烈那样进行战争吧。读一读，反复地读一读他们83次远征的历史，并根据这些历史来进行自己的思考吧。这是成为伟大统帅和揭开军事学术之谜的惟一手段。这样，你就会得到启示，你就会抛弃那些与伟人们所坚持的原理背道而驰的规则。”简言之，在拿破仑看来，战争艺术仍然是一个归属于“天才活动”的谜一样的“黑箱”，但他找到了复刻这一“黑箱”的途径，那便是研究历史上伟大军事统帅的战争行动并从中领受战争艺术的真谛。

至于战争艺术究竟是什么，拿破仑本人并未给出系统阐述。但是人们可以通过拿破仑遗留于世的回忆录、札记与书信，再结合他从事的伟大战争，感受到拿破仑对战争问题的精深思考及对战争艺术的深邃洞悉。特别是其中一些简洁精炼、内涵隽永的军事格言，仿佛珍珠般光芒四射，值得后世兵家反复研读与玩味。概括而言，拿破仑的战争艺术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点。

强调精于作战计划。拿破仑认为，战争计划非常重要，应当超前筹划，并充分预想战争中可能面临的困难。他写道，“在战争中，要多估计，否则将一无所获……我已经习惯于在三四个月以前就思考我应该做的事情。不过，我总是做最坏的估计……我习惯采取多种防患措施，从来不靠什么机会……只有拟定出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才有可能在战争中取胜”。他指出，“计算胜败的概率乃是打仗的首要秘诀，而且要算得极准，然后则是如数学般准确地执行，再加上机会的因素。当然，机会在常人看来往往是一本读不懂的天书”。

强调集中兵力原则。拿破仑一贯坚持集中优势兵力的原则，这成为其战场制胜的关键所在。他强调，“战略的本质就是，在攻击处或被攻击处集中比敌人更多的兵力，即使是对一支弱小的军队也是如此……要把自己全部军队集中为一个拳头……部署兵力的艺术也就是进行战争的艺术，应该用这样的方法部署你的兵力，不管敌人采取什么行动，你都应能在几天之内把你的兵力集合在一起”。需要指出的是，拿破仑眼中的“兵力集中”是一个与时间、空间有关的概念，即在特定时间、特定战场空间集中相对于当面之敌的优势兵力，因此他总能够在总兵力一定的情况下取得相对战场优势。正如拿破仑所指出的，“战略就是运用时间和空间的艺术”。另外，拿破仑在战线的选择上是很有讲究的，他总是选择决定性战场，而牺牲次要战场。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得十分准确，“拿破仑的秘诀在于集中，而他的继承者的秘诀却在于分散。当拿破仑看到自己不得不在两个不同的战场上作战时，他就立即把自己的最大部分兵力集中在有决定意义的作战线上……因为他相信，即使他的军队在次要战场上打了败仗，他自己在主要作战线上的胜利也能比任何直接的抵抗更可靠地阻挡敌军的前进”。

强调打歼灭战。拿破仑认为，敌人的重心始终在其军队，应当把歼灭敌人视为战争的首要目的。他指出，“我只看到一点，那就是敌人的大量军队。我力图消灭他们，因为我相信，只要把敌人的军队消灭，其他一切就会随之而土崩瓦解”。

重视进攻作战。为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拿破仑把积极采取攻势作战视为主要作战方式。拿破仑一生指挥的几十次战役，绝大多数是进攻性战役。他对消极防御表现出鄙夷的态度，“那个躲在堑壕后面的人是必败无疑的”。拿破仑并非一味进攻，而是能够巧妙地把握防御与进攻之间的辩证关系及相互转化关系。他指出，“战争的全部艺术就是一个非常合理而慎重的防御，继之以一个迅速而大胆的攻击”。这与《孙子兵法》“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思想是一致的。

强调机动作战。拿破仑有句名言，“行军就是战争”。他形象地指出，“军队的力量与力学中的动量相似，是质量与速度的乘积。快速地行军，能够提高军队的士气，足以增加取胜的机会”。法军士兵们则更为生动地形容，“皇帝（指拿破仑）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战争方法，他所利用的是我们的两条腿，而不是我们的刺刀”。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曾评价道，“机动是拿破仑战争艺术的灵魂，正好像决定性会战是其实施战略的工具一样。拿破仑使他的部队以一种有计划的速度进行运动，用速度放大兵力优势，以急行军来弥补数量的不足”。

强调精神士气的作用。拿破仑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是精神力量，而非士兵数量。每次临战前他总要亲临视察部队，与他们亲切交谈，并设法激发士兵们的荣誉感。他指出，“不是部队的数量给军队带来了力量，而是忠诚和豪气给军队增添了斗志”。拿破仑还有一句名言“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剑与精神。从长远来说，精神总是能够征服利剑”。

以上所列为拿破仑战争所体现出来的抽象的战争艺术，主要侧重于作战思想。相比而言，在具体战法或作战运用层面，拿破仑的创举主要体现在他对大军团体制的灵活自如的创造性运用。宏观视角看，他在师的基础上组建了军、军团，在世界上率先启用“军团——军——师”体制。微观视角看，他采用了一种他称之为“营方阵”的独特阵型。与之相对应的是一种极具灵活性、弹性和韧性的用兵方式。这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配合，不管敌人的位置在哪儿，其前进是采取何种方向，拿破仑都可以用他的兵力之一部分，采取攻势来围攻他，另用一部分兵力来迂回其侧翼或后方，而第三部分兵力则保留作预备队。在著名的法普耶拿会战中，拿破仑的这种弹性战术得到极好地体现：“假使普军趋向法军的左翼或交通线，第五军在第七军的支援下即担负前卫任务，以便把敌军盯住不放松。此时，第一和第三军则实行迂回，打击敌军侧翼，第四和第六军则保留为预备队。反之，假使敌人向法军正面进攻，那么第一和第三军即趋前迎敌，而第五和第七军，或第四和第六军则担负迂回任务。”这很容易令人想起《孙子兵法》中的名言，“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很显然，拿破仑所说的“营方阵”，并非编制意义上的“营”，而是对大军团作战而言的——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可作“阵营”解。这种引申自法国散兵作战的灵活、快速、富有弹性的大军团作战思想，也常常被称为“散兵群战术”。正如恩格斯在《步兵战术及其物质基础》一文中所做的评价，“由拿破仑发展到最完善地步的新作战方法，比旧方法优越得多，以致在耶拿会战以后，旧方法遭到无可挽回的彻底破产。在这次会战（耶拿会战）中，运转不灵、运动迟缓、大部分根本不适于散兵作战的普鲁士线式队形，在法国散兵群的火力下简直瘫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