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 年武汉涉外盗窃案：为何惊动中法两国，背后隐情太特殊（四）

书接上回。

西门璋和金邦睦一商量，觉得这个郭国伟既然武艺高强，就配备了手枪。接着又和井大杰要了六个人，又另外要了两个女的，化装跟踪时用得着，最后要了中吉普、小卡车各一辆以及摩托车一辆、自行车两辆。

3月11日,追捕正式开始，郭国伟当时家住在武昌区棋盘街，但当地户籍警老周向西门璋等人表示，郭国伟自去年仲春抢劫案发至今一直逃在外面。去年底今年初郭国伟回过两趟家但没有过夜,但由于局势混乱，分局对郭国伟没有兴趣，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当地片警老周也知道此人武艺高强，也很得力。他分析郭国伟可能的落脚处，是他舅舅平时住在武昌县纸坊镇的一个朋友家。追捕组于是决定去武昌县访查，武昌县当时属于咸宁专区管辖，为了拘捕成功，井大杰还请武昌县公安局协助抓捕组查缉郭国伟的命令。

金邦睦与西门璋跟武昌县公安局联系好以后，二人驾驶中吉普，带了一男一女两个助手前往纸坊镇的县公安局，要求县公安调查一下，郭国伟是否隐藏在当地，要知道他有比较强的反侦查意识以及超乎常人的脱逃能力，所以查摸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注意保密，不能打草惊蛇让他再次逃了。

　　武昌县局方面说，他们已经查着了郭国伟的藏身之处，是在镇北口外何二锁的废窑那里住着呢。何二锁是个渔民，当时他跟生产队约定每月向队里交纳三十元块钱，生产队给他记工分，年底按全劳力给他分红，平时给他粮食。他在村里有住房，但为了打猎方便,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住在废窑里。至于何二锁结交了一些什么朋友，县局方面就不清楚了。但根据何二锁所从事职业的自由程度估算，他跟逃犯郭国伟结识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依县局方面的意思,应该夜出动人马把郭国伟拿下，而金邦睦、西门璋则坚决反对，西门璋说：“郭国伟武功极为高强，别说黑夜了，就是大白天用枪对着他,只怕他也敢负隅顽抗。因此晚上肯定是不能下手的，必须等到天亮，人要多才行。但今晚多派些人在废窑通往外界的各条路口设立暗哨，如果发现目标逃跑可以开枪，但只能打伤我们要抓活口。

　　次日清晨五点多，郭国伟终于落网了。这家伙被几支枪逼在废窑里了，竟然还打倒两名警察逃跑，西门璋见状只能命令开枪，负责开枪的只一枪就击中了郭国伟的右小腿，七八名民警一拥而上给郭国伟铐上了手铐。

　　警方搜查废窑，发现了郭国伟的小型旅行皮箱和一辆自行车，自行车是民国时留下的陈年旧货,箱子里有八百元钞票、一百多斤粮票和手表、半导体收音机等。一看就知道都是赃物。

　　郭国伟被送往医院治疗后直接押到了武汉市公安局看守所。专案组长井大杰、顾问老胡闻讯后带上印昭仪前往看守所提审。验明正身后，单问给宋韵兰的那架照相机是从哪里来的。郭国伟供述是他抢劫所获，随同相机一起抢得的另有一支钢笔，他不写字，就卖给—个修笔摊头了。

　　井大杰对郭说:“我们是调查一起涉外盗窃案的专案人员，其他案子我们不管,你把抢劫照相机、钢笔的情况详细交代清楚就是了。”　郭国伟倒也痛快,毫无保留地交代了作案经过：

　　3月7日傍晚，郭国伟的房东何二锁出去捕鱼了，郭国伟闲着无事，就骑了辆自行车到市区转悠。他这种转悠不一定是为了作案，但是如果撞到合适的作案对象，那他肯定要下手的。这天，郭国伟就碰到了这样一个对象。

　　当时他傍晚时分，骑车路过武昌区复兴北街的一所中学附近，昏黄的路灯光照着空寂的马路。郭国伟慢慢往前蹬着自行车，这时，迎面碰上了一个二十来岁、个头不高的黑瘦青年。引起郭国伟注意的是对方肩上挎着的那个军用挎包。郭国伟一下子就发现那挎包看上去沉甸甸的，便知里面必定放着什么贵重物件，没准儿是一包钞票也说不定。

　　于是郭国伟就决定下手，他已经跟对方擦肩而过，当下就把自行车掉了个头，往回骑了二十多米，行至目标身侧骤然出手一把攥住了对方的细脖子。郭国伟那只手是什么力道，不过用了五分劲,对方就发出了近乎哀嚎的叫声。

　　对方在郭国伟逼迫下，乖乖地交出了军用挎包。郭国伟往自行车龙头上一挂扬长而去。　这个军用挎包里装了有那架他送给宋韵兰的照相机，此外,还有那支钢笔和一些传单，最后传单被他都扔了，军用挎包给了何二锁。

听完郭国伟的陈述，井大杰觉得那个黑瘦青年十分可疑，大概就是冲帕斯卡尔下手的人，于是就盯着郭国伟追问此人的种种细节。但郭国伟对此人印象不深，但听其口音应该是异常的东北人。

西门璋对从何二锁处搜获的那个军用挎包进行了检查。这是部队里发的最普通的草绿色帆布挎包,盖子上绣着五个红色毛体字:为人民服务。在包的内袋里还有一行用墨水写的小字：“太原十九中赵丰裕”。审问结束之后，警方当即拨打武昌公安分局的电话，询问3月7日之后几天里是否接到过复兴北街一带发生拦路抢劫案的报案。武昌分局答称没有接到这方面的报案。

　　专案组随即举行案情分析会，对郭国伟的口供基本认定其真实性。因此郭国伟就跟“3·7”涉外盗窃案无关了，现在的嫌疑已经转移到军用挎包的主人、太原市第十九中学的赵丰裕身上去了。大家认为，因为如果照相机、钢笔是他像汪教授那样从某处廉价买得的，那赵丰裕他在遭劫后应该立刻向公安局报案，可是他并未报案，这说明挎包里的照相机和钢笔来路不正。有很大可能是他在“东方红百货商店”“捉兔子”所得。

　　于是井大杰当即与太原市公安局联系，请他们协助查明太原十九中的赵丰裕目前的下落。太原警方仅用几个小时就有了回复：太原市第十九中学确有赵丰裕其人，是一个初三年级男生，自1966年12月下旬离开太原外出后至今未归，警方从其家人处得知，家人在昨天刚收到一封赵丰裕寄自武汉的信，说他现在已经在武汉，而且马上就要回家了。

　　专案组一看，既然赵丰裕还在武汉就好办，当下，井大杰就把查访此人的活儿交给“第二专案组”的去办。具体由李睨墨和金邦睦负责这项任务。当时武汉外接待的一共有十七所大中学校，于是“第二专案组”一个个查。在3月12日凌晨三点多，在汉口区鲁迅中学接待站里沉沉大睡的赵丰裕被人从睡梦中唤醒，刑警下令给他铐上手铐后直奔市局。

负责审问的印昭仪，赵丰裕表示，那个军用挎包是其在部队当连长的表哥送给他的，这次出来串连就带上了。他和几个同学是被武汉接待站安排到鲁迅中学住宿。但第二天晚上他的挎包就丢失了。那天是学校澡堂的开放日，赵丰裕和两个同学去洗澡。赵丰裕委托没有去洗澡的同学代为留意一下挎包。不料那三个同学只顾聊天，竟然没发现有歹徒溜进他们住宿的教室，致使赵丰裕和他们自己的挎包、外套里的钱包等不翼而飞。

　　印昭仪问赵丰裕是否记得在失窃前现场曾出现过一个二十来岁、肤色比较黑、个子瘦小的青年。赵丰裕说这个可不清楚。后来，刑警顺便还向赵丰裕的同学了解了7日晚上，郭国伟对那个操着东北口音骂“他妈拉个巴子”的青年实施抢劫的时段赵丰裕在干什么。几名同学说，他们3月4日来武汉后,不管白天黑夜。赵丰裕都没有离开他们去别处单独活动过，于是赵丰裕被无罪释放。

　在这种情况下，专案组再次开会研讨案情，众刑警认为，从目前掌握的线索来判断，郭国伟抢劫的那个对象很有可能就是“3·7”涉外盗窃案的案犯。这人可能是东北人，也许是参加大串连的一名大中院校或者技校的学生，利用串连的机会到处作案。他对帕斯卡尔下手后，为转移赃物需要一个符合其串连学生身份的军用挎包，所以他就需要盗窃一个，而赵丰裕则成了他的下手对象。

　　刑警分析，此人既然是学生或者冒充学生外出的串连者，他很有可能就下榻在鲁迅中学接待站。因为他不可能为了偷窃一个挎包而跑到很远地方偷窃，鉴于上述分析，警方决定派人前往鲁迅中学，把3月4日以来下榻于该校接待站的串连者名单全部抄录下来。

　　来自全国各地的串连者共三百六十六名。其中三十一人来自东北三省,这三十一人中男生有十九人。专案组刑警认为，“3·7”涉外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就在这十九人中间。

3月13日凌晨三时，刑警抵达鲁迅中学后，把名单中尚未离开武汉的五名男生带到接待站进行问询，可能由于疑犯的个体特征过于明显，被访问的五名东北男生和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都还记得，确实有过这样一个串连人员，就这样疑犯的登记资料就被挑选出来了。

　　张昌永，男，二十二岁,朝鲜族。吉林市东方中学高二学生。1967年3月2日来武汉，3月11日离开，发车时间是当天晚上十点五十一分。当时的火车速度慢，此刻　张昌永应该还在途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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