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荒诞血案，十两黄金买凶，国党老特工竟杀错，真目标毫发无损

01

1950年2月27日，广州市，农历正月十一。新中国成立不过数月，社会秩序尚未完全稳定。

午夜刚过，驻扎郊区的四十四军某部发生营房倒塌事故，破旧祠堂不堪重负，六名官兵当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十七名重伤员被紧急送往兵团医院。

解放军四野十五兵团野战医院的煤油灯忽明忽暗，军医们彻夜抢救，直到清晨六点多，十七名重伤员终于脱离生命危险。

医院领导安排三名军医值班，其余人员得以短暂休息。

然而，值班军医还未及喘口气，一阵喧哗声伴着急促脚步由远及近打破了短暂的宁静。

医院铁门突然被撞得“哐当”作响。昏黄的灯光下，四个老百姓抬着块浸透黑血的门板狂奔而来，门板上躺着一个满身是血的人。

血迹从衣衫渗出，染红了门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腥味。

“解放军同志！救救他！”打头的老农声音发颤。

新中国初立，局部战事与剿匪行动仍在继续，解放军部队伤亡时有发生，野战医院按规定不对地方提供医疗服务。

但出于革命人道主义和军民关系的考量，遇到急症病人求救，医院通常不会推脱，甚至不问患者是否有支付能力。

此刻，抬人来的都是普通群众，伤者衣着也非军装，显然是平民，军医们没有多言，立刻接诊，将伤者送往手术室。

手术台上，伤者心跳、呼吸、脉搏已然停止，瞳孔无反应。

军医剪开染血的衣衫，一道边缘齐整、深可见骨的伤口赫然暴露在腹部，显然是利刃所致。

军医们全力抢救，试图挽回一线生机，但最终无力回天。

手术室门打开时，门外已多了两名广州市公安局小北分局的刑警，他们是接到群众报案后赶来的。

军医向刑警简述了抢救经过，领着他们进入手术室查看死者，刑警随即用医院电话向分局汇报情况。

不久，分局刑侦队队长李宝善与市局的蒋法医也赶到医院。

死者衣物完整，蒋法医推断，死者是在毫无防备下突遭袭击，一击致命。

“死者身份确认了吗？”刑警刚开口，蒋法医已提着勘查箱走进来：“致命伤是腹部单刀刺入，肝脏破裂，凶器应该是双刃尖刀，刃宽约2.5厘米。”

他翻查着死者的口袋，只摸出一串生锈的铜钥匙，“没有证件，没有钱包，连能证明身份的纸片都没有。”

刑警的钢笔在记录本上飞速滑动，门外却突然传来一阵压抑的啜泣。众人回头，只见管段派出所所长陈景斋正扶着一位哭到发抖的妇人，他的脸色比刑警还要严肃。

刑警注意到陈所长的到来，能让派出所所长亲自陪同前来的死者，身份恐怕非同一般。

事实果然如此，这名死者并非普通百姓，而是广州知名的开明绅士张友菊。

“张友菊？” 分局刑侦队队长李宝善十分惊诧。

这个名字在广州城的街巷里几乎无人不晓，可他没料到会以这样的方式见着本人。

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为何会在清晨的逍逸园后门附近遭遇毒手？

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还是另有隐情？

刑警们的脑海中迅速闪过各种可能性，他们意识到，这起案件将是一场严峻的挑战。

02

广州城里，能让叶剑英在解放后首次宴请的民主人士，整个羊城不超过二十人，张友菊位列第七名。

这位开明绅士的家族历史，可追溯至清代广州十三行时期。

广州作为中国最早的对外贸易口岸，清康熙年间朝廷规定贸易“仅限于广州一口”，由此诞生了著名的“广州十三行”，即官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

张家祖上便是靠着官府特许的牙客身份，在洋商与华商之间牵线，一代代攒下丰厚财富。

嘉庆二十五年的鸦片走私潮冲垮了十三行，张家却踩着浪潮转做私运，十年间赚得的银元能堆满半座骑楼，待风声紧了又及时抽身，开起合法商行，到光绪年间已是羊城富商名录上响当当的名号。

张家的血脉里，似乎天生带着“不安分”的基因。张友菊的父亲张执瀛，明明握着万贯家财，却偏要埋首书卷，可惜天赋不济，只中了举人便再难寸进。

后来他花钱捐了个六品候补官，补了上海海关协管税务的实缺，张友菊便是在上海的洋楼里出生的。

没待满十年，张执瀛又辞了官，一头扎进帮会的江湖里，与陶成章、陈其美这些辛亥革命的风云人物称兄道弟，后来更是带着妻儿东渡日本，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一出手就捐了一万两千银元给同盟会，成了革命阵营里的“金主”。

少年张友菊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

父亲在日本搞秘密革命活动，常让未成年人跑腿送信、望风放哨，他总是跑得最勤的那个，黑布衫兜里揣着密信，在东京的小巷里穿梭，乐此不疲。

1908年，蒋介石赴日留学并加入同盟会，张友菊奉命为其提供帮助，把人安全送到秘密据点。可命运偏要捉弄——辛亥革命前夕，张执瀛奉命回广州建据点，刚踏上故土就突发脑溢血去世，孙中山后来当了临时大总统，亲自追授他“义烈将军”的称号。

年仅22岁的张友菊被推举为广东省议员，但他对政治并无热情，只参加了一次预备会议就辞了职，转身钻进实业的天地里。

贸易公司、纺织工厂、城郊农场，他亲力亲为，卷起袖子下车间验布，赤着脚在田里看稻穗，倒比坐在议会厅里自在。

可骨子里的江湖气没散，他像父亲一样和帮会打交道，广东的洪门、上海的青帮、湖北的哥老会，都卖他几分薄面。做生意本是好手，却总因心软吃亏。朋友周转他倾囊相助，公益募捐他带头出钱，到抗战前，名下也只保住一家公司、一间工厂、一处农场。

抗战爆发，公司与工厂毁于空袭，农场被日军征为军马场。

日军听说他有旅日经历，又和国民党政要沾亲带故，一次次登门逼他做伪职，汪精卫、陈璧君甚至亲自来劝，送来的金条堆在八仙桌上，闪着刺目的光。

张友菊始终笑着应对，茶泡得酽，点心摆得齐，收了礼转头就托人还回去，任谁来劝，都只说“身子骨弱，担不起大任”。

就是这副“弱身子骨”，在抗战期间做了无数硬气的事。

中共地下党要转移文件，他把密信藏在书房的古籍里；

游击队缺药品，他通过帮会渠道运过去；

军统特工要营救战友，他出面在日军眼皮子底下周旋；

连土匪有兄弟被抓，求到他门上，他也会找保长斡旋。

抗战胜利后，他看着国民党官员忙着劫收发财，看着百姓依旧受苦，渐渐心冷，政治立场悄悄转向了中共与民主进步阵营。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新政权没忘了他，拟任他为省政协委员，但他因健康问题婉拒，称需调养身体，接受老中医建议，每日早晚赴附近逍逸园散步。

谁也没想到，这条被他走了近半年的路，会成了绝路。

张友菊被刺伤倒地后，很快被两名晨练群众发现。

他还剩最后一口气，手指抠着泥土，却发不出声音。

路人找来门板抬他去医院，另有人奔赴派出所报案并通知家属。

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陈泊获悉此事后，立即指示副局长陈坤，由市局与小北分局精干刑警组成专案组，尽快破案。

陈坤迅速行动，任命市局刑侦处副处长谭祖德为组长，李宝善为副组长，展开侦查工作。

“三天内，必须找到突破口！”

死者背后牵扯的，是革命历史、帮会关系、国共旧怨，每一条线索都像缠在刀刃上的线……

03

张友菊的尸体还停在野战医院的停尸间，广州市公安局的灯火已彻夜未熄。

凌晨五点，两份专案组任命书同时敲定：市局与小北分局抽调的精干力量组成第一专案组，由市局刑侦处副处长谭祖德任组长，小北分局刑侦队队长李宝善任副组长，主攻现场勘查与线索摸排；广东省公安厅政治保卫处则另立第二专案组，由经验丰富的唐博主持，从张友菊的政治背景切入，深挖是否牵扯敌特活动或政权颠覆阴谋。

两支专案组各自展开工作，互不横向联系，力求从不同方向挖掘真相。

市局专案组首先将注意力集中在案发现场。

谭祖德带着李宝善赶到逍逸园后门时，天刚蒙蒙亮。

逍逸园后门外是一条六尺宽的便道，与马路相连，道上还沾着前夜的小雨，泥地上密密麻麻叠着数十个脚印。

最早发现尸体的晨练群众、抬人的街坊、闻讯赶来的民警，早已把可能的痕迹碾得粉碎。

李宝善蹲下身，指尖划过混着草屑的泥巴：“凶手要是从这儿走，脚印早没了。”

便道一侧是杂草丛生的荒地，另一侧是原国民党军队的军需物资仓库，现由解放军接收，留有七八名伤残战士看守。

谭祖德推开铁门，七八名战士围了上来，得知是来查命案，领头的战士摇了摇头：“我们早起要到七点，夜里也不站岗，昨天凌晨啥动静都没听见。”

从马路拐弯沿仓库高墙前行约二十米，便是逍逸园后门。张友菊正是在拐弯后遭遇凶手。

专案组的人在逍逸园里转了整整一上午。晨练的老人、扫地的清洁工、卖早点的摊贩，问遍了所有可能在场的人，得到的答案却惊人地一致：“没见着可疑人”“那天跟平常一样”。

李宝善的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却没一条能用的线索。直到中午，陈坤副局长亲自驱车赶来，皱着眉问：“死者随身带了什么？”

李宝善汇报尚未接触家属，无法确认具体丢失物品。

陈坤随即安排司机前往野战医院接来张友菊的女儿张芝琼。

陈坤当即让司机去接张友菊的女儿张芝琼，半小时后，穿着素色旗袍的张芝琼走进专案组临时办公室，眼眶红肿：“我父亲出门，钱包、18K金表、金笔、钥匙，还有枚24K黄金板戒，从不离身。”

但人送至医院时，身上仅剩一串钥匙。

李宝善立刻派人去找最早抬尸的群众，有人含糊说“没注意”，有人却肯定地摇头：“没见着戒指，也没看见钢笔，衣服口袋是敞着的。”

谭祖德指尖在桌上敲了敲：“凶手不是单纯行凶，还劫了财。”

与此同时，专案组在逍逸园内一处沟渠中取得重大发现。

一名游客因钥匙掉入沟渠，借竹竿打捞时意外捞出一把尖刀。

园内花匠老韦想起案发当日后门外的命案，立即将尖刀送至派出所。

谭祖德带领刑警朱水生、程炽前往查看。这把尖刀刀身连柄长二十厘米，双刃，精钢打造，极为锋利。蒋法医尸检报告显示死者创口深十一厘米，宽2.5厘米，谭祖德测量后发现刀身长度与宽度完全吻合，确认为凶器。

当时公安技术手段有限，无法进一步科学鉴定，但专案组一致认为凶手行凶后未立即逃离。

“凶手没敢带着凶器跑，反而进园丢刀，说明他对这里熟，甚至敢从正门离开。”谭祖德蹲在沟渠边，看着浑浊的水面，“下去搜。”

朱水生和程炽跳进齐膝深的水里，摸了整整一个小时，除了水草和碎石，什么都没找到。

专案组随即调整方向，分头走访花匠、晨练者及公园前门外马路上的住户、商贩，试图获取更多线索。

花匠老韦提供了一条信息，案发当早，他在沟渠旁见到一名年约三十五六岁的男子，穿咖啡色灯心绒夹克衫、黑色裤子，头戴黑色鸭舌帽，正蹲着洗手。

男子听到脚步声回头，见是老韦，笑了笑，点点头说：“师傅这么早就上班了。”

又指着沟渠道：“这条水渠里怎么不养些金鱼呢？”

老韦正要回答，后门方向传来喧哗，有人喊“出事啦”“杀人了”，他便赶去查看，男子随后消失。

晨练者老陈也提到，案发时他赶到现场，看到一名瘦高个男子硬挤进人群，装束与老韦描述一致。

公园扫地工黄妈则称，此人前两天曾于非晨练时间出现在园内，询问公园开关门时间，称自己新搬来附近，欲常来打拳。

行凶后不慌着逃，反而留在现场附近洗手、搭话，甚至提前两天踩点，还编了“晨练”的借口。“他不是临时起意，是早有预谋。”

李宝善在一旁补充，“劫财可能只是幌子，或者……是为了掩盖真正的动机。”

另一边，省厅专案组从政治背景入手，关注张友菊近年来的特殊活动。

广州解放前夕，张友菊已被北京列入可协助政府开展秘密统战工作的民主人士名单，属“无党派进步人士”。

解放后，广东相关部门受北京委托，多次秘密接触张友菊，确认其政治态度与社会关系，认为他可为国家执行特殊任务。

两个月前，广东方面根据北京指令，安排张友菊与台湾某高官的岳丈取得信函沟通。张友菊欣然接受，以“探亲访友”为名赴香港，通过一名开布店的杨老板将信件转交对方。

春节后，他收到对方回函，表示愿为两岸接触做撮合工作。张友菊将信件上交，广东方面转达北京对他的谢意。然而，就在他准备再次赴港时，突遭不测。

北京获悉后连夜发密电，要求广东省委指令省厅政保部门彻查此案。

省厅专案组将调查重点放在张友菊接受任务至被害前的社交情况，特别是赴港后的交往对象。他们认为，若被害与秘密任务有关，线索必藏于近期接触之人中。

经向家属调查，确认近两个月内，张友菊与五人有过实质性接触，分别为连襟王振寰、中医世交贾思大、农场账房刘怀谷、故人之子曹化铁及军统背景女子赵慧雯。

专案组决定对这五人展开秘密调查，力求找到突破口。

04

市局专案组在逍逸园的调查取得初步进展后，决定深入挖掘张友菊的社会关系，寻找其被害的潜在原因。

专案组长谭祖德与副组长李宝善翻阅了从省政府秘书处借来的张友菊简历材料。

这份简历是张友菊作为广东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所写，内容详尽，涵盖其丰富经历。

尽管简历以政治活动为主，未提及过多非政治性事件，但专案组意识到，民国时期社会混乱，一些看似小事可能对他人构成深仇大恨。

于是，他们安排刑警对张友菊过往紧密交往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

负责帮会这条线的，是刑警麦达荣。

他早年在广州帮会里摸爬滚打过，脸上一道浅疤是当年替人“平事”留下的，如今这层旧身份倒成了突破口。

连续两天，麦达荣穿梭在西关的骑楼小巷里，敲开一个个挂着“裁缝铺”“杂货店”招牌的暗门，终于在第三天傍晚，在珠江南岸一间破庙里见到了老倪。

老倪曾是国民党广州市社会局特情科文书，对广州帮会情况了如指掌。

老倪曾是国民党广州市社会局特情科文书，如今剃了光头，穿着粗布僧衣，活像个真正的和尚。

经过数小时交谈，麦达荣获知一条重要信息：张友菊可能与帮会结下梁子。

据老倪透露，张友菊因其父张执瀛的关系，与洪门、天地会、哥老会等帮会有过往来，但多是被动接触，能推则推，推不掉则敷衍。

即便如此，十八年前，他仍被天地会鸿雄堂推举为记名堂主。鸿雄堂成立于清光绪二十年，初以“驱鞑兴汉”为口号，后逐渐与土匪、海盗有染。

1926年，蒋介石驻军羊城，下令全市帮会堂口七日内登记，否则取缔。鸿雄堂为避祸，多次派人给张友菊送礼，欲推其为堂主，遭拒后采取极端手段。

“起初张友菊怎么都不答应，”老倪端起粗瓷碗喝了口凉茶，“结果有天早上，他一睁眼，床头插着把尖刀，椅子上还摆着支压满子弹的驳壳枪。没过两小时，鸿雄堂的请帖就送来了，邀他去南国饭店‘吃饭’。”

那顿饭到底吃了什么，没人知道，只知道张友菊回来后，就成了鸿雄堂的“记名堂主”，挂个名，不掌权，却帮鸿雄堂顺利过了登记关。

“他后来要退，鸿雄堂没拦着，却提了个条件：生死关头，得帮衬一把。”

老倪冷笑一声，“帮会的承诺哪有真的？从那以后，逢年过节的厚礼他不收，可只要鸿雄堂找上门，他就没法推。好在那些年鸿雄堂没闯大祸，他也就帮着牵牵线，没沾太多血。”

张友菊出手次数不多，凭借人脉也能解决。

1949年初，张友菊与国民党要员关系疏远，鸿雄堂却有一桩内部大事求其出面。

原来在抗战次年，鸿雄堂拆分为承鸿堂与崇鸿堂，设名义总堂，两分堂堂主轮流担任总堂主。

1949年春，承鸿堂堂主刘继秋病殁，当年轮值总堂主为崇鸿堂堂主潘四渊，他下令由与其私交甚笃的承鸿堂老三张生根接任，引发承鸿堂其他堂主不满，集体抵制，推举老二汪化担任分堂堂主。

双方谈判无果，决定一拆为二，各自经营。但分割堂产时，围绕一座大宅院产生争执。

“那是老堂主潘仁山的私产，遗言说是给鸿雄堂当公产的。潘四渊说该归崇鸿堂，汪化说承鸿堂在里头住了十年，香堂都开了无数次，凭什么让？两边谈崩了，就想到请张友菊裁决。”

没人知道张友菊是怎么想的，只知道他本想躲，却被两堂各二十个拿着刀枪的人堵了门，不得不应下来。

最终的裁决结果是：宅院归承鸿堂。

崇鸿堂的人当场就炸了，拔出刀要冲上去，承鸿堂的人也不含糊，掏出手榴弹就对峙，把崇鸿堂的人赶了出去。

“潘四渊从那天起，就恨上张友菊了，四处说要让他‘付出代价’。”

倪某叹了口气，“承鸿堂怕出事，从去年4月到10月，一直派人暗中保护张友菊，连他中风住院都有人守着，只是张家自己不知道。”

广州解放后，帮会解散，保护随之消失。

数月后，张友菊遇害，专案组不禁怀疑此案与崇鸿堂有关。

3月6日，专案组对承鸿堂与崇鸿堂展开调查。

经接触帮会宿老得知，两堂正为宅院打官司，只不过主角换了人。

崇鸿堂堂主潘四渊去年秋天病殁，临死前让儿子潘小洲接着要宅院。

可潘小洲还没动手，广州就解放了，承鸿堂堂主汪化逃往香港，临走前耍了个心眼，跟老婆马锦花假离婚，把宅院过户到她名下，实则还由自己控制，并租给解放军某机关。

潘小洲得知后极为不满，向法院提起诉讼。

“承办法官传了马锦花，她倒硬气，说潘小洲是‘恶霸之子’，该法办。”

负责跟进法院线索的刑警程炽汇报时，语气里带着几分诧异，“可法官说潘小洲没历史问题，有继承权，还提到了张友菊当年的裁决，让马锦花拿证据。”

专案组推测，潘小洲得知张友菊可能出庭作证，对其不利，或因此萌生灭口念头。

李宝善率刑警朱水生、程炽、麦达荣对潘小洲展开暗查。

前往陈塘区公安分局了解情况时，分局治安科长大钟透露，潘小洲邻居老邬举报其与惯匪“海上飞”韩云来往。

老邬称2月22日及前天傍晚，亲眼见“海上飞”两次进出潘家。

专案组通过潘家女佣黄妈之子小姜，获知“海上飞”曾对潘小洲说：“老四，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了。”

随行汉子则称：“放心，我马上安排，准定办妥。”

妈还透露，潘小洲四岁儿子提到家中藏有枪支弹药，称是“韩伯伯”的。

3月7日的广州，晨雾还没散尽，潘小洲家所在的骑楼巷弄里，已藏着三名化装成菜贩、修鞋匠、三轮车夫的刑警。

只见潘小洲穿着件灰色长衫，走进了“小南园饭店”，没多久，一个瘦高个男人也走了进去。那男人换了件蓝色工装，没戴鸭舌帽，可走路的姿势、肩膀的弧度，跟老韦、黄妈描述的凶手一模一样！

专案组分析，潘小洲也许正是通过“海上飞”雇佣此人杀害张友菊。

市局专案组在锁定潘小洲为重点嫌疑人后，多名刑警对潘小洲住所进行昼夜秘密监视。

次日上午，专案组通过派出所联系到潘家女佣黄妈的儿子小姜，做通其思想工作，动员黄妈协助调查。

午后，17岁的小姜借口“送棉衣”，把黄妈从潘宅接了出来。

谭祖德亲自与其谈话，了解“海上飞”两次登门的情况。

黄妈称，第二次来访时，潘小洲不再让她上茶，而是亲自拎热水瓶进书房，似有避人耳目之意。

夜幕刚降，黄妈的情报就传了过来。

这天晚上，潘小洲四岁的儿子吵着要“韩伯伯给的玩具枪”，还说“床底下有好多”。

谭祖德的手指在桌上敲了敲，立刻严肃地说：“这不是什么玩具枪支，是军火。”

与此同时，监视潘小洲的刑警发现，潘小洲当晚从银行下班后前往“小南园饭店”，进入一小包房。

一刻钟后，一名三十多岁的瘦高个男子也进入该包房。化装成三轮车夫的刑警覃君与化装卖香烟的刑警小曹在饭店附近监视，约一小时后，潘小洲与该男子先后离开。

瘦高个男子穿黑色西装，戴薄呢礼帽，遮住大半张脸，隔着马路无法看清相貌。

刑警覃君装扮的是三轮车夫，潘小洲刚要喊他，但另一辆空车先到，瘦高个男子随即上车。

覃君欲跟踪，潘小洲却指着他喊：“三轮车。”

覃君佯称车坏了，潘小洲另叫一辆黄包车离开。

覃君跳上三轮车追赶瘦高个男子，缩短距离至十余米时，链条断裂，眼睁睁看着目标消失在巷子里。

另一名刑警小曹和覃君交换了眼神，顺利跟踪潘小洲至其住所，将目标交给监视战友后返回市局。

谭祖德与李宝善分析，瘦高个男子若为潘小洲雇佣的凶手。

“这趟会面，十有八九是付酬金。”谭祖德拿着覃君的汇报，眉头拧成疙瘩，“潘小洲要是跟凶手撇清关系，再想抓就难了。”

可抓捕得等上级批准，他连夜写好报告，去市局找陈坤副局长，却被告知陈坤正跟陈泊局长在市委开紧急会议，归期不定。

次日上午，坏消息接连传来。

黄妈之子小姜来报，黄妈一早被潘小洲打发去郊区鹤潭泉照料其母。

监视的刑警则报告，快九点了，潘小洲还没出门——今天是工作日，他本该去银行上班的。

“不对劲。”

李宝善猛地站起来，“他肯定察觉到什么了。”

两人当机立断，一边请法院开公函，让刑警刘明道化装成法官去稳住潘小洲；一边把抓捕报告加急送交给陈坤。

刑警刘明道穿中山装，借法院标牌自行车前往潘宅，得知潘小洲不在家。

刘明道心知监视刑警未见其外出，肯定还藏匿家中，可他以“法官送传票”的名义，根本无权搜查，只能假装记录几句，匆匆离开。

此时，副局长陈坤已批准抓捕，谭祖德与李宝善率十名刑警赶至潘宅搜查，未发现潘小洲踪迹，却在卧室床下搜出十支美制左轮手枪、六百多发子弹及一箱乒乓球大小的高爆手雷。

经兵工专家鉴定，手雷威力极强，相当于二战日军甜瓜式手雷的两三倍。

刑警将潘家人带回讯问，得知潘小洲昨夜已从后院爬墙逃走，逃往何处不明。

今日早黄妈去鹤潭泉，是潘小洲妻子按其昨晚嘱咐行事。

潘小洲逃脱，市局专案组倍感压力，谭祖德与李宝善将潘家人带回局内，详细盘问其社会关系，试图找到其下落。

3月9日，专案组在太平区长虹巷一小尼姑庵内抓获潘小洲，并拘留窝藏其的尼姑陆清姝。

讯问中，潘小洲供认其为“国防部保密局”潜伏特务，受命发展“海上飞”等六名土匪为特务，近期准备执行台湾指令进行破坏活动。

房产诉讼系上峰指使，意在掩盖身份。

专案组将此案转交政保部门，可回头再看张友菊命案，又陷入了僵局。

另一边，省厅专案组对张友菊近期接触的五个人查了个遍：王振寰、曹化铁排除嫌疑；贾思大虽有特务女婿，日记却证明他不知情；刘怀谷托人捎信的香港拳师虽有军统背景，北京的调查也排除了泄密可能；有军统交通员历史的赵慧雯，跟表弟偷渡香港复婚的事被抓了现行，可搜遍行李也没发现跟命案有关的证据。

两条侦查线都撞了墙。

谭祖德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楼下往来的人群，手里捏着那张瘦高个男子的画像——这个人到底是谁？

潘小洲的特务身份跟张友菊的死有没有关系？

如果没关系，那真正的凶手又藏在何处？

05

市局专案组在潘小洲案转交政保部门后，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到案发时出现在逍逸园附近的瘦高个男子身上。谭祖德把瘦高个男子的画像钉在了专案组办公室的正中央。

3月12日天刚刚亮，专案组全体出动，分头对该男子曾在案发前后出现的小面馆及周边区域进行走访。

面馆地处三个派出所管段交界，调查范围因此扩大，力求不漏任何线索。

李宝善与刑警小段前往紫云里派出所了解情况。

指导员葛任辛接待二人，刚开始交谈，外间突然炸起一阵高亢的嗓音：“我都说了！有人盯我梢！你们怎么就不信！”

两人抬头望去，只见一个穿灰布长衫的老者正拍着派出所的柜台，花白的头发乱得像鸡窝，袖口磨出的毛边沾着泥点，一看就是跑了不少路。

来者是一名六十岁上下的老者，姓钱名永显，年前刚搬至附近大福巷16号，户口尚未迁入。

他跟留用警察老苏反复强调：“我十六岁进典当行，从学徒干到首柜，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旧社会都没人找我麻烦，怎么解放了倒有人要谋财害命？”

老苏耐着性子问他有没有得罪人，钱永显急得直跺脚：“我连官府门朝哪开都不知道，帮会更是躲着走，能得罪谁？”

他反问老苏：“你看我这样的一个小老百姓，在旧社会尚且没人跟我过不去，现在解放了反倒有人盯我梢了！民警同志，您看这不是奇怪了吗？”

老苏继续耐心引导，但钱永显越说越急，声音愈发刺耳。

因为吵声太大，李宝善和小段根本没法谈事，只能起身告辞。

刚走到办公室门口，李宝善的脚步突然顿住，他余光扫到钱永显的侧脸，心脏猛地一跳：这眉眼、这颧骨，竟跟张友菊的照片像得惊人！他悄悄碰了碰小段的胳膊，小段也瞬间变了脸色，两人交换了个眼神。

钱永显误以为李宝善是派出所的领导，一把甩开老苏的手就冲了过来，抓着李宝善的袖口不放：“领导您评评理！近五六天，我不管是走路还是坐车，总有个人骑辆‘富士山’牌自行车跟在后面！那车有六七成新，他从后面超我的时候，速度慢得反常，一直跟在我前头不远不近的地方！”

他咽了口唾沫，声音发颤，“前几天我去看京戏，幕间休息时总觉得后背发凉，从后门绕出去又绕回前门，果然看见一辆一模一样的‘富士山’，没牌照，就斜斜地靠在树底下，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

李宝善没敢暴露身份，只顺着他的话往下问，悄悄把关键信息记在心里。

当晚专案组开会时，他把钱永显的样子一画，满室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难道是杀错人了？”

谭祖德敲了敲桌子：“张友菊常去古玩公会，钱永显要是也跟那地方有关，凶手认错人的可能性极大。”

陈坤副局长连夜听完汇报，当即拍板：“秘密保护钱永显，同时盯死那个骑自行车的人，这可能是破局的关键！”

派出所与钱永显沟通，告知其反映的情况已获重视，公安局采取措施，确保其安全，家中亦有安保布置，让他放心活动。

3月13日这天，钱家附近布下了便衣刑警，有人化装成挑水的，有人假装在巷口补鞋，连房顶上都藏了人。

当晚九点多，一道黑影骑着 “富士山” 自行车出现在巷口，车轮碾过石板路的声音在寂静里格外刺耳。那

人在钱宅门口转了两圈，像在确认什么，随后脚一蹬车就走了。

化装成车夫的程炽赶紧载着李宝善跟上，可三轮车哪追得上自行车？

眼看距离越拉越大，两人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消失在夜色里。

午夜刚过，那辆自行车竟又回来了。

这次，骑车人没再绕圈，直接拐进了钱宅旁的小巷。

蹲守的刑警屏住呼吸，借着路灯昏黄的光，看见他把车靠在钱家院墙上，脚踩在车座上，手刚搭上墙头，三名刑警立刻扑了上去，将其连人带车制服。

搜身时，刑警从他腰后摸出一把匕首，腕上还戴着一块金表。

押解至市局后，专案组连夜讯问。

押回市局连夜审讯，这人一开始死不承认，只说 “想偷点东西”。

谭祖德没跟他废话，直接让人去接张友菊的家属、逍逸园的花匠老韦和清洁工黄妈。

当张芝琼指着他腕上的金表哭出声，当老韦说 “就是他！那天在沟渠边洗手的就是他”，这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垮了。

面对证据，他承认行凶，但对动机始终缄默。

专案组初步确认，此人即为杀害张友菊的直接凶手，案件取得关键突破。

06

他名叫齐高舟，三十五岁，广东省新会县古井镇人，父母早亡。

少年时在庙里当了七年和尚，练出一身能打硬仗的南拳；十七岁投军，因擅长散打擒拿且机灵，被选入陈济棠特别卫队。

所谓护卫队，实则是干暗杀、绑架勾当的队伍，齐高舟受训内容皆为特工技能。

1936年，陈济棠发动“六一事变”失败后逃亡欧洲，特别卫队解散，齐高舟回到江门做小贩，娶妻生子，过着清贫但安稳的日子。

从1936年至1949年，历经抗战与解放战争，他未再施展特殊技能牟利。

新中国成立后，一个不速之客改变了其轨迹。

此人名叫朱义淳，是齐高舟在特别卫队时的排长，与其拜过把子，后随陈济棠赴海外。

抗战爆发，陈济棠回国，朱义淳留在香港成为资本家上门女婿。抗战胜利后，朱义淳回广州探亲，与齐高舟见面，送过厚礼。

1950年元旦前，朱再次来访，特意找到齐高舟，要求其杀一人。

“目标叫钱永显，六十多岁，以前在典当行干活。我朋友老马的岳父是南洋富商，得了肝癌疯了，本来遗产该归老马媳妇，结果查出老头早立了遗嘱，一半给了钱永显。”

朱义淳说完，掏出三两黄金放在桌上，“这是定金，事成之后再给七两，你放心，就是个普通老头，好对付。”

齐高舟看着黄金，想起家里饿肚子的孩子，又念及兄弟情分，答应了。

朱义淳给了他一张照片，是十年前钱永显和富商的合影裁剪的，只说 “钱永显常去古玩业公会”。年初五那天，齐高舟在公会门口守着，恰好撞见来凑热闹的张友菊。

中风康复后难得出门的张友菊，跟照片里的钱永显长得有七八成相似。

他跟着张友菊回了家，摸清了老人每天去逍逸园散步的规律。

2月27日清晨，他在逍逸园后门等着，趁张友菊拐弯时，一刀刺中对方腹部。

行凶后，他把刀丢进沟渠，混进围观人群，才从别人的议论里知道，自己杀错了人。

死者姓张，是个绅士，并非典当行的钱永显!

可他没敢停手。

几天后，他终于在公会找到真正的钱永显，跟着对方回了家，见钱永显活动没规律，就打算夜里翻墙行刺，没想到刚爬上墙头，就被刑警抓了个正着。

谁也没料到，这场牵扯了政治阴谋、帮会恩怨的命案，竟只是一场因贪婪引发的错杀。

张友菊一生坚守正义，拒绝日伪拉拢，倾向进步阵营，最终却成了别人贪欲的牺牲品，死得如此无辜。

1950 年6月9日，广州市军管会判处齐高舟死刑，执行枪决的那天，广州下着小雨。

专案组的刑警们站在远处，看着刑场的方向，心里说不出的沉重。

他们抓住了凶手，却再也换不回那个清晨在逍逸园散步的正义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