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科举“专经试士”制度考实——从“分经”到“分省”的嬗变及其学术效应

一、问题的提出

洪武三年（1370）颁行的《科举条格》规定：士子“各治一经”，乡、会试首场“各试本经义一道”。这一看似简单的技术条款，却在明清五百年的运行中衍生出房考、解额、分卷、学校学额等一整套配套机制，最终把“治经”从学术行为转化为国家治理工具。既往研究多聚焦八股格式或录取名额，对“经”如何被制度塑造、又如何反向塑造学术，尚缺贯通性考察。本文以“专经”为切入点，利用会试录、乡试录、房稿、学政文书等原始材料，试说明清两代如何通过“分经”实现“分人”，以及由此产生的学术升降。

二、明初“五经并立”与治经多元（洪武—成化）

1. 科目设置：洪武三年例定《五经》并《四书》，古注疏与程朱传义并存，场屋文本尚未统一。永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成书后，经注被“国家化”，但终明之世，士子仍可“各专一经”，《春秋》《礼记》因卷帙较少，习者寥寥，被称“孤经”。

2. 房考雏形：洪武四年会试始“分经考校”，同考仅4员，各经互参，尚未分房。景泰后考生激增，同考增至8—12员，《易》《诗》《书》三经因答卷多，率先出现“一经两房”的格局。

3. 解额与学风：景泰四年定乡试解额，南、北、中卷比例尚未成型，但“分经录取”已见端倪。景泰五年会试，《春秋》仅录7名，《礼记》6名，而《诗经》高达47名，士子趋避之势俨然。

三、房考定型与“十八房”制度（弘治—崇祯）

1. 房数扩张：正德六年同考定为17员，万历十四年增至18员，形成“《诗》五房、《易》四房、《书》四房、《春秋》二房、《礼记》二房”的固定搭配，俗称“十八房”。

2. 房稿市场：万历末叶，每科房稿即刻数十种，“选家”操天下文衡之柄。顾炎武慨叹“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正是指房稿替代经典成为士子日课。

3. 座主—门生：分房阅卷使“房师”与“门生”一一对应，万历党争中宣、昆、齐、楚诸党，多以同年、房师为纽带。崇祯即位后虽敕禁“认师生”，而“私谒”愈禁愈繁。

四、清初“分省取中”与经学重构（顺治—乾隆）

1. 由“分经”到“分省”：顺治九年沿用明制，分南、北、中卷；康熙五十一年以“卷分而省异”为由，改为按省定额。经学随之由“五经”转向“五省”——大省江浙赣闽，小省滇黔桂，学术资源与政区版图首次直接挂钩。

2. 五经中式与“孤经”保护：康熙四十一年准“五经并中”，鼓励士子兼通，但乾隆旋即限止，仍回“各治一经”旧轨。其背后是对“孤经”应试人数不足的忧虑——《春秋》《礼记》一旦无人习读，则相应房考、教官、学额皆成虚设。

3. 乾隆五十二年“五经轮试”：乡、会试用五科时间，依次轮用《诗》《书》《易》《春秋》《礼记》命题，第六科起“通用五经”，实际宣告“专经”瓦解，士子不得不兼通诸经。至此，明清“专经试士”在制度层面走向终结。

五、学术效应：从“道统”到“政统”

1. 理学国家化：永乐《大全》把程朱注疏升格为“国家文本”，明代士子虽可专经，而解释路径已被锁死；清代“分省”进一步把“经义”地方化，各省学臣以“遵朱”为殿最，造成“一代有一代之经学”，却非“经学”本身之进化。

2. 经学工具化：房考、解额、学额皆与仕进挂钩，士子“治经”目的在“治人”，经学遂沦为“选举技艺”。乾嘉汉学兴起，恰以“补苴注疏”为号召，把科举注疏传统视为“功令之学”，与“专门汉学”划江而治。

3. 知识分层：十八房制度使“房稿—程墨—社稿”构成三级知识市场，高层翰林把持“程墨”，中层举贡操纵“房稿”，底层生员只能互刻“社稿”。经学知识因此出现“上层—中层—下层”的垂直分层，越接近权力核心，越远离经典原典。

六、结语

明清科举“专经试士”经历了一个由“学术”而“政治”、由“分经”而“分省”的完整循环：

明初用“分经”打破地域，以五经并行制造多元；

明中叶以“十八房”固化多元，形成房师与门生的利益链；

清初借“分省”取代“分经”，把学术版图纳入行政版图；

乾隆末“五经轮试”最终消解“专经”，却使士子陷入更广的“兼经”竞争。

五百年间，国家权力、地方利益与士子策略在“经”这一平台上反复博弈，最终留下的不是“经学”的繁荣，而是一套精密的“以经治人”技术。当1905年科举停废，传统“专经”训练瞬间失去制度依托，近代学术分科乃得以乘虚而入——这既是经学的终结，也是另一种“专经”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