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刻痕 铭记终生之十五：我与厂文艺宣传队 | 王斯开

一、文艺宣传队的历史脉络：从革命年代到时代变迁

文艺宣传队的组织形式，源于毛泽东同志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的重要论述。早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就有了战地文艺宣传队；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部队与大型国企普遍拥有文艺宣传队；到了六、七十年代，这一形式扩展到城乡、军营、工厂、校园的每一个单位 —— 演出节目多为自编自演，内容贴近生活，形式通俗易懂、喜闻乐见，深受群众欢迎。

进入八十年代，有组织的业余文艺宣传队，逐步被专业的 “艺术团、歌舞团” 取代；近十年来，业余文艺宣传形式再度复兴，参与者多为有文艺特长的群众志愿者，自发组成团队开展活动。

二、厂文艺宣传队的组建：缘起与初期配置

七十年代，我所在的睢宁棉纺织厂是一家多机台、多品种、多女工的中型纺织企业，人才济济。为活跃职工业余文化生活，1971 年 4 月，工厂成立了 “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厂领导对宣传队极为重视：不仅从各车间选拔有文艺天赋的青年工人，还从其他单位调入多名曾在剧团工作过的专业人才；同时，将刚建成的 700 平方米仓库改建为会堂与俱乐部，作为宣传队的固定排练、演出场所。

宣传队成立之初约 15 人，人员分工明确：

队长朱涛（政工股宣传干事），兼任编剧与导演；

副队长丁万平，兼任乐队队长；

原柳琴剧团花旦演员荀玉茹，任副导演；

王化奇，任演员队队长。

1972 年，因发展需要，宣传队通过车间选拔与社会借调，人员增至二十多人；乐队也从最初的 5 人扩至 9 人，舞蹈演员、戏剧演员、曲艺演员等岗位配套齐全，队伍更趋完善。

三、宣传队的核心力量：专业人才与骨干风采

宣传队的发展，离不开一批专业人才的支撑，也涌现出众多优秀骨干：

荀玉茹：青年时便酷爱文艺，五十年代曾凭借参演的《乐子舞》代表江苏省参加全国民间文艺会演，受到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刘少奇主席的亲切接见；后成为县柳琴剧团专业演员，剧团停办后进入纺织厂细纱车间工作，在宣传队中既是主演，也是核心导演之一。

邢继兰：原梆子剧团专业演员，擅长女子武生与老旦角色，与荀玉茹同为宣传队的主演兼导演，撑起戏剧类节目的半边天。

丁万平：部队文工团退伍军人，自带军人作风，脾气虽刚烈，却具备极强的排练全局规划能力 —— 能让乐队成员配合默契、情感充沛，演出时对节奏的把控精准从容，紧盯演员表现以掌控全局，确保演奏达到纯熟完美的境界。

李言报：竹笛演奏技艺精湛，笛声清脆悠扬、清新脱俗 —— 时而欢快跳跃，如山间清泉；时而缠绵悱恻，宛若月下低语。每场演出必有他的独奏节目，江苏广播电台也曾为他的笛声录制过节目。

马苏华与洪霞：马苏华原是地区杂技团乐队杨琴手，调回沛县老家后，演员洪霞主动承担起敲杨琴的任务，在丁万平的严格培训下，不到两个月便熟练跟团演奏。

乐队其他骨干：唢呐手沈学明、笙吹奏手杨树华、二胡手张格栋与肖东升，均为部队文艺兵退伍，其中沈学明、杨树华与丁万平（二胡）的演奏水平均达独奏级别。

演员队中，除两位专业导演外，骨干演员同样亮眼：

王化奇（男 1 号）：天生具备演员气质，只要站在舞台上，便身姿如松、挺拔有力，每一个动作都铿锵有韵；眼波流转间，风情万种又灵动迷人，尽显 “王者风范”，气度非凡。

王穗（女 1 号）：学艺认真、进步迅速，舞蹈、独唱、表演唱、戏剧均能胜任 —— 无论饰演哪个角色，都仿佛注入灵魂，表演细腻入微、栩栩如生、淋漓尽致，深深烙印在观众心中。

舞蹈演员群体：朱亚、崔学侠、沈梅生、凌超慧、袁培侠、林继风、赵娟、杨爱玲、杨继玲、戴梅、王惠玲、马保全等，舞姿如同盛开的花朵，绽放出最美的姿态，令人陶醉。

四、首场演出与舞台升级：从仓储空间到专业剧场

1971 年夏天，宣传队在厂区新仓库改建的礼堂举办首场演出，大获成功 —— 不仅受到广大职工的热情欢迎与好评，还吸引了三个专业剧团的不少同行前来观看、助阵。

1972 年初，厂领导为加强宣传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升演出水平与效果，安排我兼任文艺宣传队教导员，同时负责舞台灯光与美术工作。为不辜负组织期望，我们首先从改善演出环境、提升舞台效果入手，参照专业剧场标准对舞台进行装潢。

经厂长批准，我们从仓库领取 600 米包装布，从食堂借来大铁锅，从缝纫组借来缝纫机，自己动手染布料、缝制装饰幕条：最终制成 6 块 6 米高、2 米宽的站幕条，4 块 16 米宽、1.2 米高的幕沿帘，1 块 8 米高、16 米宽的天幕，以及 2 块 8 米高、8 米宽的移动大幕。

染色与缝制过程中，以袁培侠、王守昌、陈光跃为主力，其他队员在不排练时也一同参与，不到 20 天便全部完成。之后，我带着陆彬、陈立新、马保全等人亲自登梯爬梁，现场设计并安装幕布。

装潢后的舞台令人耳目一新：三道墨绿色组合幕条将舞台两边与梁顶封挡严实，既让舞台清爽整洁，又凸显了深度与高度；脚片后的浅红色灯光亮起时，天幕上霞光万道，宛若晨曦中的漫天朝阳，让人心情格外舒畅 —— 一座原本简陋的仓储式舞台，瞬间变成了精致的 “小剧场”。

由于老会堂位于生产区，厂外人员进出不便且存在安全隐患，厂领导决定在生活区重建大会堂。1972 年 9 月，面积达 1000 多平方米的生活区大会堂竣工，我再次主持新会堂的装潢工作。在宋士发工程师的指点帮助下，新会堂实现了多项 “专业化” 升级：

舞台采用空心木地板结构；

舞台两侧及后台增设辅房，分别用作化妆室、更衣室、音响控制室、服装道具室，后台辅房还可用于演员穿场、休息与补妆；

舞台两侧加建二层楼台，方便灯光调节与控制；

厅内全部墙面做成防爆音浪纹浮雕面，浮雕外喷涂浅蓝色；

观众座椅均采用自动翻转式活动座椅。

其中，1100 个座椅由厂机修车间、木工车间负责制作安装，辅房与角楼由基建科负责；1200 平方米的浪式内墙面喷涂，以及舞台幕布、照明灯具的安装，则由我负责操作施工。

五、新剧场的首秀与宣传队的声名鹊起

1972 年国庆节后，宣传队正式搬进崭新的大会堂。环境的升级让演员们精神振奋，人人兴高采烈、献计献策，排练出的节目精彩纷呈、扣人心弦。1973 年元旦期间，宣传队为庆元旦、迎新年连续演出一周，场场爆满、满堂喝彩 —— 不仅是视觉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台上台下情感共鸣、掌声雷动，“惊艳了时光”，让观众流连忘返。

这次连续演出，惊动了县中学、睢城镇、商业局、供销总社、二工局、轧花厂、实验小学、通用厂等多家单位的文艺宣传队，它们纷纷前来交流、开展联合演出；也吸引了县里各部委办局领导的关注，让纺织厂文艺宣传队 “名震睢城、扬名全县”。

六、舞台美术的突破：从借鉴到实践的创新

此前，我曾结识县柳琴剧团的陈训老师、梆子剧团的黄先老师、地区杂技团的龚士民老师与袁邦俊老师，从他们那里学到一些舞台美术的皮毛。此时，我开始尝试根据剧情需要，绘制硬景（近景）、软景（中景）与灯景（远景）—— 其中，灯景（远景）的学习难度最大。

为掌握灯景技术，我先从杂技团借来一台投景灯，在电气工程师李伦刚师傅的帮助下，联合厂翻砂车间、机修白铁车间，通过翻砂铸件、加工组装，制成一组（3 台）远景投射灯。

在学习绘制软胶投射灯片时，我多次请教柳琴剧团的陈训老师。按照他指导的程序与方法，我等队员们排练结束后，独自在舞台上摸索操作了几个晚上，才找到变焦点与变形格基准线。但由于自身绘画基础有限，我只能绘制粗俗写意的一般远景，无法完成工笔清晰细致的场景画。即便如此，在县级文艺宣传队中，我们的舞台美术水平仍属顶尖 —— 因为大多数宣传队根本不具备舞台美术的硬件条件。

七、走基层送演出：田间地头的文艺热潮

此后，我们文艺宣传队经常被县里抽调，为各类大会演出，或到工地、工厂开展慰问活动。为进一步提升水平，我们还聘请了县文化局的荣杰老师担任导演。

他原是省歌舞团男主角，“道艺很深、功夫集萃”，在他的指导下，宣传队的演出品种与质量大幅提升：不仅能表演独唱、独奏、琴书、快书、相声、表演唱、群口快板，还能上演高雅的民间舞、现代舞、情景剧，以及柳琴戏、梆子戏、黄梅戏、小吕剧等戏曲节目。

当时的经典节目包括：

独唱：《马儿你慢些走》《翻身农奴把歌唱》；

舞蹈：《洗衣歌》《北京的金山上》《喜开镰庆丰收》；

戏曲：柳琴戏《一袋稻种》、豫剧《朝阳沟》、歌剧《黑煤白煤》《满师》、京剧《杜鹃山》；

器乐独奏：笛子《扬鞭跃马运粮忙》、唢呐《百鸟朝凤》、二胡《二泉映月》。

我天生五音不全，不会唱、不会跳，也不会说普通话，却耐不住寂寞，便自编了一套小魔术，适时串场、填补节目间隙，既找点乐趣，也蹭蹭热闹。

1973—1974 年，我们常被县计划生育办公室 “包场”，下乡到农村公社、大队宣传计划生育政策。

路程近的，队员全员骑自行车；道具与舞台设备由厂仓库电瓶车司机小石开车送达，若他没时间，我便自己开车运送。

路程远的，有时骑自行车，有时由计生办包车送队员；道具与设备由厂里派车运送。

住宿条件简单：男同志住舞台台面，女同志住化妆室或后台；吃饭则在公社食堂。日子虽艰苦，却充满快乐与充实。

在黄圩公社演出时，我们一住就是十几天 —— 因厂里的许秘书是黄圩人，由他带队，我们不仅在公社礼堂演出，还去许秘书老家所在的大队及周边大队表演；连临近安徽省的大庄公社也来邀请，我们在那里连演三天。大庄公社距离黄圩有十五六里路，每天晚上演出结束后，我们还得返回黄圩公社住宿；当时并非每人都有自行车，部分男同志只能徒步往返，往往要到夜里 12 点才能休息。

还有一次在邱集公社演出，我们同样住了一周多：先在公社礼堂连演三天，之后又去王宇、朱旗干、李干、碾盘等大队演出。

在李干大队演出那天正值麦收季节，中午下了一场倾盆大雨 —— 雨虽大但时间短，雨后天晴，路面低洼处积水，不积水的地方也有些粘脚，我们一度担心无法成行。

下午三点，村里派来两驾马车接我们，我们赶紧将道具箱抬上马车：男同志骑车前往，女队员坐马车，我则跟着马车 “押箱”。当马车行至半路，从低洼的沟旁路面向较高的畦埂大路做 90 度转弯时，因加速过急，坐在道具箱上的袁培侠、凌超慧等四位女同志不慎被甩进齐膝深的水里。半路上无法更换衣物，大家只能咬牙坚持到村部，抵达后才急忙用戏服换下湿衣服。

我卸下道具箱后，请村里协助在戏台两边各埋 3 根竹竿，挂上后道幕布，架好前台大灯与扩音器；在村电工的帮忙下接好电源后，又让生产队队长找来几篮子麦糠，撒在雨后潮湿的台面上以防粘脚。

待演出前的准备工作就绪，我才留意到现场：天色尚未完全黑，社员们已自带板凳坐满社场；孩子们在台上台下、台前台后跑来跑去看热闹；年轻人爬到草垛上、大树上抢占 “制高点”；老奶奶们手拿芭蕉扇，边轻轻拍打边说笑；老爷爷们叼着旱烟袋，一口口吞云吐雾，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满心期待演出开始。

队员们虽在路上受了惊吓，但看到老百姓的热情期待，瞬间精神焕发，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红晕与微笑。开场锣鼓响后，报幕员凌超慧的一席话引来长时间掌声，她朗诵道：“社员同志们，老少爷们！正值‘黄金铺地、老少弯腰’的大忙季节，你们辛苦啦！今天中午的瓢泼大雨，给酷热的天气泼了一瓢冷水；雨过天晴的今晚，天气凉爽、气温宜人 —— 让我们忘却一天的疲劳，尽情欢畅吧！请看第一个节目：器乐合奏《喜洋洋》……”

两个小时的演出，赢得了数十次掌声。演出结束后，社员们迟迟不愿离开，大队长走上戏台，拉着队员们的手说：“太感谢你们啦！我们这里是边远地区，老百姓能看上一场戏，比过个节还高兴！你们今天的演出，就像中午那场及时雨 —— 久旱遇雨好播种插秧，大忙季节里，你们送来这场热情洋溢的大戏，让我们干活更有精神啦！”

那两年，我们还先后去过李集、双沟、张圩、古邳、魏集、梁集、睢城等多个公社与大队，每到一个公社，几乎都要住上三五天至一周，均受到公社、大队的热情接待与社员百姓的热烈欢迎。

八、走向地区：交流与荣誉的收获

1975 年，我与其他 6 名队员被抽调至徐州地区演出队。当时徐州地区组建了两支演出队：

第一支由睢宁、新沂、东海、赣榆四县抽调人员与节目组成，前往西四县（邳州、铜山、沛县、丰县）巡回演出；

第二支由邳州、铜山、沛县、丰县抽调演员组成，前往东四县（睢宁、新沂、东海、赣榆）巡回演出。

两支队伍相互交流、相互促进，我们在地区巡演中度过了整整一个多月的时光。

1976 年 5 月 1 日，我们文艺宣传队代表睢宁县参加徐州地区职工文艺汇演，最终获得演出二等奖。

九、落幕与铭记：文艺宣传队的荣光与回响

1976 年 6 月，因工厂生产任务加重，部分队员被调出宣传队，队伍随之停办，剩余成员各自回到生产第一线。

那段与文艺宣传队相伴的岁月，虽已过去多年，却始终清晰如昨。舞台上的灯光、乐器的旋律、演员的笑脸，还有老百姓田间地头的掌声，都已深深镌刻在 “岁月刻痕” 中。

我们的青春，在一方小小的舞台上尽情展现，每一个亮相、每一次走台，都藏着最鲜活的朝气；我们的热情，在乐器奏响的旋律里肆意绽放，鼓点敲打着心跳，歌声乘着风传到远方的田埂；我们的智慧，在节目编排的细节里悄然闪光，为了贴合员工和老百姓喜好打磨台词，呈现更好的演出效果；我们的荣光，在一张张奖状与一句句褒奖中稳稳扎根，那些来自各单位的肯定、台下经久不息的喝彩，都成为那段时光最耀眼的注脚。这所有的一切，最终都凝结成了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