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白色的蒸汽模糊了我眼前的窗户,也模糊了我的眼睛。我手里捏着一个饺子,白白胖胖,像极了小儿子国伟小时候的胖手。我今年六十一了,眼花了,手也慢了,包了半个下午,面前的盖帘上才稀稀拉拉地铺了一半。今天是除夕,外面鞭炮声响成一片,邻居家孩子的笑闹声隔着墙都能传进来,可我这三室一厅的老房子里,安静得只剩下抽油烟机的嗡嗡声和我的心跳声。
我的大儿子郭强,有出息,在省城买了别墅,带院子的那种。小儿子国伟,也不差,上个月刚在市里换了新房,说是江景房,站在阳台上能看到大半个城市的夜景。女儿国芳,嫁得好,夫家给陪嫁了一套一百六十平的大平层,装修得跟皇宫似的。他们都有了各自的好日子,而我,这个把他们一个个拉扯大的老母亲,却成了那个被遗忘在旧时光里的人。
一个星期前,我挨个给他们打电话,问他们什么时候回来过年。电话是先打给大儿子郭强的。他声音听起来很遥远,背景里是海浪的声音。“妈,今年我们一家去三亚过年了。您知道,您孙子冬天老咳嗽,这边的空气好。我们也是临时决定的,机票不好买,就不折腾您过来了。我给您卡里打了两万块钱,您想吃什么就买点什么,别省着。”
我握着电话,半天没说出话来。钱,又是钱。他以为钱能填满这空荡荡的屋子,能代替他热乎乎地喊我一声“妈”。我张了张嘴,想说“我不缺钱,我缺的是你们”,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说了又有什么用呢?只会让他觉得我不懂事,给他添麻烦。我只能干巴巴地说:“好,好,你们玩得开心,注意安全。”
挂了电话,我的心就凉了半截。我安慰自己,没关系,还有老二和女儿。我拨通了小儿子国伟的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接,是他媳妇的声音,带着点不耐烦:“喂,妈啊?国伟在装柜子呢。我们这刚搬家,乱得跟猪窝一样,您是不知道,这几天累得我腰都快断了。今年过年您就别过来了,家里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等我们收拾利索了,过了十五再接您来住几天。”
“我……我能去帮忙收拾啊。”我急急地说。
“哎呀妈,您就别跟着添乱了。我们请了保洁了。再说了,我爸妈也在这边帮忙呢,家里这么多人,挤不开。您自己在家好好过个年,啊。”说完,电话就挂了。我听着听筒里的忙音,感觉心里的那点火苗,又被一盆冷水浇灭了。
我坐在沙发上,呆呆地看着墙上那张全家福。那是十年前拍的,那时候郭强还没买别墅,国伟也还没结婚,国芳还是个刚毕业的小姑娘。我们一家人挤在镜头前,笑得那么开心。我丈夫老郭还在,他搂着我的肩膀,一脸的满足。那时候,家虽然小,但心是满的。
我叹了口气,拿起手机,拨了最后一个号码,女儿国芳的。她是我的小棉袄,从小就最贴心。我想,她总不会也……
“妈,”国芳的声音甜甜的,却也带着一丝不易察的疏离,“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今年过年,我公公婆婆从老家过来了,第一次来我们新家。您知道的,我得好好招待他们。我这边实在走不开,要不,您去大哥或者二哥家过年?”
我苦笑了一下,告诉她,她大哥去三亚了,二哥家刚搬家不方便。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国芳的声音低了下去:“妈,对不起啊。主要是……主要是他爸妈第一次来,我要是回咱们家过年,他们会觉得我不重视他们。您也知道,处理婆媳关系不容易。您……您能理解的吧?”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能说我不理解吗?我能说你的婆婆是婆婆,我就不是你妈了吗?我不能。我这辈子,最怕的就是给孩子们添麻烦。我轻声说:“妈理解。你们好好过年,替我跟你公公婆婆问好。”
挂了电话,屋子里彻底安静了下来。我看着窗外一朵朵炸开的烟花,五光十色,那么热闹,可那光亮却一点也照不进我的心里。我的三个孩子,一个住别墅,一个搬新家,一个住大平层,他们都有了自己需要守护的家,而我这个老家,却成了他们可以随时放下、无需顾及的驿站。
记忆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我想起郭强小时候,家里穷,过年才能吃上一顿肉。我把最大的一块鸡腿夹到他碗里,他却偷偷地掰了一半,塞到我嘴里,说:“妈,你吃,你干活累。”那时候的他,眼睛亮晶晶的,是真心疼我。
我想起国伟,从小就调皮,有一年过年,他把邻居家的窗户用鞭炮给炸了个小洞。我气得抄起扫帚要打他,他一边哭一边从兜里掏出一个冻得硬邦邦的苹果,说:“妈,这是我攒了好久的零花钱买的,听人说除夕夜吃苹果,新的一年就能平平安安。”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扫帚再也举不起来。
还有我的小棉袄国芳,她上大学那年,第一个寒假回来,用自己做家教挣的钱,给我买了一条红色的围巾。她说:“妈,你冬天总咳嗽,戴着这个暖和。”那条围巾,我现在还收在柜子里,虽然旧了,可每次拿出来,仿佛还能感受到女儿手心的温度。
可现在呢?他们长大了,有本事了,飞得越来越高,也离我越来越远。他们的世界变得那么大,大到装得下事业、朋友、新的家庭,却好像唯独装不下我这个老母亲的孤独。他们给我打钱,给我买东西,以为这就是孝顺。他们不知道,我想要的,不过是除夕夜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一顿热热闹凡的年夜饭,听他们说说工作上的事,看看孙子孙女又长高了多少。
我把包好的饺子下到锅里,煮了二十个。捞出来,摆在三个不同的盘子里,一个盘子前面放一双筷子,就好像他们都回来了一样。我端起自己的碗,夹起一个饺子,咬了一口,是韭菜猪肉馅的,是他们从小最爱吃的味道。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饺子,咸得发苦。
电视里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主持人喜气洋洋地倒数着。我看着电视里那些合家团圆的画面,眼泪终于忍不住,一滴一滴地落进了碗里。我拿出手机,想给他们发个信息,说“妈想你们了”,可打出这几个字,又一个一个地删掉。我不想让他们在开开心心过年的时候,因为我的一句话而感到内疚。
“当……当……当……”新年的钟声敲响了。我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对着桌上那三盘没动的饺子,轻轻地说了一句:“新年快乐,我的孩子们。”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我以为是哪个孩子想起来给我拜年了,赶紧擦了擦眼泪,拿起来一看,是一个视频通话请求,是孙子小宝,郭强的儿子。
我连忙接通,屏幕上出现了小宝胖乎乎的脸蛋。“奶奶!新年快乐!”他奶声奶气地喊着,背景里是沙滩和椰子树。
“哎,小宝乖,新年快乐。”我笑着回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沙哑。
郭强和他媳妇也凑了过来,镜头晃动着。“妈,新年好啊!我们这边刚看完烟花表演,特别漂亮。您看,这是大海。”他把镜头转向外面,一片漆黑的海面上,偶尔有几点渔火。
“挺好,挺好。”我附和着。
“妈,您吃饭了吗?吃的什么啊?”儿媳妇问。
“吃了,包了饺子。”
“哎呀,您一个人还包什么饺子,多麻烦。随便吃点得了。”她随口说道。
我心里一刺。是啊,一个人,还折腾什么呢?可这已经成了我几十年的习惯。过年,就是要吃饺子。
他们又说了几句吉祥话,小宝在旁边闹着要去玩沙子,视频很快就挂断了。紧接着,国伟和国芳也相继打来了电话,内容大同小异。国伟那边背景音吵吵嚷嚷的,是他岳父家亲戚在高声划拳;国芳那边,她正忙着给公婆敬酒,匆匆说了两句就挂了。
三个电话,加起来不到十分钟。十分钟,就是他们分给我的,全部的跨年时间。
我放下手机,关掉了吵闹的电视。屋子里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我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冷风一下子灌了进来,让我打了个哆嗦。楼下,邻居老王一家人正在放烟花,他那个刚上大学的儿子,正笨拙地帮他点火,一家人笑作一团。
我忽然觉得特别委屈。我这一辈子,到底图什么呢?省吃俭用,把最好的都给了他们。他们要上学,我砸锅卖铁凑学费;他们要结婚,我和老郭把一辈子的积蓄都掏空了给他们买房付首付。我们像两棵大树,拼命地把根扎深,把枝叶伸展,为他们遮风挡雨,直到自己被掏空,只剩下这副老旧的躯干。如今,他们都长成了参天大树,有了自己的森林,而我这棵老树,却在寒风中独自凋零。
“咚咚咚。”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我愣住了。这么晚了,会是谁?难道是哪个孩子良心发现,连夜赶回来了?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激动得手都有些发抖。我快步走到门前,透过猫眼一看,却不是我的任何一个孩子。
门口站着一个年轻人,手里拎着一个保温饭盒。是住在对门的,小陈。他父母常年在外地工作,他也是一个人在这里住。
我有些失望,但还是打开了门。“小陈?这么晚了,有事吗?”
小陈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张阿姨,新年好。我刚跟我爸妈视频完,我妈不放心我一个人过年,非让我自己包点饺子。我厨艺不行,包得难看,就想着您肯定也包了,拿过来给您尝尝,也跟您拜个年。”
他把饭盒递给我,憨厚地说:“阿姨,您别嫌弃。”
我接过那个还温热的饭盒,一股暖流从手心传到了心里。我打开一看,里面是十几个歪歪扭扭的饺子,有的皮还破了。可在我眼里,这比任何山珍海味都珍贵。
“好孩子,快进来坐。”我把他让进屋。
他看到我桌上那三盘没动的饺子,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什么,眼神里闪过一丝同情,但什么也没说。他只是陪我坐在沙发上,聊了聊他的工作,说了说他父母的近况。
他说:“阿姨,我爸妈也总说想我,但他们也知道我在外面打拼不容易。他们总说,只要我好好的,他们就放心了。其实我知道,他们就是嘴硬。天底下的父母,哪有不盼着孩子陪在身边的。”
他的一番话,像一把钥匙,突然打开了我心里那个拧不开的疙瘩。是啊,我的孩子们,他们是不是也觉得,只要他们功成名就,让我衣食无忧,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他们忙着构建自己的生活,忙着向上攀爬,也许他们真的以为,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或者说,他们已经习惯了我的懂事和不打扰。
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悲哀。不是不爱,而是爱的方式,已经隔了一个时代。在我的世界里,爱是陪伴,是热气腾腾的年夜饭。在他们的世界里,爱是转账记录,是朋友圈里定位在高端度假区的照片,是告诉全世界“我让我妈过上了好日子”。
小陈陪我坐了半个多小时,看春晚重播,吃着我包的饺子,也吃着他自己包的饺子。临走时,他认真地对我说:“张阿姨,以后您要是有什么事,或者觉得闷了,就随时敲我家的门。我虽然比不上郭强大哥他们有出息,但陪您聊聊天,帮您扛袋米,还是能做到的。”
送走小陈,我关上门,靠在门板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窗外的鞭炮声渐渐稀疏了,新的一年,就这样在冷清和一丝意外的温暖中到来了。我没有再哭,心里反而平静了下来。
我把桌上那三盘已经凉透的饺子倒掉了。我想通了,我不能再像一棵向日葵一样,永远朝着他们转动。他们有他们的太阳,我也该有我自己的光。我养大了他们,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日子,我应该为自己活。
第二天,大年初一,我穿上了我最喜欢的那件红色外套,就是国芳很多年前给我买的那条围巾的同色系。我没有待在家里等那些可能永远不会来的拜年电话,而是走出了家门。我去了小区的老年活动中心,那里有很多和我一样的老人,我们一起打牌,聊天,唱歌。我还报名了一个社区办的书法班,我想起了我年轻时候的爱好。
生活,不应该只有等待和期盼。我可以把它过得有声有色。
一个星期后,孩子们大概是过完了年,终于想起了我。他们又开始给我打电话,问我过得好不好。
我没有抱怨,也没有诉苦,只是平静地告诉他们:“我过得挺好。初一去老年活动中心玩了,还认识了几个新朋友。我还报了个书法班,以后要练字了。”
电话那头的他们,似乎都有些意外的沉默。或许,在他们心里,我应该是一个孤苦伶仃、等着他们来拯救的可怜老人。但我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
我的人生,上半场为他们而活,无怨无悔。但下半场,我要为自己活得精彩。别墅、新家、大平层,那是他们的世界,而我这个小县城的老房子,也可以是我的乐园。
年,还会一年一年地过。也许明年的除夕,我依然会一个人。但我想,到那时,我的心境,应该会完全不同了。因为我终于明白,真正的富足,不是子女给了你多少钱,住了多大的房子,而是你自己的内心,是否丰盈、平静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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