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真正的敌人在「内」，创作者得「愤怒」起来 | 金鸡中期路演现场观察

在技术发展和社会变迁对整个文化消费格局的重塑中，比外部竞争更为棘手的是电影“自说自话”式的脱节。此时真正的创作迭代，需要创作者敢于摆脱惯性，甚至对既有的状态产生“不满甚至愤怒”，重新找回电影创作独特的观察视角、思考深度和表达勇气。

作者：小杜‍‍‍‍‍‍‍‍‍‍‍‍‍‍‍‍‍‍‍‍‍‍‍‍‍‍‍‍‍‍‍‍‍‍‍‍‍‍‍‍‍‍‍‍‍‍‍‍‍‍‍‍‍‍‍‍‍‍‍‍‍‍‍‍‍‍‍‍‍‍‍‍‍‍‍‍‍‍‍‍‍‍‍‍‍‍‍‍‍‍‍‍‍‍‍‍‍‍‍‍‍‍‍‍‍‍‍‍‍‍‍‍‍‍‍‍‍‍‍‍‍‍‍‍‍‍‍‍‍‍‍‍‍‍‍‍‍‍‍‍‍‍‍‍‍‍‍‍‍‍‍‍‍‍‍‍‍‍‍‍‍‍‍‍‍‍‍‍‍‍‍‍‍‍‍‍‍‍‍‍

编辑：蓝二‍‍‍‍‍‍‍‍‍‍‍‍‍‍‍‍‍‍‍‍‍‍‍‍‍‍‍‍‍‍‍‍‍‍‍‍‍‍‍‍‍‍‍‍‍‍‍‍‍‍‍‍‍‍‍‍‍‍‍‍‍‍‍‍‍‍‍‍‍‍‍‍‍‍‍‍‍‍‍‍‍‍‍‍‍‍‍‍‍‍‍‍‍‍‍‍‍‍‍‍‍‍‍‍‍‍‍‍‍‍‍‍‍‍‍‍‍‍‍‍‍‍‍‍‍‍‍‍‍‍‍‍‍‍‍

版式：王威

“今天我不是来指点迷津的，我们都在迷津中。”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秘书长、监制与编剧王红卫，在金鸡创投中期路演及特训学院的讲台上，用一句话为众人在此的汇集互动定下了基调。

中国电影正驶入一片未知的洋流，那些曾经被奉为行业定律的档期逻辑、类型配方、宣发节奏渐渐疲软。电影，这个不断变化的艺术形态，正在被迫，但也主动地重新定义它与世界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金鸡创投的中期路演常以相对小规模的内部形态进行，今年这一环节正式落地厦门，发出常态化的信号；同时金鸡创投也整合“样片实验室”“学子计划”等核心板块，正式升级为特训学院。

这种升级让那些仍在打磨中的项目，得以在中途被及时看见、被更早引导方向。创作者不再独自摸索，而能在制片人、投资方、导师、顾问的多维反馈中，检验作品的完成度与成长潜力。这种机制的意义不只在于发现项目，更在于陪伴项目走完更长的创作周期。借由中期路演与特训学院的优化，金鸡创投建立起“提案—孵化—反馈—再生长”的闭环，让创投更深度地成为创作者的后盾。

我们在现场感受，电影人们真的想要挖透当下的痛点，但传递出的情绪并不陷于焦虑，更是一种确切的务实。年轻导演不断追问当下观众的真实需要，资方在权衡可持续创作的平衡，制片人则探寻着非拍不可背后的内核。随着这些问题被摆上台面，我们不禁发问，行业迷津的出口究竟在哪？是该等待，还是主动寻找新的航路？在这样的语境下，迷津不再只是一个比喻，它既关乎产业的方向，也关乎创作的自我认知。

冷淡的观众，拥挤的创作

这场迷惘里最显性的症状，最先在观众身上反馈。“不看不讨论不耐烦”，王红卫透过自身观察，提出了描绘当下观众状态的“三不主义”。这种观众端的疏离，并非空穴来风。来自英皇电影的资深制片人梁琳，分享了她近期来的切身体会。有些被寄予厚望的作品，从主创沉浸式的感动到路演后的市场遇冷，往往只有一步之遥。“我们觉得它单拎出来都特别好……走到观众那儿，在放路演的时候，看到却是我们在试图自我催眠。”

在创作端，则呈现出另一种症状，主题的窄化与创作的同质化。王红卫提出，当下的头部项目和主流作品，似乎都一股脑地涌向了有限的几条赛道，共识（爱国/民族）、牛马（职场/阶层）、议题（性别）。大家试图在不确定的市场中，抓住一些确定的流量密码，创新和惊喜也由此变得稀缺。但从侧面来看，这既是对创作者能力的一场公平考验，也是其作者性和分众策略能发挥价值的缺口，纵观一年来的市场，《南京照相馆》《浪浪山小妖怪》《好东西》则各自在这三条赛道收获颇丰。

这种跟随在新的职场电影赛道尤为明显。以中期路演项目《万死不辞职》为例，其编剧张君一、赵亦骥坦言，大热的《年会不能停》确实给了他们信心，让他们看到“职场这个题材是可以做的”。但他们的创作初衷则更为个人化——两位主创的爱人都是“打工人”，他们身处职场糟心事的漩涡，所以有了这样的创作欲望。这正印证了热门赛道的带动作用——头部作品的市场成功和创作者强烈的个人体验共同催生。

梁琳从制片人的角度，印证了一些扎堆现象的普遍，她提到自己在公司内部，会有意识地避开同质化严重的选题，因为相似的切入点太多，难以做出新意。而摄影指导何山则提出了“艺术终归还是产品”的灵魂拷问，这一说法触及了这种现象背后的底层心态。同质化的泛滥，某种程度上正是在于创作者未能建立起差异化的产品思维，仅仅在艺术的象牙塔里重复着看似安全、实则拥挤的创作套路。这些表象的加码，让电影行业的体温不断下降。但所有的症状背后，往往藏着更深的结构性病根。

于是问题变得更尖锐：到底是谁动了电影的奶酪？

我们面对的真敌人，真的只是短剧与算法吗？

究竟是谁动了电影的奶酪？

诊断诸多后，就有必要进一步探寻病根，电影产业如今面临的困境，深层原因究竟何在？如果把矛头简单指向短剧的兴起，或许过于表面化。王红卫就认为这可能忽略了更宏观的背景。他指出，当前电影所面临的挑战，并非仅仅源于来自短剧的竞争，而是“互联网世界经过这两代到两代半人形成之后，造成的信息的过载和分散”。这一观点将问题的核心指向了更为深刻的时代变革。

从历史的维度看，媒介形式的更迭与竞争并非新鲜事。王红卫提及，“100年前的人看待电影，就像我们今天看短剧一样”，电影在其诞生之初，也曾被视为通俗甚至“低俗”的娱乐形式。这种历史的相似性提醒我们，将当前的困境简单归咎于短剧，可能忽视了技术发展和社会变迁对整个文化消费格局的重塑。工业时代以长内容和沉浸体验为特征的媒介逻辑，在数字时代以微短内容和即时满足为主导的生态下，正面临严峻的适应性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制片人梁琳提出的“你的一句话故事是什么？”这一问题，显得尤为关键。在选择极大丰富的当下，电影凭什么能够脱颖而出，说服观众付出时间与金钱成本？这个“非看不可”的吸引力，创作者是否清晰地意识并有效地传达了？

现实情况是，许多电影项目在这一点上仍略显模糊。当一部电影无法凝练出精准有力、能够穿透信息噪音的核心卖点，无法与目标观众建立有效的对话时，创作者的自我表达就很容易沦为自说自话。这种脱节，或许才是比外部竞争更为棘手的内部症结。

最后，当我们意识到困境的根源不在对手，而在时代自身，悲观与清醒便同时涌上心头。可迷津并不等于绝境。正是在这些看似无解的拐点上，新的路径才可能被摸索出来。来自电影人们反复提及的完成度与专业，背后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电影要活下去，也要活得有尊严。

从作者性到生存力，创作的两种勇气

在过去的反复试验中，金鸡创投的中期路演，也正在拿出一套更具操作性的反馈机制。它更强调项目的阶段性可评估指标，包括剧本成熟度、视听风格的稳定性、资金架构合理性、目标观众定位的清晰度等。这些强针对性的打分标准，在现场被反复提及，成为评审与创作者之间最高频的关键词。

一些项目在反馈中被直接指出“剧本逻辑略有缺憾”“成本结构与题材量级不匹配”。也有项目因创作视角独特、题材新颖而获得投资方的持续关注。这样的交流，让创投不再只是一次展演，而是在检验一个导演是否能在问题被抛出后，快速自我修正。

而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中期路演现场，不仅有新创作者的初试啼声，也出现了不少来自成熟影视项目的熟面孔。他们的加入，形成更多元的创作者结构，让创投的现场气质更丰富，既有青年导演的创作冲动，也有经验创作者的成熟视角。例如，《漫长的季节》《隐秘的角落》编剧陈骥带来了导演首作《猪肠碌你吃过没》；《我和我的家乡》《外太空的莫扎特》编剧全丽璇拿出首执导筒的《噜什儿》；曾参与《动物管理局》《回廊亭》的李雅弢则携作品《老同学》进入其中。

在经过对项目的几轮剖析后，嘉宾们也从各自的经验出发，给出了可能的破局路径。既然同质化与创作心态是重要的病灶，那么破局之道，便直指创作的本源。

王红卫的答案是，创作者别再“乖”下去了，重提作者性刻不容缓。这里的作者性，并非狭隘地指向艺术电影范畴的个人表达，而是在同质化浪潮中，重新找回创作者独特的观察视角、思考深度和表达勇气。

他进一步指出，真正的创作迭代，是需要创作者敢于摆脱惯性，甚至对既有的电影产生“不满甚至愤怒”。回溯电影史，几乎每一次重要的新浪潮都孕育于对旧有范式的挑战与颠覆。这意味着，创作者需要重新审视自己与时代的关系，不再满足于安全区内的重复劳动，而是要去触碰那些更复杂、更具争议性、也更能激发思考与讨论的议题。当创作不再仅仅是为了迎合预设的观众或市场，而是源于创作者内心深处的表达冲动时，作者性的光芒才有可能焕发新生。

当然，宏观方向的调整固然重要，但对于身处其中的每一位创作者，尤其是资源有限的新导演而言，如何在具体的实践中先生存下来、再图发展，则是一套更为务实的生存之道。摄影指导何山反复强调的“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就非常现实。在预算紧张、资源匮乏的现实条件下，过度追求完美很可能导致项目最终无法面世。只有先拿出一部完整的作品，哪怕它尚有瑕疵，但有机会被看到，才有可能获得下一张入场券。

这种务实的生存之道，在一些路演项目的新创作者们身上也不断涌现。典型如《地府有限公司》的导演王志刚，为了支撑自己的创作理想，他选择同时做短视频编导曲线救国。而他这部融合了奇幻、喜剧和个人情感的影片，更是死磕了八年，剧本修改了四五十个版本，这种现实的经历，或许是当下许多创作者必须直面的生存考验。

与此同时，梁琳也提醒创作者要警惕创投场合中可能存在的无效社交，并将重心放在打磨项目本身。“项目本身才是硬通货”，她积极通过自身经验，强调了制片的必要性和专业性，如预算需严格从剧本反推而来，不要过分寄托于人脉资源，最大程度保证项目安全的完成度。

在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如何在同质化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梁琳发出灵魂拷问：“你真的知道自己想拍什么吗？”她认为，一个项目必须有一个“非拍不可”的理由，这个理由往往源于创作者内心深处最独特、最坚定的创作母题。她以旗下电影《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为例，这部影片聚焦了一个儿童对周遭事物的奇思妙想，在FIRST青年电影展打开影迷口碑后，选择在儿童节档期锁定受众圈层，最后在自己独特的叙事中，保留了相对稳定的成绩。

这说明在一个追求安全的时代，真正稀缺和有价值的，反而是那些无法被轻易复制的、带有鲜明创作者印记的作品。《朱同》也正是在导演王子川话剧背景的加持下，影片才得以拥有扎实的叙事结构和稳健的美术体验。专业能力，永远是连接创作理念与最终成片的核心桥梁。

回到开头，迷津并不只是困局的代名词，它也意味着重新出发的起点。互联网重塑了注意力结构，也改变了观众与内容之间的关系，电影失去的或许从来不是市场，而是那种被集体等待的意义。每个时代的电影人，都会在属于自己的雾中前行。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市场的回暖，更是创作的信念与文化的自信。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