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万保证金被窃，浙江出狱富豪再遭犯罪举报

撰文| 刘虎

2025年10月，常德男子刘佑林向湖南省纪委监委及湖南省公安厅递交《申请》，请求对原常德市政法委领导干部李泽涉嫌虚假诉讼罪、诈骗罪及职务侵占罪的问题开展监督调查，并依法指定异地办理，同时要求核查泄密及打击报复线索。

举报人将李泽称为“常德政法系统亿万富翁”。举报人认为，鉴于李泽系常德政法系统重要干部，地域与人脉重叠，此案已不适宜在常德辖区内办理，要求指定省内异地办理或由省纪委监委直接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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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来客与常德烂尾楼：一场静默的资本围猎

2025年10月3日，浙江金华“蓝城·邑墅”。

这片曾经的烂尾工地，如今被重新包装，换了名字，也换了主人。十二年前，开发商资金链断裂、项目停工，卷入查封与刑案。

人们以为，一切已随时间沉入账本。但一条跨越千里的资金与权力通道，却在悄然延展：从浙江金华到湖南常德，一名地产商的身影与数位地方官员的名字交织在一起。在他们之间，流动的不只是钱，还有庇护与默契。

这里如今叫“蓝城·邑墅”。而内里的绝大多数别墅，至今仍然是更换门庭前的“中奥·邑墅”的门牌号。刘虎 摄

湖南常德，这座内陆城市并非浙江资本的传统腹地。

但在2006年，它成为金华商人余有昌的静默围猎的起点。他此番带来的，是被称为“地下钱庄”的民间高息资本，以及一套后来被当地人形容为“蛇吞象”的魔法。

彼时，常德市中心地段的“希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希豪公司，后更名为湖南中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正因项目资金链断裂而陷入风雨飘摇。公司创始人张志学（原名张志祥）由此陷入危机。

余有昌乘虚而入，以“白衣骑士”的姿态介入，名义上为张志学的“汇美家居广场”和“浙商广场”注入资金。

然而，这笔资金并非救命稻草，而是一颗附带着高息倒计时的庞大炸弹。

一篇2010年11月25日在红网发出的帖子，直接道出这场资本的浓烈毒性。帖子指出，余有昌通过中介人，利用银行贷款转入个人账户，以口头约定的月息捌分（8%）向希豪公司发放高利贷。

根据帖子披露的细节，从2006年9月至11月，余有昌分期发放高利贷共1400万元，并预收了一个月5.5%的高息。但不到半年，在2007年5月23日，他已操纵公司收取了高达1850万元的高利息。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通过一系列单方操作，最终希豪公司的财务入账的借款本金被虚增至4750万元。这意味着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公司为实际借款的1779万元支付了2971万元的利息。

高息吞噬之下，余有昌凭借其强势地位，设下各种骗局，利用其在公司中的50%股权质押，最终“侵吞了整个公司资产”。在红网帖子的叙事中，余有昌“只花了1779万元最终吞掉了2亿多资产的希豪公司”。

公司虽更名，但项目的命运并未扭转。常德市中心的核心项目很快陷入“烂尾”，不仅造成了城市形象的污点，更给数百个家庭带来了深重的社会危害。

02

入局：刘佑林与“格子铺暴雷和楼盘烂尾”下的重生

在常德商界拥有影响力的刘佑林，彼时任常德市益阳商会会长、常德市政协委员，并在汉寿县经营着太子庙工业开发区。在常德市工商联组织的商会活动中，刘佑林结识了常德市浙江商会的会长王国云和金华商人余有昌。

2009年，刘佑林和王国云以益阳商会和温州商会的身份，带着其资源和资金正式入局湖南中奥公司，启动了旨在“盘活”汇美家居广场这个已是涉及“一两百个”复杂民间借贷和官司的法律“烂摊子”的烂尾项目的行动。

湖南常德市政府。刘虎摄

为彻底清理这些债务，常德市政府采取了空前的强硬措施。他们主导召开了债权人会议，公安局、法院、检察院等公检法司代表悉数到场。

市政府这一系列的举措，加上当时正赶上全国房地产行业的黄金十年，在随后的几年，项目得以回暖，销售情况良好。

然而，余有昌本人并未在常德设立管理团队，其对资金的渴求始终如影随形。他派出了范慧芳——其第三任妻子范慧青的亲妹妹——担任财务总监，全权监管项目资金。她在常德的这段时期，与刘佑林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为后来利益的彻底反目埋下了伏笔。

03

腾挪：常德项目沦为金华的“资金抽水机”

余有昌的资金饥渴，始终未能缓解。

为了续建和解封资产，刘佑林需要不断垫付和承担风险。他曾以汉寿太子庙的汽车改装厂做反担保，解封了被查封的资产，承担了1000多万元的风险。

在刘佑林团队的经营下，项目销售收入良好，在常德挣得的“两个多亿资金”，却由范慧芳之手，“都转到浙江去了”，包括8000多万元资产。

被盘活的常德市汇美家居广场。刘虎摄

在这样的操控下，湖南中奥的项目，彻底沦为了余有昌远在金华商业版图的“资金抽水机”。

到2013年，余有昌在浙江开发的项目——浙江中奥置业有限公司——因资金链断裂爆发危机。两年后的2015年，人民论坛网报道了其在金华开发的“中奥·邑墅”项目停工，已然成为烂尾工程。

在一则报道中，余有昌亲口承认：“因为资金缺口的问题，我向一位钱女士的企业借了5000万元的高利贷。”

同样为了“救火”，他开始动用湖南中奥的资产：

第一笔抵押：他利用湖南中奥的资产，为浙商银行义乌分行的贷款做了担保，将汇美家居广场8575.39平方米商铺抵押，担保金额达5000万元。这笔贷款后来被法院认定为骗取贷款犯罪。

第二笔抵押：他以其实控的浙江双威工具有限公司为贷款主体，将湖南中奥的4027.62平方米商铺作担保，向浦发银行金华分行贷款2400多万元。

前后两次，湖南中奥共计12000多平方米资产，被用于为余有昌的浙江项目担保。这几乎掏空了汇美家居广场的全部核心资产，也为余有昌后来的商业犯罪和资产腾挪埋下了法律的伏笔。

04

判罪、出狱与精心设计的破产剧本

资产被抽空和转移的同时，余有昌的危机在浙江全面爆发。

2017年6月6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定，余有昌犯骗取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追缴违法所得1.83亿元。

这份《刑事判决书》明确显示，余有昌在2013年指使财务人员伪造资料，骗取浙商银行义乌分行2亿元贷款，资金未用于约定项目开发，而是转移至关联公司偿还私人债务。

余有昌的入狱，暴露了他熟练运用政商关系的能力。消息源指出，他惯于用“送了很多领导，也送了一些房子”来铺路，甚至在服刑期间，通过举报金华市开发区建设银行行长等方式，成功获得了减刑。

在余有昌服刑期间，刘佑林团队继续管理常德项目。

他与余有昌的协议约定，市场租金归刘佑林所有，用以覆盖返租和管理成本。在全国返租销售“格子铺”商业模式普遍爆雷的哀鸿声中，汇美家居广场在刘佑林的经营管理下，成为了“唯一一个没有爆雷”的项目。十年期间，刘佑林按照合同约定，通过其下的三家商管公司按期支付8%至14%的返租，共计1400多万返租款；由于项目初期业主均未缴纳维修基金，整个市场的修缮工程、消防工程、安防工程，水电管网改造工程数百万元，也由其公司支出。刘佑林这一系列在经营管理上的投入，维护了市场稳定与租户回报。

然而，余有昌在狱中并未停止折腾。他通过律师带出的亲笔书信，预谋了一份“集团形式破产”的剧本，旨在逃废债。他在信中透露，“出来以后就要把这些企业都破掉，同时用新的公司把它买回去”。

这一精心设计的剧本，正是他在出狱后实施的“腾挪”之术：将公司的资产抵押做贷款，将贷款变为不良资产，进而申请公司破产，再通过代理人的关联公司用贷款的资金低价买回资产包和抵押物，最终均变为其个人财产。

2018年10月19日，金华市婺城区法院裁定受理了浙江中奥的“执转破”（执行转破产）申请。一系列复杂的法律程序，为他的“逃废债流水线”提供了合法外衣。

2020年初，余有昌邀请刘佑林参与浙江中奥破产事宜，刘佑林此时的唯一目的，是“我只要把这两个包收回来就行了。”

殊不知，这是刘佑林不知不觉涉入“余有昌出狱后策划浙江中奥置业虚假破产，申报债权17亿中绝大部分是其关联公司和个人的虚假债权”一系列操作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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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黑手”：政法干部李泽的隐秘角色与职务侵占的链条

为参与浙江的资产重组，刘佑林与同乡李平成立了湖南益泰和实业公司和金华市益金隆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由于余有昌身为“失信人”不便出面，他找来了代言人——金华市兰溪人赵进骏，成立了金华万艾拉金属材料公司。湖南中奥在浙江中奥破产案中申报并确权了5668.8万元的普通债权，为后续的资产争夺战奠定了基础。

刘佑林将争夺的焦点放在了常德的汇美家居市场两个资产包上，尤其是浙商银行的8575.39平方米商铺资产包。2020年，他与一位公职人员——时任常德市政法委政策调研室主任李泽——共同成立了常德市沅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实际由李泽控制）。刘佑林支付了200万元保证金，约定以1300万元的价格买回资产包中的实物资产。

正是在这一合作过程中，李泽利用其职务和人脉便利，实施了被控告的多项犯罪行为，为金华资本在常德的运作充当了“司法黑手”。

在项目推进初期，李泽就开始以各种名义收取代办费用。举报材料称，2019年8月20日和21日，刘佑林控制的公司分两笔共向李泽个人账户支付了10万元，名义是用于常德市老交通局宾馆收购项目宴请省级农行领导的“接待费用”。尽管这笔款项声称用于接待，但李泽并未为项目实施提供任何实质服务，涉嫌以合同外名义骗取据有。

随后，李泽利用其在政法委的地位，深度参与了鼎城区莱茵小镇项目的商业运作。为了满足招商引进的邮储银行常德市分行的停车需求，李泽在2021年1月找刘佑林借款50万元（转至李泽控制的常德曙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宣称待银行年租金到账后偿还。然而，邮政银行已营业多年，此笔借款至今未还。

余有昌旗下的中奥控制的关联企业，多由其亲戚把控。受访者提供

在这个项目中，涉及职务侵占和诈骗指控的核心，是常德沅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200万元保证金。

2020年9月8日，沅达公司向浙商资产缴保证金200万元。直到一年后，浙商资产退出交易，退回保证金至公司账户。然而，这笔资金并未回到公司正常管理之下。举报材料显示，由于公司公章与U盾由李泽控制，他立即对这笔资金进行了转移：其中108万元被转入李泽个人账户，名义竟然是“奖金、工资”；余约92万元转入其实际控制公司。

举报人强调，沅达公司是一间“彻头彻尾的皮包公司”，没有实质经营，刘佑林及女儿刘娜从未领取过一分钱工资或报过任何费用。在公司无实质经营、无人领薪的背景下，李泽以“奖金、工资”的名义转移公司巨额资金供其个人和关联公司占有，行为与职务侵占罪（刑法第271条）特征高度匹配。

此外，在交易推进的一年多时间里，李泽与余有昌的关系发生了微妙而致命的转变，两人“形成了这种关系，而且还是绑得比较深”。刘佑林与李平的通话记录显示，李泽甚至利用了余有昌拖欠李平的100万元来与余有昌“衔接”。

资产包的命运急转直下。2021年，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突然退出与刘佑林的交易并退回保证金。随后，余有昌通过同案吴英，以其成立的北京正亚盛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名义，于2021年12月31日与浙商资产签订了1500万元的《收益权转让合同》。

资产包被抢先夺走了收益权。刘佑林在电话录音中对浙商资产的行为表达了强烈的质疑：“我跟你签了协议，承诺了，200万我钱都打给你了，凭什么不卖给我而卖给余有昌？”

这场夺回战迅速滑向了司法战场。刘佑林在金华的执行异议之诉中败诉，他十余年对常德市场的“9年经营管理权”和“全国唯一没有爆雷”的市场维护事实，被高院判决“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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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干部李泽：诈骗、职务侵占与司法失控

李泽作为常德市政法系统的原干部，其权力介入不仅表现在骗贷、放贷及其它腐败犯罪，还体现在与金华资本的勾连上，更体现在利用司法程序谋取不法利益，造成常德地方司法系统的失控。

刘佑林的举报材料详细揭示了李泽涉嫌多项犯罪，其中几起案件有的纪委监委还在调查中，移送武陵区公安局的，均向湖南省纪委监委及湖南省公安厅提起监督审查，但李泽以捏造事实提起仲裁诉讼、申请执行仲裁裁决并参与分配，已涉嫌虚假诉讼犯罪，并触及诈骗罪评价路径。

除了以上刑事线索，李泽还涉嫌利用其政法地位霸占常德的资产：

长期欠租与非法占有：刘佑林是湖南中奥（占股49%）的股东，李泽租赁了其开发的浙商广场五楼办公区域486平米，约定租金6万/年。尽管实际租赁期从2020年上半年开始，但此后李泽再未付过租金，欠租长达48个月。刘佑林在2025年3月将李泽诉至常德仲裁委追讨欠租。

常德市浙商广场。刘虎摄

勾结黑恶人员抢夺市场：2025年5月24日，在仲裁庭质证期间，李泽甚至召集柯德友（涉黑案漏网人员）以“51%大股东”身份强收湖南中奥租金，并索要公司公章，被穿紫河派出所出警制止。后经仲裁庭质证，柯德友的授权被认定无效。

随着余有昌的计划得逞，刘佑林团队在常德遭遇了更直接的困境——来自地方公权力的阻挠和对市场的暴力抢夺。

2023年4月2日，余有昌的原司机张伟作为法人、吴英大股东的长沙市兴北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1620万元的底价在阿里法拍上拍得上述房产。

巧合的是，此事发生在政法委干部李泽帮助其办理过户手续的前一天。同年6月，兴北诚公司委托的常德柳晨商管公司，组织社会人员，采取强行关门、换锁、断电等暴力手段，对刘佑林管理下的市场进行了“抢夺”。在未经过其他业主的同意委托和授权的情况下，并恶意打折降低租金50%—80%，利诱和强压手段相结合，与经营商家签订市场租赁、物业管理合同，继而强行收取2023年9月至2024年9月一年的租金和管理费500多万元，且租金也被自行挪做它用，现还有十几户产权业主没有收到该年租金。

刘佑林在《控告书》中直指：“余有昌在诈骗湖南中奥上述资产后，委派张伟等人……采取暴力手段……破坏前期物业公司12年之久的正常生产经营。”

面对刘佑林团队的税务举报，余有昌的过户手续一度受阻。但李泽再次介入，通过“打了不下20个电话”，最终协调了税务部门，使得过户得以完成。

面对涉及寻衅滋事、胁迫交易的抢占市场行为，自2023年8月案发后一年时间内，刘佑林先后向市、区政法、公安部门、市委巡视组、市人大反映，特别是多次向武陵公安分局站前派出所报案并提交书面材料，公安机关以“经济纠纷”为由，一直不予立案。直到2024年8月2日，站前派出所才出具了一份《不予立案通知书》。刘佑林怀疑，这背后仍然有李泽作为政法委系统人士的“保护伞”作用。

李泽退休后，在同事微信群的聊天记录。受访者提供

李泽履历显示，其先后担任过汉寿县公安局军山铺派出所所长、汉寿县政法委副书记、常德市政法委办公室主任、政研室主任，2021年10月1日内退。

“其在任期间就亦官亦商，骗贷、放贷，用亲戚的姓名做掩盖经营房产工程项目。”刘佑林称，同时，李泽还是常德政法系统重大涉黑案件的掮客，其涉及的刑事案件放在常德政法系统办理而不回避，这也不符合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的要求——中央明确对应当“通过交叉办理、异地管辖、提级管辖”推进查处的情形予以运用，目的在于回避本地干扰、确保公正。

最令人担忧的是，当常德市纪委监委于2025年7月，将两条刑事线索移送给武陵区公安局侦办时，出现了程序上的严重违漏——公安端以“移送案件”名义办理，未向控告人送达法律文书，从而客观上剥夺了受害人的复议/复核权利。

在刘佑林失去对汇美家居广场的控制后，这个“全国唯一没爆雷的商业返租项目”，终于爆雷了，一年多以来大部分业主的返租租金无人支付。市场多个商户撤店，营业面积5000多平米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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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再战：虚假破产与逃废债的连锁

面对湖南的挫折，刘佑林将战火烧回浙江，直接揭露余有昌的“虚假破产”和“逃废债”链条。

2024年9月24日，刘佑林以湖南中奥的名义，向湖南红网“问政湖南”发出实名维权帖子，请求湖南省公安厅联合浙江省公安部门展开调查。

他控诉余有昌、吴英利用“长沙市兴北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和“湖南兴利好冶金材料有限公司”，以常德房产做担保，向长沙市天心区农商行贷款1000万元，资金在未能专款专用的情况下又流回浙江关联企业再次收购其他破产资产包，这是“将2013年浙商义乌分行骗取贷款一案‘老戏重演’”。

刘佑林在浙江金华的《刑事控告书》，揭示了一整套复杂的“余氏套路”：

隐匿财产、恶意处分：2010年至2014年期间，浙江中奥公司假借支付工程款的名义，累计向关联公司打款约4.2亿元。这笔巨款汇入后立即被转移至余有昌控制的其他关联公司，制造公司资不抵债的假象，以便申请破产逃避债务。

浙江金华泰源彩印有限公司。刘虎摄

虚假破产、转移债务：余有昌利用控制力，让金华市奥特亨工具有限公司（其关联公司）作为担保方，无偿为他实控的五家公司贷款提供担保，使奥特亨公司承担共计2778万元的债务。随后，他又通过其实际控制的金华万艾拉公司提起针对奥特亨公司的执行异议之诉，并申请奥特亨公司破产。

“壳公司”回购与技术性离婚：在奥特亨公司申请破产后，该公司于2023年12月28日更名为金华市双锐工贸有限公司，股东变更为余有昌小姨子范慧芳、儿子余昕阳100%持有的金华市泰源彩印有限公司。之后，泰源彩印公司再以2200万元的价格低价买回了奥特亨公司的资产包。举报人认为，这笔高额回购款系余有昌妻子范慧青提供，以儿子名义“代持”。范慧青与余有昌在2018年底“技术性离婚”，但“仍是生活在一起的”。

与此同时，李泽和余有昌二人要收资产包的目的就是拿去骗贷款，他们成功了，国资的背书与金融的风险更令人忧虑。

2025年，国企金华金融控股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金华市国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成立三级子公司——金华新陆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参股了余有昌三个儿子的公司。举报人认为，这三家国资背景的子公司参股的目的，就是为了帮余有昌和范慧青“做担保贷款”，利用“国资背景的企业参股和买回的资产包”，为其再次融资提供背书。

刘佑林的代理律师在给常德市委书记罗毅君的短信中发出了最强烈的控诉：“李泽作为常德政法一霸，政法系统亿万富豪，违法乱纪，还与黑社会勾结……”

这场战斗远未结束。

刘佑林正在金华推进对职务侵占、诈骗的刑事控告，同时也在常德通过中央巡视组等渠道，举报地方公权力中的“保护伞”。他向省级机关发出的信号，预示着这场“战事”正烧向体制纵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