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后重谈“新生代”：非是怀旧，而是探讨作家可持续性写作的未来

10月23日，“新生代三十年（1995-2025）：行进中的文学”学术研讨会暨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原创文学研究暨出版中心成立四周年庆典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举行。

1995年1月，评论家陈晓明在《山花》杂志发表《晚生代与九十年代的文学流向》一文，“晚生代”或曰“新生代”这个文学概念初现端倪。这一年前后，邱华栋《手上的星光》《正午的供词》、毕飞宇《哺乳期的女人》“玉米”系列、李洱《导师死了》《饶舌的哑巴》《午后的诗学》、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耳光响亮》、艾伟《少年杨淇佩着刀》《越野赛跑》陆续发表，韩东、朱文、张旻、李冯等一大批作家被纳入“新生代”作家群体中来，自此，新生代作家以鲜明的个人风格、多元的叙事探索与深切的现实关怀，迅速崛起为中国文坛不可忽视的力量。30年时移势易，这个概念似乎已然被遗留在过去，为何还要举行一场名为“新生代三十年（1995-2025）：行进中的文学”的学术研讨会来重新探讨这个概念？

此次研讨会的发起人之一、南京师范大学何平教授的一番话或许可以解释一二，“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题目，不是怀旧，而是讨论两个话题，一是中国作家的写作如何不依靠青春期的激情、才情而成为可持续的写作，二是‘新生代’到现在30年，我们的文学研究对于这一代作家的经典化远远不够，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同时，在进入第四个10年之时，这些作家还将写出怎样的作品，对于他们的持续发力，我们抱有期待，这也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提出研讨会副题为‘行进中的文学’的意义所在。”

如果仔细考察“新生代”产生的时代背景，文学大变革的前夜、传统文学期刊向大众传媒转化、编辑家和批评家凸显、精英文学内部分化等等，文学的内外部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当下文学的一些征兆在当时已有显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回望“新生代”，正是为了面向当下和未来的中国文学。

活动现场图

“‘新生代’这个概念所指涉和覆盖的那群人继续走着，而概念已经留在了20世纪90年代，这些人走出了他们的概念，各自寻找自己的道路。”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表示，“新生代”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派别，而是一代人共同的文学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一代人对文学进行深入的讨论，形成了思想的、观念的、艺术的交流网络，其中的很多论断和观点至今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常识。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现在，但在学术研究上，却是一个无人认领的年代，此次的会议将会推动对这一时代文学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面对的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3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进入AI时代，对于文学而言，面对的是不确定的未来。如李敬泽所言，“我们所有人都站在同一个起点上，站在文明和文化的转型关节之上。我们看到了变革的深度和规模，我们写作的底层逻辑已经有了根本性变化，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文学应该怎么样，文学会怎么样？我们建立在阅读基础之上的关于文学的类型、文学的审美的一切认知，都备受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捍卫文学，延续伟大的精神传统，确证对于人类至关重要的人之为人的基本价值？“现在我们必须做新的集体作业，去面对这个新的时代，创造新的文学形态。”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回想起自己身处20世纪90年代文学现场的细微感受，“‘新生代’是地球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地质年代，哺乳动物和被子植物繁盛，在以‘新生代’命名的群体里面写作，我感觉到温暖。30年来，我们一直在行走，不断写出新作，不断地超越自我，而我们还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我自己的写作分为两类，一是‘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字’，每隔两三年我就把这期间对这个时代的观察感受变成一个小说；一是对历史展开想象的文字。我觉得我们还在行进中，而且我们还雄心勃勃。”

事实上，因为不是习见的因由共同的审美理想和文学趣味形成的作家群体，“新生代”是否像寻根文学、先锋文学那样具有标识性的特征，值得进一步探究。以毕飞宇的观察，如果说“新生代”写作有共性，就集中在主体性、当代性、日常生活、汉语四个方面。他进一步阐释，“主体性作为一个哲学名词，确定了写作者的文学自觉。当代性，一个作家生活的时间点和场域对他来讲一定是当代的，一个作家写了一辈子到最后都不能充分体现你的那个场域和你生活的几十年，又是在写什么呢？作家不一定是代言人，但要对你的当代作出反映。日常，具体到细微的作品，我们写了什么有时候没有那么重要，这些作品最后归结到哪儿，有时候也没有那么重要，但我们知道一条，我们得从日常出发。汉语，我们在不算短的写作生涯里面，为当代留下了属于我们的汉语。从这四个窗口出发，一定可以比较完整地看见我们。”

北京作协主席李洱也表示，“新生代”这批作家，每个人的主题不一样，讲的故事、讲故事的方法也不一样，只因为他们的年龄相近，出道时间相近，勉强用“新生代”来命名他们，这是文学史上第一次以代际的方式命名的一个名字。毕飞宇所提到的“日常”，确乎可以最大限度地概括这一写作群体的特征，“在此之前的先锋作家的写作包含着很多的虚构成分，以虚构的方式写历史来曲折地对应现实，到了‘新生代’这批作家，喜欢写现实，喜欢写日常，写行进中的生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作家们把自己置身于现实当中，这是共和国文学史上第一批写自己感受的日常生活的作家，给中国文学提供了非常好的经验。”

不难发现，“新生代”与此前的先锋文学有着不可否认的内在关联性。广西作协主席东西认为，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写作要寻求一个“西方老师”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写作转向了更宽阔的文学传统。“先锋文学在探索写作的过程中学习了很多西方的技巧，对我自己也有写作启发，那时候很多写作是故事淡化、人物符号化，到了‘新生代’之后，我们把传统的东西又捡回来，注意了故事性，注意了人物的塑造，我们意识到要回到现实写作，要回到个人立场。”

浙江省作协主席艾伟同样提出了“新生代”与先锋文学的关联，“20世纪80年代在某种意义上有天真的一面，先锋小说也是如此，在先锋小说里器官永远是发达的，听觉、味觉、视觉、嗅觉等被无限放大，但它最欠缺的是人的正常温度和正常情感。‘新生代’更关注人本身，试图在小说里恢复人在时代当中的复杂处境。”而这，也是“新生代”仍然是行进中的文学的缘由所在，“中国作家依旧需要在更为复杂的语境当中想象人，既写出人的卑贱和高贵，也写出人的轻如烟尘和永恒不朽。如果说‘新生代’是行进中的文学，可能正发生在这一领域——对精神性的书写，深入到人的精神领域，去命名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找到属于中国人的精神语言。这也可能是‘新生代’对中国文学做出的一个贡献。”

“当代小说文本的成熟是由这一代人完成的。”批评家王尧的这个判断，是有依据的。在“新生代”概念提出的第二个10年，他们不约而同转向了长篇小说的创作，李洱《石榴树上结樱桃》、东西《后悔录》、毕飞宇《平原》、艾伟《风和日丽》、邱华栋《时间的囚徒》先后发表或出版，而至第三个10年，他们又推出了《应物兄》《篡改的命》《回响》《欢迎来到人间》《镜中》《空城纪》等具有分量的长篇小说。“从‘新生代’这代作家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更为广博复杂的文学生产的过程，我们探究文学与各种因素的关系，正是从这一代作家开始的。”而在当下，新的逻辑已经产生，作家究竟如何继续接下来的创作，拭目以待。

研讨会上，庆祝了“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原创文学研究暨出版中心”成立四周年。据悉，自2021年10月22日成立以来，该中心取得了丰硕成果：《文学共同体书系·中国当代多民族作家经典文库》获第三届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现场文丛”第六种杨知寒《一团坚冰》获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与南师大合办的“南师-译林艺文讲坛”迄今举办21场；“创造文学的汉语和汉语的文学”中国青年文学翻译家论坛、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一种出版，一种思想——新兴出版和青年写作实践”论坛、中德双向翻译工作坊、“在世界文学中写作”学术论坛等一系列主题活动开展；推动成立南京师范大学科学与文学创意高等研究院，拓展文学与跨学科结合的新路径。

研讨会由南京师范大学、译林出版社、《南方文坛》杂志社、《扬子江文学评论》杂志社共同主办，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原创文学研究暨出版中心承办。南京师范大学校长、教授华桂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楠出席活动，刘颋、岳雯、陈汉萍、韩春燕、陆志宙、曾攀、杨辉、何同彬、张涛、杨丹丹、韩松刚、顾奕俊参与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