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当年他俩借住在哑巴大哥家，最终哑巴大哥死在了养老院

杨保峰和赵西华是从光腚娃娃一起长大的好伙伴，他俩一起到学校读书，初中毕业一起到陕北插队落户，两人又一起借住在了陕北老乡哑巴大哥家。在陕北插队落户生活了八年，杨保峰、赵西华两人和哑巴大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直到现在一提起陕北的哑巴大哥，他俩心里还挺难受。

有关杨保峰和赵西华老哥俩跟陕北哑巴大哥的友情生活故事，听我慢慢跟大家讲述。

六七十年代的北京车站

1969年1月中旬，也是一年中比较寒冷的季节，初中毕业的杨保峰和赵西华跟随同学们坐上了北京发往陕西境内的火车，他们要到陕北革命老区插队落户，锤炼革命意志。

满载北京知青的列车到达西安后，知青们统一换乘另一趟列车继续前行，列车到达铜川车站后，铁路也就到了尽头。大家当晚住宿在铜川，睡的是用谷草和麦秸打的地铺。

第二天吃过早饭，一辆辆解放牌大卡车早已列队等候，杨保峰他们按照事先分好的班组，分别乘坐多辆卡车一路北上，晚上十点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夜宿延安城。次日早饭后，杨保峰他们突然发现，车辆少了很多，他们乘坐的卡车出城后，同行的车辆又少了很多。后来他们才知道，大家插队落户在多个地方，同学们已经各奔东西了。

总共历时四天三夜，杨保峰他们来到了延安地区延川县的马家圪塔大队，他们九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马家圪塔大队第三生产小队，马友良队长安排大家分散开临时借住在老乡家中。

杨保峰和赵西华他俩被马队长安排到社员刘大魁家借住，马队长领着他俩去刘大魁家的，路上，笑着对他俩说：“大魁人憨厚老实，是个光棍，你俩在他家借住，也和大魁一起搭伙吃饭，大魁会做饭。”

到了刘大魁家杨保峰他俩才知道，刘大魁不光是个光棍，他还是个哑巴。好在他是小时候发高烧烧成了哑巴，不会说话，但有听力，能听到人们说话。

刘大魁当年三十一岁，父母都不在了，他姐姐嫁在马家圪塔一队，就住在沟南，和刘大魁家隔着一条泄洪沟。刘大魁还有一个哥哥，因为当时家里穷不好找对象，他就到清涧县韩家塬大队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结婚后就他父母去世时回来过两次，之后再也没回来过。

第一顿晚饭是刘大魁的姐姐帮着做的，小米干饭，洋芋炖酸菜，还有半锅菜汤。刘大魁没吃小米饭，只喝了三碗菜汤。杨保峰吃完第一碗小米干饭准备盛饭时才知道，一共就做了两碗小米饭，锅里只有菜汤了。

吃罢晚饭，刷洗完锅碗，刘大魁的姐姐帮着把土炕打扫干净，把刘大魁的铺盖卷挪到炕梢上，把杨保峰他俩的被褥铺在了炕头上。土窑外面漆黑一团了，刘大魁的姐姐才一个人回她家去了。

送走了姐姐，关上了土窑的两扇木门，刘大魁指着炕头矮墙上的煤油灯“啊、啊”了两声，他就脱得一丝不挂，光着身子钻进了被窝。杨保峰他俩没明白刘大魁的意思，把自己的行李摆放好，用自己的脸盆洗了一下脚，把洗脚水泼到院子里，才关门上炕钻进了被窝。他俩刚躺下，刘大魁突然爬起来，探过身子一口气吹灭了炕头矮墙上的煤油灯。

这时杨保峰他俩才明白，刘大魁刚才指着煤油灯“啊、啊”那两声，是告诉他俩睡觉的时候要吹灭煤油灯。一会儿功夫，刘大魁就拉起了均匀的呼噜声，杨保峰他俩躺在异乡的土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是炕头太热，二是有点想家，三是对这里的贫穷与落后感到心酸。

第二天一早，杨保峰他俩还在睡梦中，突然被一种有节奏的怪异声响惊醒了。杨保峰爬起来一看，只见哑巴大哥（刘大魁）正在灶火圪里拉风箱烧火做饭。

早饭很简单，有提前蒸好的高粱面团子，放锅里馏一下就行。哑巴大哥把杨保峰他俩的暖水瓶灌满开水，然后锅里搅上两把玉米面熬成糊糊，再切上半碗咸菜条，早饭就做好了。杨保峰他俩起床后刷牙洗脸，然后吃现成饭。伙食虽然不尽人意，可在异乡能有这样的待遇，他俩心里既温暖又感动。

春节前的那段时间正处在冬季农闲，队里没什么要紧的农活，知青们偶尔跟着社员们到队里的饲养室起牛圈然后再挑土垫牛圈，有时也往山坡上的越冬麦田里挑粪，一天只干半天活，纯属是磨洋工混工分。

县委申书记和北京知青在一起

每天出工劳动，哑巴大哥也一起出工劳动，劳动的时候，他总是冲着杨保峰他俩“啊、啊”两声，尽管他俩不明白是啥意思，可心里总觉得很温暖。不管出不出工劳动，杨保峰他俩顿顿都吃现成饭，哑巴大哥从不让他俩动手，刷锅洗碗也不用他俩干。有一次赵西华想去挑水，哑巴大哥赶忙上前抢过赵西华挑在肩膀上的水桶，“啊、啊”两声，就挑着水桶去了水井。

春节过后，天气逐渐转暖，春耕备播生产也就拉开了帷幕。第一天往山后的坡地运送土杂肥，要爬一段陡坡，那段陡坡坡度大，站不稳就会滑倒。每次挑粪路过那段陡坡，哑巴大哥都会等在那，等着杨保峰和赵西华，帮他俩把土杂肥挑上那段陡坡他才放心。哑巴大哥虽然不会说话，可他心里啥都明白，他就像杨保峰他俩的家长，处处都关心照顾他俩。

那年麦收时在场院打场，赵西华跟一个年轻后生闹着玩，那个年轻后生把赵西华压在了身下，哑巴大哥看赵西华吃亏了，他急忙跑过去，一把拉开那个后生，拉起倒在地上的赵西华，冲着那个年轻后生“啊、啊”吼了两声。那个后生说是闹着玩，哑巴大哥才放心了。

麦收过后，队里为知青们打了新窑洞，成立了知青点，杨保峰他俩才不在哑巴大哥家借住了。搬家那天，哑巴大哥帮他俩把行李挑到了知青点，然后上前抓住杨保峰的胳膊“啊、啊”喊了几声，杨保峰虽然没明白哑巴大哥的意思，可他看到了哑巴大哥眼睛里滚动的泪花。

之后的日子里，哑巴大哥做点什么好吃的，都会给杨保峰他俩送到知青点来。出山劳动在沟崖上摘一把酸枣，他也会留给杨保峰他俩吃。时间久了，杨保峰他俩渐渐明白了哑巴大哥的肢体语言，他俩也把哑巴大哥当成了亲人。

1973年秋后的一天，赵西华犯了一个错误，他偷了老乡家一只下蛋的母鸡，事后丢鸡的那位老乡在知青点的男厕所里发现了鸡毛和鸡内脏，他就不依不饶，非要拉着赵西华去找大队书记。哑巴大哥挑水正好路过知青点，他明白了是咋回事，慌忙撂下水桶，拉着那位老乡就去了他家。哑巴大哥家一共有两只老母鸡，他让那位老乡挑了一只老母鸡抱走了，赵西华偷鸡风波才算平息了。为这事，赵西华自责愧疚了好一阵子，也感动了许久。

1977年春天，杨保峰抽调到县宣传部新闻组工作，总算脱离了繁重的生产劳动，也端上来公家饭碗。离开马家圪塔大队那天，哑巴大哥帮他挑着行李一直把他送到公社汽车站。分别的时候，哑巴大哥突然圪蹴在地上，“啊、啊”大喊，满脸都是泪水。杨保峰上前劝了半天，哑巴大哥才慢慢站起来，用衣袖擦干泪水，一个人扛着扁担默默回了马家圪塔。

那年秋天，赵西华原本可以到县供电所工作，可因为他心脏不好，血压偏高，只好办理病退手续回到了北京。离开马家圪塔大队时，也是哑巴大哥帮他挑着行李送他到公社汽车站，赵西华无以为报，跑到供销社饭店给哑巴大哥买了三斤粮票的白馍，硬是连同自己的那个蓝布书包一起塞给了哑巴大哥，两人抱头痛哭一场，哑巴大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一步三回头地走回了村子。

恢复高考后，杨保峰考上了上海工学院，毕业后留在了上海。参加工作后，每当逢年过节，杨保峰都会想着给陕北的哑巴大哥寄一点钱或寄一些衣物糕点啥的，在陕北插队落户期间，哑巴大哥就像自己的亲人，这份情谊他永远都不会忘记。

退休后，杨保峰带着家眷又回到了北京，儿子儿媳都在北京生活，他也有故土情节，很想回北京养老，和儿孙共享天伦之乐。

回到北京后，赵西华在一家豪华饭店给杨保峰夫妻俩接风洗尘，还叫来了两名当年一起到陕北插队落户的好同学。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又说起了在陕北插队落户的往事。这个时候，杨保峰才突然想起，他已经好久没有给哑巴大哥寄钱寄物了，赵西华也说好久没联系哑巴大哥了。两人突然心血来潮，决定回陕北看看。

到了陕北才知道，哑巴大哥因为类风湿关节炎严重，生活不能自理，一年前就去了乡里的敬老院。

第一时间，杨保峰和赵西华就赶到了乡敬老院，当他俩打听刘大魁时，养老院的工作人员都摇头，养老院的老人也说不知道这个人。杨保峰说这个人七十多岁，是马家圪塔村的，患有类风湿关节炎……

没等杨保峰说完，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你们找的是哑巴嘛……”

看到哑巴大哥满头白发、脊背弯曲、骨瘦如柴时，杨保峰和赵西华两人心里就像刀割一样，他俩拉着哑巴大哥的手，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哑巴大哥大哥“啊、啊”说着什么，浑浊的泪水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纵横交错流淌着。

那次回陕北，杨保峰他俩给了哑巴大哥两千块钱，给老人们买了水果礼物，又给院长留下了一些钱，就是希望院长能好好照顾哑巴大哥。

分别时，杨保峰他俩走了很远，哑巴大哥还站在敬老院门口冲着他俩挥手。

2016年冬季，杨保峰接到了陕北的电话，哑巴大哥去世了。第一时间，杨保峰和赵西华赶回了陕北，送了哑巴大哥最后一程。哑巴大哥的姐姐早就去世了，他没有亲人，为他送行的只有杨保峰和赵西华，再就是他姐姐家的两个儿子。

陕北的土窑洞

时间过去了这么久，每当提及陕北的哑巴大哥，杨保峰和赵西华心里还很难受。当年哑巴大哥给了他俩很多关爱和温暖，这份情谊他俩永远都不会忘记。杨保峰和赵西华已经约好了，明年清明，他俩一起回陕北给哑巴大哥上坟。

作者：草根作家（感谢杨先生提供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