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写了有大约20 本书的“后记”或“结束语”,绝大部分文字很短,内容基本上也都与书的主题相关。唯独两年前在我的文集中,“结束语:人生的回顾与感怀”涉及的内容广,篇幅超过万言。
空间结构与发展:
点-轴系统理论、T字形结构的提出及体系化
陆大道 著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2025. 8
ISBN 978-7-03-082451-6
责任编辑:牛 玲
本书阐述了点-轴系统理论与国土开发与经济布局T 字形结构的提出及其体系化过程。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呈现了作者对20 世纪80年代社会上出现的国家发展重点“战略大转移”争论的观察,阐述了点-轴系统理论与T 字形结构提出的历史背景、知识基础及目的,点-轴系统理论与T 字形结构的功能预设和内在联系,以及相关文章写作及传播情况。中篇,重点阐述了点-轴系统理论与T 字形结构体系化的目标与主要任务,跟踪、解读点-轴系统与T 字形结构在国家改革开放实践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理论与模式是如何得到检验与完善的。下篇阐述了在理论与模式的发现与推导中实证主义科学方法论的作用,总结了点-轴系统理论对空间结构理论发展及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与经济地理学科的意义。本书附件,收录了上述过程40 多年的主要历史文档。
在本书(《 》)的后记中,关于人生感言及与本书有关的体会等,我本已无言可说了。但是,近年来学术界人才培养与创新文化的动态,以及不少自媒体对其的评述,使我又产生了一些零星的思考与顾虑,想在这里说一说。还有,就是借这个机会,衷心而诚恳地对给予我关怀、帮助的学界人士、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及家人表达感激、感恩与致谢。因此,又写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后记”,敬请诸位读者批评指导。
01
从“善良,无需考核”的故事说起
之前看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述的是巴西著名导演沃尔特·塞勒斯在为自己执导的电影挑选主角时,被一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擦皮鞋小男孩的善良举动深深打动。工作人员筛选了几个较适合的孩子,但沃尔特却在小男孩录用合同的免试原因一栏中写了这样几个字:你的善良,无需考核!
这个小男孩名叫文尼西斯。在沃尔特的指导下,他成功扮演了电影《中央车站》中主人公小男孩的角色。电影大获好评,并获得了1999 年的奥斯卡金像奖。后来,文尼西斯成为一家影视文化公司董事长。
沃尔特在文尼西斯自传《我的演艺生涯》一书的扉页上,亲笔题字:你的善良,无需考核。他以小字作出评价:“是善良,曾经让他把机遇让给别的孩子;同样也是善良,让人生的机遇不曾错过他!”
我们科研人员从一进入研究队伍,从助理研究员到副研究员再到研究员,其间还要申请各种项目,都需要经历考核。当然,申请重点基金以上的课题,初审、中期、最后验收也都要经过答辩“考核”。整个学业人生过程需要多少次考核?数字惊人。而且每次考核都要看发表的论文有多少,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期刊等级、被引频次,等等。特别是要看SCI 论文多少。为了应付大量的考核,科研人员终年终日疲惫不堪。我们能不能少一些考核?能不能不单纯以论文多少及其期刊档次来论“英雄”呢?2018 年10 月,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五部门发出通知,联手开展清理 “四唯”的专项行动。在我看来,这项工作面临的困难很大,其中的原因有很多。
我们不是总是强调,要发挥科技人员的主动性与自由选择嘛!那么,支撑主动性与自由选择的思想观念又是什么呢?我说,是责任感。而支撑责任感的应该是道德理念。是什么样的道德理念呢?就是对科学、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有了责任感也必然会生出敬畏感。什么是敬畏感呢?大概就是对于国家交给我们的研究任务及为我们工作与生活所创造的种种条件,有一种如同接受神圣使命与千斤重担的心理负担,并由此产生冲破前行道路上的迷雾与种种困难的动力。这样的逻辑,我们能不能说:科研人员有强烈的责任感与敬畏感,还需要那样多的考核嘛!?施一公院士在介绍西湖大学终身副教授的评审标准时说:不看重发表了多少论文,引用率是多少,而是让教师讲述自己的科研故事,“我的贡献在我的领域里有多重要,如果离开我的贡献,这个领域会不会出现一个无法愈合的缝隙”。按照这样的标准,科研人员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就已经很大了。
通观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科学家为科学事业做出巨大的历史性的贡献,还有我国“两弹一星”功勋们所做出的贡献,哪一个是由量化指标激励而取得的?
有些科研管理人员会问,“不以(SCI)论文为标准,那我们以什么指标来衡量科技成果与人才呢?”我认为这是不值得讨论的伪命题。之所以提出此问题,或因管理部门有此客观需要;或因科研队伍中一些人也希望能制造人才“金字塔”;还有,或许这样可以作为筛选研究队伍的一种手段。这三个理由,我本人是不认可的。以SCI 为核心的论文挂帅,在我看来其逻辑的实质是:论文➨课题与资金➨学术头衔➨职务、地位和收入。
频繁的考核,在扭曲科研人员的价值观、制造科研有机体普遍“超重”的同时,还在科研队伍内部制造了矛盾。这种以论文为基础而最终创造出来的科研“货币化”,真的能够给国家带来大规模的创新,推动我国科技大发展吗?
02
关于地理学的发展的问题
几十年来,我国的地理学界一直没有正式且全面地讨论地理学的理论问题,当然对于地理学发展史的研究是没有间断的。关于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分支学科发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地理学发展的评价等,虽然有零星的著述出现,但整体讨论仍缺乏深度整合。对于“地理学是否是一门科学”的问题,在70 年前建国初期,就存在不同的看法。历经几十年的学科发展,这一分歧并未消弭,而是隐性地存在。分歧集中在两方面:其一,地理学是不是一门独立存在而具有整体性的学科,即是否存在“地理学”?其二,地理学是不是一门介于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交叉性科学?过去老一辈科学家基本上都认为“地理学是一门交叉科学”,强调其综合性研究范式。然而,当前一些学者主张“地理学属于自然科学范畴”,试图将其社会科学的属性分离出去。而另一些学者则坚持地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并认为那些主张地理学为交叉学科的群体主要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此外,目前主张地理学是一门独立存在的科学的人实际上越来越少了。所以,我认为地理学发展存在着事实上的危机。
在我几十年的科研实际工作中,如何准确理解以及如何正确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这一地理学理论核心问题之一,给我带来了不少的困扰。
第一个困扰我的问题是,社会上存在重视经济发展、轻视环境的实际做法。一部分对国家决策有较大影响的学界人士,他们平时也强调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但是在对事关短期与中期经济发展计划进行决策建议时,只是强调投资、消费与出口,即所谓“三驾马车”说。在他们眼里,环境的承载力似乎是一个具有无限弹性的皮球,可以任意挤压。在我看来,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环境与发展必然会成为一对矛盾。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经济的规模、增长速度和结构共同影响环境的状况。经济的规模过大、增长的速度过快,或者经济结构不合理,都会导致环境的破坏。也就是说,要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就应该限制经济增长的规模或速度,或者调整经济结构。因此,在制订经济增长目标和增长速度时,首先需要认真评估当前环境状况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问题,不能总是将经济增长置于首要位置,而是要致力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从而达到国民经济提质升级。为此,我们需要构建衡量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并付诸实施,建设资源节约型的社会。
第二个困扰我的问题是,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我国西部地区及其某几个具体区域由于过分重视经济发展,使天然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因此需要坚决消除“人类干扰”。针对这样的观点,我有两个看法。其一,我不同意某地区的天然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这样的观点。几十年来该地区是减少了几百万亩天然绿洲,但是却增加了4000 万~5000 万亩的人工绿洲,承载的人口也增加了两倍以上。由此产生的巨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需要我们认真地去体会。那种认为世界上凡是天然的生态系统(要素)(绝对)都是好的,都是要保护的,破坏了就是“人类干扰”,我认为是“唯生态主义”。在这个地球上人类出现以前,尽管不断地有地动山摇的变化,也谈不上“合理不合理”;人类出现之后,才有合理不合理问题。因此我认为,人类才是包括人类在内的综合生态系统的核心。但我的这种看法遭到不少人的强烈反弹。其二,我也不同意某河流有部分人口从下游迁到了中上游是“生态难民”的说法,我认为这是合理的“生态移民”。因为在河流出山口处水量相同的情况下,中上游能够承载较多的人口与产业发展规模,这是因为相较于下游,中上游少了数百公里的河水蒸发量。历史上,塔里木河下游河道尾闾多次变迁,导致罗布泊干涸;新中国成立之后,总体而言,人类对塔里木河水资源的开发(以屯垦为主)改变了其下游生态格局,但部分年份流域降水量减少是气候因素所致。这两种情况均不能简单归为“人类干扰”的结果。
近年来,有少数学人呼吁要搞“藏水入疆”。理由是,新疆是地球上大型的干旱区,干旱意味着缺水,缺水就应该大规模调水,调水以从雅鲁藏布江调最好。我不同意这一呼吁,理由如下。其一,新疆南、西、北三面的昆仑山、帕米尔高原、西天山、阿尔泰山及东西向横亘于境内的天山,有大面积的冰川与终年积雪,是新疆主要的补给水源之一,年际变化很小。全疆的年水资源量高达800 多亿立方米,是保证率很高、很稳定的水资源量。其二,新疆在地球上属于暖温带,这个大型干旱区,与地球上其他的大范围干旱区有相当大的不同。夏季里,全疆(山前及盆地区域)可感到室外日晒强烈,室内清凉。冬天,只有极少的地区(阿勒泰)属于“严寒”,绝大部分地区属于“寒冷”。
对于我国各地区的水资源供需平衡而言,我国西北地区是缺水的,主要在黄土高原及其周围地区。新疆并不缺水,所以我要呼吁“调藏水入疆”是不恰当的。现在南疆地区每个农业人口的水浇地有6.2 亩,每年全疆棉花种植面积大约5000 万亩。在国家面临特殊情况时,当年就可以改成粮食与饲料种植。所以,新疆才是我国最大的潜在的粮食生产基地。如果从长江上游调水入疆,每立方米水到达新疆大约不少于10 元的成本。如果从雅鲁藏布江调水到新疆,每立方米水成本难以低于15~20 元的。这样昂贵的水,调过去干什么?
主张“调水入疆”的学者,忽视了新疆的暖温带气候,忽视那么多的高山终年积雪而具有(多年平均)800 亿立方米水资源,忽视调水过去干什么这三个最重要问题。我担心,盲目地“调水入疆”可是要花掉国家大钱的。
03
系统思维与目标思维
在正文中已对这两种思维模式进行过阐述,这里再做一些延伸。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就从很多实际案例的分析中提炼过类似概念,如综合思维、整体思维及单项思维、单一思维等。这是由我所从事的经济地理学的交叉学科的特点与任务所决定的。经过长期的训练,这两种思维模式已经成为我的工作习惯,也是我的专业信仰所必备的。近年来,在网络上见到系统思维与目标思维,觉得这个名称更加准确,也就“拷贝”过来了。对这两种思维模式,我有以下的粗略解释。
无论研究一个区域或一个领域的发展、一个工程项目的建设等,都要从其对一定范围的条件、适应程度、部门与行业之间及前后左右的关系出发,进行各项因素的多维度(关系平台)分析,找出因素之间的(对于资源供应、交通流量分配、市场进入等)适应与矛盾,并从整个系统作出评判,找出可行的较为综合有利的若干结点,最后进行轻重缓急的取舍。
目标思维,所应用的研究任务在方向上比较单一,如城市发展合理规模、产业及其行业发展方向、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或是一个重大工程的建设等。研究工作集中在发展条件、发展方向与规模等方面,提出合乎某方面需要(利益)的与可行的建议。但是,体现单方面的需求与利益的建议,如果应用到实践中去,则不一定是可行的与科学的。
再一种情况是一个大的任务,需要由多个学科的专家在一起共同研讨。例如,我国西部地区干旱问题及长距离调水问题。此问题涉及到区域自然基础(结构)、水资源、国土开发与产业布局、生态与生态系统等多个方面,需要多学科学者合作。但在工作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不同学者的专业信仰不一样,主张也各异,提出方案往往是目标思维的产物。因此,需要有较高认知、较强综合统筹能力的专家,发挥好系统思维的优势,为高层决策提供较好的支撑。
在科学研究中,这两种不同的思维范式时常会引发不同的观点。例如,上文提到的长距离调水入疆问题。一部分水问题学者,特别强调长距离调水对水资源地区平衡的必要性。还有专门研究宏观生态系统的专家提出,被“破坏”了几十种植被类型都要大力恢复,确保它们都有必要的水土供给。这反映的是其各自的专业信仰,着眼于自己的研究对象能够发展得最好。这部分研究,一般都很深入,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很强。而系统思维,往往会提出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某种角度的观点。
任何一个领域、事项、政策、工程的决策与实施,看似是某个单方面的事情,但实际上都涉及多个方面。因此,需要从多方面做可行性的支撑分析。无论从地区层面还是行业层面,仅仅从一个地区或从某一个部门的角度出发去分析事物与问题,都是片面的,而不是从事物的整体观察与分析,即所谓的“全方位”的分析,得出不很全面甚至不可行的结论就是很自然的。
对于各地区的综合管理部门而言,有时也很需要强调系统思维。因为无论是决策建议还是计划编制,或是安排本地区建设的规模与时序,都需要将当地实际情况与国家战略与政策结合起来,以一种较为平衡的观念看待自己区域与国家其他地区的发展全局。
对于我们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来说,对区情、国情的了解认识,以及其与战略和政策之间的关系,系统思维是其中的纽带。因此,我们要更加重视对于系统思维的运用与训练。
04
感想与期待
这本书的写作考虑已有许多年。只是近些年来所遇到的特殊情况,加速了写作的进程。书中的主题是以点-轴系统理论与T字形结构模式为主要内容,以揭示空间结构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这方面主题的写作,不夸张地说,我“写了”60 年。因此,本书也是我的人生学业总结的一部分。
除这本书以外,由我牵头并起草的中国科学院咨询报告合集《关于中国国土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2019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序言”与《陆大道文集》(2023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言(对内容的说明)”也都是我人生学业的总结。但是,这些都是对我写作(编辑出版)的动机与观念的一般性说明,诸多的涉及具体工作的思想认识、内容取舍与表达等的内容很少。所以,我还很想再写一本反咉我的学业人生与价值观念的著作。
几十年,我遇到的困难一方面来自工作本身,另一方面也来自工作中所遇到的人和事。这两方面,都包含有我对研究工作的态度与理念。在人生的有些时候,我觉得做人很难,做一个正直的坦诚讲话的人更难。
05
感激与致谢
在这本书中的结束语里面,我还想发自内心地感谢我的学业人生中的“贵人”,他们在我读私塾、读小学、读中学、读大学,特别是我1963 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读研究生并参加科研工作中,给了我如何学知识、如何为国家及社会工作及如何做人等多方面的指导与关怀。
首先,我想要感谢的是我的研究生导师吴传钧院士。他从我到中科院地理所学习第一天就给我讲经济地理学是“经世致用”的学问,讲作为学者要“学业并重”——在进行科学研究,为发展科学事业做出贡献的同时,也要用自己的学识为国家服务。吴先生是我国土地利用、农业地理等方面的主要的学术奠基人,他带领中国地理学走向了世界。在他人生最后的十年中,特别关注我的学术荣誉一事,使我永不忘怀。他为人谦和,曾深受委屈仍能坦然而无言,真正的高风亮节。
我在北京大学学习经济地理学的五年,侯仁之院士领导下的地质地理系,是我学习地理科学(那时除经济地理外,包括地貌、自然地理、水文、土壤、气候、植物学、外国地理及普通地质学)基础知识的“天堂”。侯先生讲到他如何“突然”产生一辈子研究北京城志向的故事,从好奇到兴趣到深入并终其一生,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大学者,是我永远追寻的榜样。
北京大学经济地理教研室的仇为之、胡兆量、魏心镇、杨吾扬等多位学者,他们以高尚的师德与深厚的学识,让我心中始终怀有神圣的敬意。
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的李文彦、郭来喜等几位学业长者,在学风方面重视调查研究,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是我长时期学习的榜样。我所在的研究团队中的几位年轻学者,在这二三十年中协助我完成了多项重要课题的研究,彼此间相互成就,共同促进了学科的发展。
除了我长时期学习、工作的科研单位的领导之外,还有两位领导我特别感激。第一位是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孙鸿烈院士,他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了解并逐步肯定了我的学术方向与工作,对我的学术成长给予了宝贵的支持。第二位是曾任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司长的方磊先生,他与他的同事较早地对我提出的点-轴系统理论与T 字形结构模式给予了积极的支持,给了我很重要的鼓励,而且长期给予我关怀和指导。
曾经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地质矿产部,以及机构改革后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几十年来给予我们地理学研究人员以学习的平台与工作的培养,对于我们学科的作用,今天作如何高度的评价都不为过。
在我的人生中,最为感激与最不能忘怀的两位女性亲人,是我的母亲与我的夫人。在2023 年出版的《陆大道文集》的“结束语:人生的回顾与感怀”中,我对我的母亲作了较长篇幅的记述,在这里就不再多写了。我和我的夫人杨军(又名“梅春”),至今年(2025 年)一月,已经相互扶持走过了55 个春秋,度过人生有快乐、更有艰难的岁月。20 世纪70 年代,我常年出外考察研究;80年代,有近1/3 的时间在德国作访问学者或作客座教授。这20 年中,她时常独自一人操持全部家务,起早歇晚。晚上既要批改作业与备课,还要照顾孩子及辅导学习,常常要到十一二点,才筋疲力尽地结束一天的忙碌。她忠于职守,获得了当时很难得到的教师职称。退休后,原想可以享受一下老年轻松的生活了,可是2011 年3 月,我竟然突发脊髓损伤导致下身瘫痪,成为一个重度残疾之人,最初甚至以为生命不保。我的灾难使她极度痛苦难过。在后来三年多的住院治疗康复期间,每天早晨3 点多她就起床给我做一天的饭菜,6 点多就乘中科院地理所派的车把饭菜送到我的病床边。她的付出给了我继续生存下去的巨大勇气。残疾后的十多年中,我还要继续抓紧做需要我做也是我很愿意做的工作。于是,她又操心照顾我的冷暖与饮食,“合理饮食”是她每天事情的 “重中之重”。家里家外的各项事务,如安装燃气炉,购买与安装空调机等,她也得亲力亲为。古人云:“仁者寿”,她是我家的“仁者”。在此,我期许刚刚步入“80后”的她,能顺利迈入“90 后”高龄老人的行列,尽享美好生活。以此表达我对她几十年的奉献与吃苦的情谊与感激。
几十年来,科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我个人的及我牵头合作的著作计有15本(包括这一本)。先后有多位编辑为这些著作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度过了寂寞的岁月,我是永远感谢他(她)们的。本书由富有很强专业责任感与丰富经验的牛玲同志担任责任编辑,在整个图书的编校过程中,她与出版社内有关领导将此书稿的编辑出版当作一项重点工作。牛玲女士多次主动与我商量书稿的要求,并对书稿的部分章节的结构做了合理的调整,对不少的国外人名及尾注、脚注等,不惜时间地查找印证。她的求真与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保障了本书及其出版的质量,使我非常感动。在此,对参与本书出版的所有编校人员、质检人员、装帧设计及印刷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文摘编自《空间结构与发展: 点-轴系统理论、T 字形结构的提出及体系化》(陆大道著.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2025. 8)一书“后记 ”,有删减修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ISBN 978-7-03-082451-6
责任编辑:牛 玲
本书可供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包括经济地理学)、区域科学、经济学、城市科学等领域的学者阅读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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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刘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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