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直到牺牲都不知，她视若己出的继女阿菊，其实是个国民党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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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50年2月，阿菊蹲在火盆前准备烧毁香港来信，这封信记着朱枫次日要见的联络人地址。

此时朱枫正伏在桌前写撤离请求：阿菊，明天陪我去南门市场，顺便把这包‘丝绸样品交给王老板。

阿菊应了一声，眼底闪过一丝异样。

朱枫决定带阿菊赴台不是临时起意。

1949 年秋她在香港接受华东局任务，组织曾提议派一名专职交通员随行，朱枫摇头：阿菊跟着我十二年，抗战时在上海帮我送过药品，从不出错。

朱枫刚与前夫陈绶卿离异，就听说前夫与他人所生的阿菊无人照料，那时阿菊才13 岁，瘦小沉默，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完整。

朱枫于心不忍，把她接回家教她读书写字，还送她去简易学堂。

上海沦陷后，朱枫冒险给地下党送电台，阿菊就在门口望风，看到日本宪兵路过就假装捡柴火敲三下门，帮朱枫躲过两次搜查。

所以朱枫常跟同志说：阿菊话少，但心细，比亲女儿还可靠。

后来朱枫在广州做物资转运，阿菊成了她的帮手：帮着整理账本，把情报藏在缝补的衣物里，甚至能记住十几个联络点的暗号。

朱枫去香港前特意带阿菊去拍了张合影，照片里阿菊挽着她的胳膊，笑得很腼腆，朱枫在照片背面写：吾家阿菊，患难与共。

而这份信任，也让她后来对自己的这个女儿毫无防备。

1949年11月，朱枫以 “朱谌之” 的名义赴台，对外自称 “上海丝绸商”，出发前她给阿菊做了件新棉袄，把第一笔活动经费缝在棉袄夹层里：

“到了台北，租房、办户口都靠你，那边人地不熟，你性子稳，我放心。”

她没注意到，阿菊摸了摸棉袄夹层，眼神有些闪烁。

刚到台北时阿菊确实很能干，她很快找到中山北路的出租屋，跟房东聊得热络，还主动给辖区派出所送自家腌的咸菜。

派出所的李警员正是阿菊丈夫张阿生的同事，张阿生当时在保密局台北站当特务警员，负责收集可疑人员情报。

他就劝阿菊：朱谌之的身份不简单，你把她的行踪告诉我，不仅能领津贴，还能保咱们全家安全。

从此以后，阿菊就开始定期报备朱枫的活动：

“朱谌之赴南门市场见一穿灰衫男子，交一包物品”；

1 月 5 日，“收到香港来信，当夜烧毁，疑似加密内容”；

1 月 18 日，“外出购买纸张、墨水，疑似书写情报”。

这些记录，后来都成了逮捕朱枫的证据。

朱枫并非毫无警惕，1950 年 1 月，她发现有人在巷口尾随，就绕了三条街才回家，还跟阿菊说：“以后我外出，你多留意身后有没有陌生人。”

阿菊点头，转头就把 “朱谌之已察觉被跟踪” 的消息告诉了张阿生，张阿生让她 “继续稳住，别让她起疑”，还教她：

“要是她问起，就说没看见异常，免得她提前撤离。”

更致命的是，朱枫与吴石将军的联络阿菊也知晓，她看着朱枫把情报藏在丝绸卷里，当晚就告诉张阿生：

“有个穿军装的人来送东西，像是高级军官。”

张阿生立刻上报，保密局由此锁定吴石，为后来两人一同被捕埋下伏笔。

当时台北街头随处可见 “检举共谍，人人有责” 的标语，朱枫的警惕性越来越高，她发现有便衣跟踪，就频繁换住址，从中山北路搬到士林路。

她开始教阿菊备用路线：“要是我没回来，你就从后巷走，去火车站找卖茶叶的张叔，他会送你去香港。”

2月8日，朱枫本要去永乐市场接军用药品标签，出门前阿菊说头疼，想在家歇着，朱枫没多想，独自出了门。

可她刚到市场门口，就看见几个便衣盯着自己，赶紧转身绕路回家。

原来，阿菊前一晚已经把 “永乐市场、上午 10 点、接藤箱” 的信息报给了特务科。

当天夜里，特务突袭了朱枫之前住过的出租屋，抓了4个曾跟她谈过丝绸生意的交通员。

朱枫意识到危险，连夜写了撤离请求，藏在写字台的抽屉夹层里，还把钥匙和路线图交给阿菊：“要是我被抓了，你就把这个交给张叔。”

阿菊接过东西，眼圈红红的说 “妈，你不会有事的”—— 可她转身就把撤离请求的藏放位置告诉了周志坤。

2月9日下午，朱枫出门买粮食，刚走到巷口就被宪兵围住 ，她还回头看了一眼出租屋的方向，以为阿菊会拿着路线图去报信。

她怎么会想到阿菊正站在窗边看着她被押上军车。

朱枫被押往军法局后，阿菊按周志坤的嘱咐继续住在出租屋里演戏，她每天按时做饭、洗衣，把朱枫的行李摆得整整齐齐。

连宪兵上门搜查时都没发现破绽，有邻居问 “朱老板去哪了”，她还红着眼说去香港进货了。

朱枫被押往马场町刑场，行刑前她整理了一下灰蓝便衣的衣领，望着大陆的方向，她到死都以为阿菊会想办法把她的消息传给组织，会等着她回去。

阿菊正在家里缝衣服，周志坤告诉她朱谌之被处决，她什么话都没说。

朱枫牺牲后军法局把她火化，还寄了一封信到出租屋，阿菊拿着信去军法局递交了认领申请，说要带母亲的骨灰回上海。

可第二天她没去取，周志坤跟她说别再沾这事，不然咱们的安全保护就没了。

阿菊怕了，她不仅没去领骨灰，还偷偷拿走了朱枫的撤离请求，而朱枫的骨灰因三个月无人认领被销毁。

阿菊在那之后没多久就跟着周志坤搬到了台南，改名叫“周菊”，再也没人知道她曾是朱枫的女儿。

朱枫的故事，不是当时遭遇背叛的个例，1950年，与朱枫一同牺牲的还有吴石、陈宝仓、聂曦，他们都是因为被身边人告密而暴露。

当时国民党的“黎明计划”让无数家庭陷入“亲人检举亲人”的悲剧，有人为了奖金，有人为了自保，有人像阿菊一样，为了“家属保护承诺”。

2010年，朱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2015年，台湾地区解密了一批保密局档案，其中清楚记录着阿菊的线人登记信息，任务：监控朱谌之（朱枫）。

那个被她视若己出的女儿的背叛，可以辩解为是一个普通人在恐惧与利益面前的妥协，但是朱枫的信任，反而成了那个时代里，最悲壮也最珍贵的坚守。

参考资料：

1.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朱枫烈士史料汇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 台湾地区“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保密局台保秘字第1950-027号档案》（2015年解密）

3. 吴石研究会：《吴石、朱枫情报合作档案》，《百年潮》2018年第6期

4. 台北市文献委员会：《1950年代台北白色恐怖事件档案选编》，台北市文献委员会2012年版

5. 《台湾军法局1950年处决档案（军法秘字第610号）》，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2009年内部版

6. 陈宝仓烈士亲属回忆录：《1950年台湾地下党牺牲纪实》，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