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洪武三年(1370)颁行的《科举条格》规定:士子“各治一经”,乡、会试首场“各试本经义一道”。这一看似简单的技术条款,却在明清五百年的运行中衍生出房考、解额、分卷、学校学额等一整套配套机制,最终把“治经”从学术行为转化为国家治理工具。既往研究多聚焦八股格式或录取名额,对“经”如何被制度塑造、又如何反向塑造学术,尚缺贯通性考察。本文以“专经”为切入点,利用会试录、乡试录、房稿、学政文书等原始材料,试说明清两代如何通过“分经”实现“分人”,以及由此产生的学术升降。
二、明初“五经并立”与治经多元(洪武—成化)
1. 科目设置:洪武三年例定《五经》并《四书》,古注疏与程朱传义并存,场屋文本尚未统一。永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成书后,经注被“国家化”,但终明之世,士子仍可“各专一经”,《春秋》《礼记》因卷帙较少,习者寥寥,被称“孤经”。
2. 房考雏形:洪武四年会试始“分经考校”,同考仅4员,各经互参,尚未分房。景泰后考生激增,同考增至8—12员,《易》《诗》《书》三经因答卷多,率先出现“一经两房”的格局。
3. 解额与学风:景泰四年定乡试解额,南、北、中卷比例尚未成型,但“分经录取”已见端倪。景泰五年会试,《春秋》仅录7名,《礼记》6名,而《诗经》高达47名,士子趋避之势俨然。
三、房考定型与“十八房”制度(弘治—崇祯)
1. 房数扩张:正德六年同考定为17员,万历十四年增至18员,形成“《诗》五房、《易》四房、《书》四房、《春秋》二房、《礼记》二房”的固定搭配,俗称“十八房”。
2. 房稿市场:万历末叶,每科房稿即刻数十种,“选家”操天下文衡之柄。顾炎武慨叹“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正是指房稿替代经典成为士子日课。
3. 座主—门生:分房阅卷使“房师”与“门生”一一对应,万历党争中宣、昆、齐、楚诸党,多以同年、房师为纽带。崇祯即位后虽敕禁“认师生”,而“私谒”愈禁愈繁。
四、清初“分省取中”与经学重构(顺治—乾隆)
1. 由“分经”到“分省”:顺治九年沿用明制,分南、北、中卷;康熙五十一年以“卷分而省异”为由,改为按省定额。经学随之由“五经”转向“五省”——大省江浙赣闽,小省滇黔桂,学术资源与政区版图首次直接挂钩。
2. 五经中式与“孤经”保护:康熙四十一年准“五经并中”,鼓励士子兼通,但乾隆旋即限止,仍回“各治一经”旧轨。其背后是对“孤经”应试人数不足的忧虑——《春秋》《礼记》一旦无人习读,则相应房考、教官、学额皆成虚设。
3. 乾隆五十二年“五经轮试”:乡、会试用五科时间,依次轮用《诗》《书》《易》《春秋》《礼记》命题,第六科起“通用五经”,实际宣告“专经”瓦解,士子不得不兼通诸经。至此,明清“专经试士”在制度层面走向终结。
五、学术效应:从“道统”到“政统”
1. 理学国家化:永乐《大全》把程朱注疏升格为“国家文本”,明代士子虽可专经,而解释路径已被锁死;清代“分省”进一步把“经义”地方化,各省学臣以“遵朱”为殿最,造成“一代有一代之经学”,却非“经学”本身之进化。
2. 经学工具化:房考、解额、学额皆与仕进挂钩,士子“治经”目的在“治人”,经学遂沦为“选举技艺”。乾嘉汉学兴起,恰以“补苴注疏”为号召,把科举注疏传统视为“功令之学”,与“专门汉学”划江而治。
3. 知识分层:十八房制度使“房稿—程墨—社稿”构成三级知识市场,高层翰林把持“程墨”,中层举贡操纵“房稿”,底层生员只能互刻“社稿”。经学知识因此出现“上层—中层—下层”的垂直分层,越接近权力核心,越远离经典原典。
六、结语
明清科举“专经试士”经历了一个由“学术”而“政治”、由“分经”而“分省”的完整循环:
明初用“分经”打破地域,以五经并行制造多元;
明中叶以“十八房”固化多元,形成房师与门生的利益链;
清初借“分省”取代“分经”,把学术版图纳入行政版图;
乾隆末“五经轮试”最终消解“专经”,却使士子陷入更广的“兼经”竞争。
五百年间,国家权力、地方利益与士子策略在“经”这一平台上反复博弈,最终留下的不是“经学”的繁荣,而是一套精密的“以经治人”技术。当1905年科举停废,传统“专经”训练瞬间失去制度依托,近代学术分科乃得以乘虚而入——这既是经学的终结,也是另一种“专经”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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