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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物理与数学,很多人习惯把它们看作两条永不相交的轨道:物理探索自然运行的法则,数学则专注于抽象结构的严谨推演。多年来,西方顶尖学者试图将二者深度融合以攻克复杂问题,却始终难以真正打通这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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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个人,不仅摘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桂冠,在理论物理领域树立丰碑,更凭借其开创性工作,持续激发数学界的深层研究浪潮。他就是杨振宁——一位横跨两个学科的思想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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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突破的问题,如将规范场论与微分几何建立起本质联系,以及提出具有深远影响的杨-巴克斯特方程,都是国际学界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许多外国专家投入大量精力仍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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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以物理为业的科学家,为何能在数学世界中掀起如此波澜?他是依靠怎样的思维方式,逐一破解这些跨领域的核心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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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藏在他身上独特的“双重素养”之中——物理直觉的敏锐洞察与数学美学的深刻感知。这种能力并非偶然形成,而是源于早年深厚的积淀和持续不断的追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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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于1922年出生于安徽合肥,父亲杨武之是中国最早引进现代高等数学的先驱之一,曾执教于清华大学,并培养出华罗庚、陈省身等一代数学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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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期,他就常在家中翻阅父亲收藏的数学书籍,尤其对斯派泽所著《有限群理论》中的插图反复揣摩。那种由对称性带来的秩序之美,悄然在他心中埋下了欣赏数学之美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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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阶段,父亲推荐他阅读迪克森的《近世代数理论》,书中仅用二十页篇幅阐述群表示与特征标理论的部分,让他第一次真切体会到数学不仅是逻辑工具,更是一种兼具简洁与力量的艺术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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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他进入由清华、北大、南开联合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学习物理。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另一位影响深远的人物——著名几何学家陈省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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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陈省身在联大任教六年,课程深入浅出,深受学生欢迎。作为物理系三年级学生,杨振宁正式选修了他的微分几何课,也可能旁听了其他数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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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他回忆起一段经历仍记忆犹新:当时学习“二维曲面保角变换等价于平面”的内容时,他已经能写出度量张量的形式,却始终无法理解如何从A推导到B,苦思数日毫无头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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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某天,陈省身轻描淡写地提示:“试试复变量。”随即写下几个公式。这一句话如同拨云见日,瞬间解开困扰已久的难题。这次“顿悟式”的体验,让他深切感受到数学思维的力量,也悄然种下了“物理现象背后可能隐藏着深层几何结构”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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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期的积累只是基础,真正使他在国际前沿实现超越的,是他做研究时那种不妥协的执着态度与独辟蹊径的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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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为例,这项后来重塑粒子物理与纯数学格局的成果,最初构想其实萌生于他的博士求学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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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他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学位,脑中一直萦绕一个问题:“能否将电磁场中的规范不变性推广到更一般的非阿贝尔群?”要知道,当时的物理认知局限于U(1)交换群框架下的麦克斯韦理论,向非交换情形拓展尚无先例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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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尝试构建新的场强表达式,但计算过程中不断出现矛盾,最终只能暂时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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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机出现在1954年,他赴纽约长岛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访问,恰巧与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物理学家米尔斯共处一间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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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谈起这个被搁置的想法,发现彼此兴趣高度契合。米尔斯精通量子电动力学,经过多次讨论,他们在原有公式右侧引入一个二次项,奇迹般地消除了此前所有技术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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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由此诞生。同年夏天,他们将研究成果撰写成文,投稿至《物理评论》,并于10月正式发表,题为《同位旋守恒和规范不变性》。米尔斯后来坦言,关键思想完全来自杨振宁,自己主要参与了具体计算与量子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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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曾有人误传“1954年米尔斯在英国远程合作完成该理论”,对此杨振宁明确澄清:“事实并非如此,当年米尔斯就在美国,我们每天在同一间屋子里面对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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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们并未意识到这项工作的深远意义。五十年代只觉得“文章有些新意”,六十年代逐渐察觉其潜在价值,七十年代才确认它在基本相互作用描述中的核心地位,而它与现代数学之间的深刻关联,则要等到1974年后才被广泛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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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这一理论跨越学科边界的关键,在于杨振宁后来发现了它与微分几何之间的“隐秘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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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末,他在讲授广义相对论的过程中,忽然注意到规范场中的某个结构式,竟与黎曼几何中描述曲率的公式惊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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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比对后发现,只要变量符号正确映射,两者在形式上完全一致!他曾形容那一刻的感受:“内心的震撼无法言表,仿佛突然在两座孤峰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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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清楚,仅凭直观类比远远不够,必须揭示其背后的数学机制。于是他请教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数学系主任赛蒙斯,一位杰出的微分几何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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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蒙斯听完后立刻指出:“你们的规范理论本质上就是纤维丛上的联络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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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随即找来斯廷罗德的经典著作《纤维丛的拓扑学》,却发现其中的语言高度抽象,术语体系迥异于物理习惯,读起来如同面对天书。他后来幽默地说:“现在的数学专著,要么翻开第一页就让人放弃,要么第一句话就读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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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突破语言障碍,他主动邀请赛蒙斯到研究所进行午餐讲座,专门讲解微分形式与主丛连接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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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讲座极大推动了团队的理解进程。杨振宁与同事逐步掌握了deRham定理、拼接方法等关键技术,甚至重新诠释了Aharonov-Bohm效应和狄拉克磁单极量子化条件的拓扑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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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他与吴大峻合作撰写论文,系统建立物理学中的规范场概念与数学中纤维丛术语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份被称为“吴-杨字典”的文献,成为连接两大领域的通用语言,极大促进了后续交叉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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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杨-巴克斯特方程,这是另一个从具体物理问题中生长出来的数学瑰宝。1967年,杨振宁致力于解决“一维费米子多体系统”的本征态问题,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长期阻碍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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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最终构造出一个特定矩阵方程时,才发现这是打开问题的关键钥匙。令人惊讶的是,几年之后,物理学家Baxter在研究统计力学中的“八顶点模型”时,独立得到了相同的方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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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0年,苏联数学家Faddeev正式将其命名为“Yang-Baxter方程”,这个名字迅速流传开来。1985年,Drinfeld提出“Yangian”(杨代数)的概念,正是为了表彰杨振宁在此方程发展中的奠基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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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小看这个看似简单的矩阵关系,后续研究表明,它与纽结理论、算子代数、量子群、三维流形拓扑等多个数学分支紧密相连,堪称开启现代代数结构研究的一把“万能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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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本人评价道,这个方程或许是继Jacobi恒等式之后最重要的基本代数结构之一。考虑到Jacobi恒等式是李代数与李群理论的基石,这样的定位足以说明其理论深度与普适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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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整个学术历程,杨振宁之所以能够攻克诸多外国学者未能突破的难题,不仅依赖扎实的知识储备,更在于他与众不同的“研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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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始终坚持“回归原始简单问题”的原则,反对盲目追随流行猜想。例如在构建规范场理论时,他没有选择修补已有模型,而是直接追问:“是否可以从麦克斯韦方程出发,推演出更具普遍性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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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杨-巴克斯特方程时,他也未陷入复杂的多体模型细节,而是聚焦于最简化的“一维费米子相互作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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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打过一个生动比喻:“如果象棋和围棋中有一个可能存在数学意义上的必胜策略,那一定是围棋,因为它规则更简单、结构更根本。” 他认为,越是基础的问题,越有可能触及自然界最深层的数学结构。道理虽朴素,践行却需要极大的定力与独立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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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对数学的态度也区别于多数物理同行。许多人仅以“实用与否”衡量数学工具的价值,而杨振宁则是真心热爱数学本身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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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说,数学既展现出战术层面的灵活技巧,又蕴含战略高度的深远布局,最奇妙的是,这些纯粹由人类心智创造的优美结构,竟能精确刻画宇宙运行的真实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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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热爱不是空谈。他早年随父研习群论,主动选修陈省身的几何课程;即便面对艰涩难懂的纤维丛理论也未曾退缩,反而组织专题讲座深化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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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当他终于彻底领悟陈-韦伊定理的内涵时,那种“触电般的欣喜感”,据他自己说,甚至超过了多年后领取诺贝尔奖时的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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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专程驾车前往伯克利拜访陈省身,激动地说:“原来规范场就是纤维丛上的联络!你们数学家用纯粹思维构造的概念,居然完美对应物理现实!” 陈省身笑着回应:“这不是凭空想象,这些结构本身就存在于自然之中,非常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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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跨越学科的认知方式,最终赢得了数学界的广泛认可。198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唐纳森因运用杨-米尔斯方程发现“奇异四维空间”而荣获菲尔兹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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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空间虽然与标准四维欧氏空间拓扑同胚,却不具备微分同胚性质,此前无人想到可通过物理方程打开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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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90年京都国际数学家大会,四位菲尔兹奖得主中,德林费尔德、琼斯、威腾三人的工作均直接或间接源于杨振宁的理论:德林费尔德深入研究杨-巴克斯特方程与瞬子解,琼斯利用该方程构造出全新的纽结不变量,威腾则将其思想延伸至三维拓扑量子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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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会场内外热议“量子群”,甚至有人调侃“会议快被量子群刷屏了”。而这股热潮的背后,正是杨振宁早期工作的深远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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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到最初的疑问:为何外国学者久攻不克的难题,杨振宁却能一一破解?答案已然清晰:他兼具自幼培育的物理与数学双重根基,拥有直面原始问题的坚韧意志,更有打破学科藩篱的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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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未将物理与数学视为割裂的领域,而是善于从物理现象中捕捉数学结构,借助数学语言解析物理本质,并反过来为数学开辟全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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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所说,物理与数学犹如一对并生的叶片,基部仅有微小交集,其余部分各自延展,然而正是这片小小的重叠区域,绽放出了最为绚丽的思想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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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所做的,正是将这“微小交集”扩展为一座贯通两岸的坚实桥梁。这座桥至今仍在引导新一代科学家穿越知识边界,探索未知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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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学术大师境界:不仅能解答时代难题,更能开辟前所未有的道路,让后来者得以在其照亮的方向上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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