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名震上海滩的大律师江一平,
晚年窝在台北市一间旧公寓里,
邻居路过门口都绕着走,偶尔听见里面传来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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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年在法租界替学生辩护时,法庭外挤满喊他“江青天”的人,
谁能想到这个曾被称为“正义化身”的爱国律师,
会在1946年正是他最风光的时候,接下为日本战犯冈村宁次辩护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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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明白他图什么,放着好好的前程不要,偏要去蹚这趟浑水,
从万众追捧到人人喊打,不过三年光景。
其实江一平的底子本该是另一番模样。
1898年生在浙江杭县,父亲就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律师,
从小教他“律师当以正义为本”,饭桌上说的都是法理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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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孩子脑子灵光,考进圣约翰大学读法律,
后来又拿了复旦大学文学士、东吴大学法学士,
毕业时手里攥着两张文凭,成了上海滩法律界最缺的“双料人才”。
毕业后进了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成了个小律师。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学生们被巡捕房抓了,没人敢接案子,他偏要去。
在公堂上把英方律师问得哑口无言,学生全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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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等着的人围上来拍他肩膀,都说他是"正义的化身",
报纸上更是直接喊他"民族的希望"。
成名后门口的轿子从青布小轿换成了黑漆马车,
1936年当选制宪国民大会代表时,连法租界的巡捕见了都要先敬礼。
为了稳住这局面,他动了心思,娶了上海滩大亨虞洽卿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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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女人比他大十岁,是虞洽卿的掌上明珠,
婚礼办得比省长嫁女还热闹,有人背后骂他“吃软饭”,
说他为了攀高枝连年纪都不顾。
可他已经不在乎了,搬进虞家的洋房,
红木家具、进口留声机摆了一屋,出门前要让佣人熨三遍西装。
后来又当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连复旦大学都请他去当副校长,
名片上的头衔印了三行,走哪儿都有人喊“江代表”“江校长”,
口袋里的怀表换成了金壳的,里面夹着的不再是案件记录,而是和达官显贵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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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偏在这个时候,上面派人来了。
来人是军政部的一个高官,坐着黑色轿车直接开进虞家公馆,
关起门来说要请他办个案子,给一个叫冈村宁次的日本人辩护。
那人说着从皮包里掏出张照片,照片上的日本军官穿着军装,胸前挂满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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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一平认得他,侵华日军总司令,报纸上天天登的战犯,
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哪桩哪件不沾血?
高官却笑了,说委员长有委员长的考虑,现在北边打得紧,
冈村的军事经验还有用,不能让他真上了绞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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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一平心里咯噔一下,刚想说“这案子我接不了”,
对方已经把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推过来,“这里是订金,事成之后另有重谢”。
他这才明白,这哪里是请律师,分明是上面早就盯上他了,
一个在名利场里浸得透透的律师,总比那些油盐不进的硬骨头好拿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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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一平起初是不肯的,他不傻,冈村宁次是什么人,
报纸上天天骂“头号战犯”,接了这案子,以前那些“正义化身”的名声不全得砸了?
可那高官把牛皮纸信封往桌上一推,露出里面的支票,
数字后面好几个零,他手心里冒汗,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子里一会儿是法租界巡捕敬礼的样子,一会儿又是洋房里的红木家具。
老婆知道了,哭着摔了他的金怀表,说“你要接这个案子,咱们就离婚”;
他爹从杭州赶来,指着鼻子骂他“我教你正义为本,你却要去给日本人当狗”,气得当场吐了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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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自己关在书房三天,出来时眼睛通红,跟那高官说“接了”,
没人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或许是觉得自己辩护水平高,
能把黑的说成白的,到时候既能拿大钱,又能显出自己本事大,
这种“专业声誉”比以前那种虚名实在,
反正定金已经收了,合同也签了,再想回头也晚了。
为了让冈村宁次脱罪,江一平带着助手在档案室泡了三天,
把日军的作战报告改了又改,硬说"三光政策"是"为了保护平民安全的必要措施",
把抢粮食说成"物资统筹调配",连冈村宁次自己都觉得离谱的话,他在法庭上说得振振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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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旁听的人开始骂,有人往他身上扔鞋,法警赶紧拦。
他老婆坐在第一排,听完上半场就走了,第二天送来离婚协议书;
他爹从杭州赶来,在法庭外撞见他,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
说"我江家没有你这种儿子",当天就回了杭州,没多久就咽了气。
1948年8月23日那天,法庭里的人比开庭时还多,连窗户上都扒着人。
江一平站在辩护席上,手里举着一沓“证据”,
说冈村宁次在华期间“爱护百姓”“秋毫无犯”,甚至要求法庭“表彰其维持地方秩序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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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的人开始砸东西,法警把他护到休息室,他还在整理领带,说“专业辩护就是这样”。
1949年1月26日,判决书下来,冈村宁次无罪释放。
30日一早,国民党军队派了专机,直接把他从南京送到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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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一平拿着那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数钱的时候手都在抖,
可还没等他把钱存进银行,蒋介石的命令就下来了,
为了让外面的人闭嘴,他所有的职务全免了,
国民参政会代表、复旦大学副校长的名头一夜之间没了。
母校东吴大学发了公告,说“本校与江一平无任何关联”;
他待了二十多年的律师事务所,也派人送来辞退信,
说“所内同仁一致决定,不再与君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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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爹就是那时候没的。
听说他在法庭上把冈村宁次说成"功臣",当场就晕了过去,
三天后咽的气,临终前一直喊"我没有这种儿子"。
老婆早就拿着离婚协议走了,带走了所有嫁妆,
连结婚时虞洽卿送的那台德国钢琴都没留下,
几个孩子躲在岳母家不肯见他,大女儿以前最黏他,
现在在街上遇见都绕着走,连信都不回一封。
朋友同学更是躲得远远的,以前在俱乐部里称兄道弟的,
见了他就低头装没看见,连以前常去的律师公会都把他除名了。
家里的佣人走得只剩两个老的,以前门庭若市的公馆,
现在连送信的都懒得进来,报纸堆在门口能积厚厚一层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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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子辞工那天,说"给汉奸做饭脏了我的锅",
他想发作,却发现自己连骂人都没人听了。
后来出门买趟菜都要被人扔烂菜叶,
有次穿西装戴礼帽想装成普通人,
还是被认出来,臭鸡蛋砸在肩膀上,
黄乎乎的蛋液顺着呢子料往下淌,他只能低着头往回跑。
后来跟着败兵逃到台北,住进了忠孝东路三段的一间破旧公寓,三楼,每天爬楼都要歇两回。
邻居都知道他是给日本人辩护的律师,没人跟他说话,晾衣服都要错开时间。
积蓄快花光了,每天只吃两顿饭,清粥配咸菜,偶尔买块豆腐就算改善伙食。
以前在上海穿的定制西装早就磨破了袖口,
现在常穿一件灰布长衫,上面还沾着油渍。
想请个保姆,中介一听是他,直接挂了电话。
有次发烧到39度,自己挣扎着去买药,药店老板看他眼熟,
问了句"你是不是那个江律师?"他赶紧摇头,付了钱就跑。
晚上躺在硬板床上,听着隔壁夫妻吵架,
想起以前在上海公馆里,佣人走路都不敢出声。
有次在街上遇见以前复旦的同事,对方装作没看见,加快脚步就走。
他现在连报纸都不敢看,怕上面又提冈村宁次的名字,更怕看见"汉奸"两个字。
出门买菜都要等到傍晚,菜市场快收摊的时候,
小贩们忙着算账,没人注意这个背驼了的老头。
有次买豆腐被小贩认出来,直接把豆腐扔在他脚边,
说"汉奸不配吃我的豆腐",他只能默默捡起来,灰溜溜走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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