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举行的授衔中，有134位开国将军来自后勤系统，其中大将2位

1955年9月27日，于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我国隆重举行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陆海空三军首次授衔仪式，由此诞生了令后人景仰的开国元帅、开国将军。而在这些开国将帅中，有的来自军事指挥岗位、有的来自政工岗位、有的来自军事院校系统、还有的则是来自后勤系统，此外还有少数开国将军是国民党起义将领。那么，问题来了，在1955年举行的授衔中，有多少开国将军是来自后勤系统？接下来，小圣就为大家展开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保障事业在人民军队的发展建设过程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对打赢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由此也涌现出了许多知名的后勤管理人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为了开国将军），比如洪学智、李聚奎、饶正锡、傅连暲、吴先恩等等。

而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在1955年举行的授衔中，有134位开国将军是来自后勤系统（不包括在1961—1964年陆续晋升授衔的后勤岗位少将）。其中，有开国大将2人，分别是时任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黄克诚大将、时任总军械部部长王树声大将；有开国上将1人，即时任总后勤部副部长洪学智。

开国上将洪学智

另有开国中将17人（根据1952年评定的副兵团级、准兵团级和正军级人员来授予），主要来自总后勤部、总财务部、部分军事院校和相关的大军区后勤部/财务部（总后勤部干部占大多数，因为总财务部原先便是总后勤部下属的财务部，之后虽然在1955年8月升格为总部，但其下属机构仍为正师级的局、处、室，规格降低，所以将官数量自然较少），具体岗位人员是：

时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张令彬、时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后勤学院院长邱会作、时任总后勤部副政委兼总后政治部主任李耀、时任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兼政委饶正锡、时任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傅连暲、时任总后勤部后方工程建筑部部长田维扬、时任总后勤部汽车拖拉机管理部部长张贤约、时任总财务部部长余秋里、时任总财务部第一副部长唐天际、时任总财务部副部长汤平、时任沈阳军区财务部部长周玉成、时任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吴先恩、时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赵镕、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政委李雪三、时任解放军军事学院物质保障部部长刘忠，以及时任解放军后勤学院副院长张池明、时任解放军后勤学院副教育长倪志亮。

此处，额外介绍一下，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解放军实行的是“八总部领导体制”，“八总部”分别是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干部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武装力量监察部、训练总监部。其中，总后勤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及其直附属单位属于典型的“后勤系统”。这点从1957年5月到1958年12月的总部体制改革中就可以看出，因为在八总部缩编为三总部的过程中，总财务部并入了总后勤部（转隶更名为总后勤部财务部），而总军械部虽然先是转隶更名为总参谋部军械部、但在1959年3月1日又划归总后勤部更名为总后勤部军械部。

最后，在1955年举行的授衔中，还有114位少将是来自后勤系统（一般是副军级、准军级人员和极少部分资深的正师级人员授予少将衔），其中有总后勤部下辖二级部（局）的正副职、总财务部和总军械部的副部长、各大军区后勤部的副部长/副政委、各大军区后勤部所辖二级部的部长/政委、各大军区财务部部长，志愿军后勤部相关领导干部、以及海军、空军、防空军、公安军等军种单位后勤部门的相关负责人，相关军事院校主要负责人或后勤部门负责人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和总财务部类似，总军械部原先一开始就是总后勤部下属的二级部即总后军械部，后于1954年11月升格为总部，但是它的下属机构与总财务部一样仍为局、处、室，且均为师级单位，这也导致总军械部的将官数量和总财务部一样非常少。例如，当时总军械部除部长王树声为大将外，三位副部长都只是少将。

1958年，有两位后勤系统的高级军队干部被补授了将衔，那就是时任总后勤部政委李聚奎从地方回到军队任职后被补授上将军衔，时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诚补授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