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本书，办一场生前的葬礼 | 哈罗德·布鲁姆《记忆萦回》

如果你问我，想成为像谁一样的作家。我的答案是：司马迁；格雷尔·马库斯；以及，哈罗德·布鲁姆。

司马迁告诉我究天人之际的方法论，马库斯则告诉我成一家之言可以通过流行音乐实现。布鲁姆——则在一个纯粹的高纬度。如他在《记忆萦回》的题记里引述王尔德的话：

“这才是最高层次批评的本质：是对自我灵魂的记录。它比历史更精彩，因为它只涉及自己。它比哲学更可喜，因为它的主题具体而不抽象、真切而不含糊。它是自传的唯一文明形式，因为它处理的不是事件，而是个人生活的思想；不是生活中行为或环境的有形事件，而是心灵的精神气氛和想象激情。”

翻开书的前言，布鲁姆写到：

“我写本书的目的，不是想哀悼我这一代批评家和诗人。相反，在某种意义上，是想向他们在作品中的来生致意。前天晚上，我瞥了一眼我的写字台，看见许多亡友的作品……我和他们所有人的私交至少有半个世纪，与其中大多数甚至长达六十年……本书付梓时，我将要八十九岁了。这本书写了好几年，我开始把我持续的写作理解为与我亡友的对话。”

我在广州图书馆的一角，站着阅读这本书。馆藏只有四本，其余均已借出，只有手头这本仅供阅览。就在这一刻，我忍不住掉下泪来。阅读，就是与伟大死者的灵魂对话。当八十九岁的布鲁姆知道自己死期将近（确实，布鲁姆就在《记忆萦回》出版的这一年去世），他即将亲自去赴这一场约时，这本书像是一个文学的终身守门人，对自己完成了一次终极弥撒。

《记忆萦回》里，布鲁姆再一次拜访了他的亡友们。莎士比亚，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他终身的跨时空亦师亦友），惠特曼，弥尔顿，雪莱，拜伦。但和他过往很多作品，如《西方正点》里那种振聋发聩式的杆杆爆杆式的写法截然不同，布鲁姆在这场对自己的追悼会里极致温柔，像是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晚年重返莫斯科弹到舒曼《童年即景》的触键。如他写《失乐园》，先是回忆起1954年，他在英国剑桥的铁锚酒吧，与C.S. 路易斯——是的，他是《纳尼亚传奇》的作者，同时也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基督教作家、神学研究者。布鲁姆回忆他和纳尼亚之父关于《失乐园》的争吵，再度提起他们的分歧点——撒旦，聊《失乐园》为何是失败和失落的史诗，弥尔顿如何在书中跟莎士比亚塑造的哈姆莱特、麦克白、李尔王对抗。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影响的焦虑》的延续，伟大的诗人，与其说在讲故事，不如说是在赶走屋子里那位更伟大的亡友的回声。弥尔顿用《失乐园》对抗莎士比亚的回声，布鲁姆则用一生写作对抗莎士比亚、弥尔顿、约翰逊博士的回声。此刻，即将跨越生死之门的布鲁姆，也意识到了对抗的尽头是并肩而坐。于是，他整理了自己的衣角，准备好了和莎翁、弥尔顿的会晤。

全书均是在这样的悲欣交集的情绪中度过。最终章，结语直接命名为《追忆似水年华》。这是布鲁姆对自我的终极审判。“我从十九岁开始就一直阅读普鲁斯特，此前写过他三次，我在此继续写他，因为在我动手撰写此书六年之后，我才恍然大悟，相比其他人，除了莎士比亚和约翰生博士，他才是我这项写作计划背后的关键。普鲁斯特笔下最重要的是那些特权时刻，即突然的顿悟带来的狂喜。”曾有一段时间，我的kindle里装着《追忆似水年华》，每天睡觉前读上几页或十几页，像是我的圣经，不需要头也不需要尾。有一次突然我发现自己流泪了。我并不知道自己为何流泪。布鲁姆告诉我，这是“特权时刻”。

布鲁姆继续写：

“我们的哀伤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痊愈。普鲁斯特的洞见更加细致。他描写了遗忘导致的内疚，描写了突然回忆起哺育他的一份爱时的惊喜交加。我记得我那时非常迷惑，普鲁斯特用非常独特的方式传递出非常普遍的东西。

“那时我七十二岁，我已失去了许多亲友，如今我八十七岁，我真的觉得我已被我爱的那些同辈们遗弃。他们全都走了，或许进入了一个光明的世界，或许进入了终极黑暗的世界。我喜欢普鲁斯特，可惜不具备他的智慧。他是巴黎的荣耀，也应该是法国的欢乐。有时在晚上，我会梦到我的父母。他们已过世三分之三个世纪。”

然后他又会忽然引述一段约翰生：

“我们对逝去灵魂的状态知之甚少，因为这样的知识对美好的生活不是必需的。理性把我们遗弃在坟墓的边緣，不能给我们更多的智慧。启示录并非完全沉默。“天上的天使，对一个悔改的罪人，是有喜乐的。”当然，这种喜乐，对于那些脱离肉体，被造得像天使的灵魂，是不能隔绝的。因此，让希望来决定，什么启示不会混淆，灵魂的结合可能仍然存在；我们那些正在与罪恶、悲伤和虚弱作斗争的人，可能在那些已经完成了他们的过程，现在正在接受他们的奖赏的人的关注和仁慈中有我们的一部分。”

然后又讲到自己最近发生的事儿：

“我今天像做了一天的噩梦，只是回想起来才觉得好笑。因为左膝盖关节炎发作要到医院做CT。早上，我和妻子还有护工一道出门，护工早早把门就关了，忘了带钥匙，结果我们只好待在屋外。在医院做完检查回家，我在车里蜷缩了四十五分钟，等锁匠来开门。等我挪着脚步坐到轮椅上，已经疲惫不堪。过了三个小时，我才缓过气来继续写这本书。将近八十八岁了，我难免会想时日无多，对来日又知之甚少。

“无疑，这样更好。预言未来可能是灾难性的。约翰生博士是我一生敬仰的英雄，但此刻，普鲁斯特给我更多的安慰。普鲁斯特与莎士比亚一样教导耐心，教导从容的审美觉醒。约翰生的需求更加迫场。他艰难的平衡总有危险之虞。抑郁隐现，约翰生博士会与闲散和倦怠抗争。你很难比约翰生博士更清醒，谁有力量与之媲美呢？他在告别散文写作生涯时写道：

此刻隐秘的恐惧，与这样的想法脱不了关系：人生苦短，死亡可惧。我们总是偷偷地比较部分和整体。人生任何阶段的结束，都提醒我们生命本身有其终点。我们最后一次做某事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想，分配给我们的那些日子中有一部分已经过去了，过去的日子越多，剩下的日子就越少。

衷心地感谢上苍，每一个生命中，都会有一些停顿和中断，它们强迫粗心的人思考，强迫轻浮的人庄严；它们是时间的节点，一次行动结束了，另一次行动开始了。命运的悲欢离合，职业生涯的沉浮，地点的改变，友谊的消散，面临这些节点，我们只好说：‘到此为止吧！’”

到此为止。我想在此刻播放五月天的一首歌，《干杯》。这首歌将会在我的葬礼里播放。

“时间都停了，他们都回来了。怀念的人啊，等你的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