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艺评｜陈翔：让历史文脉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生

“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以两万平方米展示面积、八百余件作品的规模，全面展示了广东美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直到今天的历史成就和艺术成果。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海派绘画、京津画派和岭南画派并列为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三大流派。这三大流派从不同的方面，开启并推动了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的展览在海派绘画的诞生地上海举办，它的意义非同一般。

沪粤之间人员流动频繁、商业往来密切，很多广东籍画家成为海派绘画的重要代表，而广东籍商人成为海派书画市场中一支举足轻重、特色鲜明的力量。他们并非局限于简单的购买作品，而是从资本、审美、社交和市场网络等多个层面，深度参与了海派艺术生态的塑造。

在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历程中，广东和上海作为两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艺术风貌，两地均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吸收西方艺术精华，同时在本土文化的传统与创新之间寻找平衡，在西方文化强势冲击下，它们以自信、开放和务实的态度，为中国美术的生存与发展探索出了两条成功且影响深远的路径。

实际上近现代美术革命的历史原因，是中国社会在近现代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动荡、大变革。美术在这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中要想发挥其社会功能，适应、记录并参与社会的变革，必须实现现代化转型。而转型的方向在美术功能上，便是由服务于特定精英阶层向服务于社会大众转变；在美术本体上，由高度知识化和自娱性的笔墨程式向雅俗共赏的风格图式转变。前者关注于理念的创新，后者则探索实践的途径。

中国近现代美术革命最早、最重要的思想倡导者和口号提出者是康有为和陈独秀，他们从历史进步、社会变革和文化改造层面发出了强烈呼声，从而点燃了美术革命的导火索。无论是康有为的“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还是陈独秀的“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西洋画的写实精神”的论断，都不是孤立的美术批评，而是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两大旗帜在美术领域的直接延伸。用西方绘画的优长来改良传统国画背后的逻辑，就是用科学精神来取代文人画的孤芳自赏，进而改变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

艺术家们的回应是多元的，融合中西是其中的主旋律。以徐悲鸿为代表的革新派，用法国新古典主义改良中国画，并成功创立了现代美术教育体系。以林风眠为代表的先锋派，借鉴西方现代艺术，主张“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而岭南三杰提出的“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国画创新主张，具体路径便是以居巢、居廉的撞水撞粉技法为基底，嫁接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朦胧体画法，同时注重写生，创造出色彩鲜艳、生动传神、充满时代气息与生活韵味的艺术风貌。

早期的岭南画派因其异端的艺术主张和取法日本画的实践而不见容于广东地区。他们的崛起是在上海。上海是中国近现代美术的摇篮，它以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市场促进了传统美术的现代转型，以现代社会意识形式基础上的艺术生态海纳百川，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交汇熔炉，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大码头，是一个新生事物的孵化地。海派绘画其实并不能简单地以一个流派的概念来界定，它是各地绘画流派风格的综合体，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最先锋、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早期的岭南画派可以看作是海派绘画的一部分。

岭南画派从出走到逆袭，就仿佛是中国绘画现代转型艰难而曲折过程的缩影，它不仅是一个地方画派的崛起故事，更是中国绘画在20世纪面对西方强势冲击和内生动力不足时，如何成功实现现代转型的经典范本。其核心启发在于，它提供了一条既不割裂传统、又不排斥外来，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实现新生的可行路径。它说明了现代转型不等于全盘西化，而是以我为主，化西为中，实现传统的现代性激活。

早期岭南画派代表人物并不认同岭南画派这个名称，因为他们的理想和抱负，并不限于地域，这种对于国家、历史、社会、民族、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来源于岭南文化的传统。而这次广东美术的百年历史的展览，形象地呈现了岭南文化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其中既有对传统的坚守，又有对创新的追求。这种看似矛盾的特质，实则根植于岭南独特的生存环境与发展历程，并在不同层面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深层次的、动态的共生结构。而岭南文化中蕴含的责任担当意识，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务实入世的实践精神，它体现为宗族认同与行会组织的社会功能，体现为守护文化正统的自觉使命和开启民智的文化担当，体现为家国情怀与天下视野。所以，“其命惟新”虽为一个美术展览，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了展览本身。

这次的展览对于上海美术的启发是非常大的，上海在新时代应该更好地传承海派文化精神，通过构建良好的艺术生态，保持自我革新的先锋意识，完成从码头向源头的转型升级，做好城市文化IP宣传推广，让历史文脉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生。

原标题：《新民艺评｜陈翔：让历史文脉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生》

栏目编辑：蔡瑾 文字编辑：江妍

来源：作者：陈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