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中，国共公认的20位抗日名将，他们分别是谁？

“1942年5月，这边安全吗？” 夜色下，一名八路军警戒兵低声问赶着毛驴的老农。“放心，日本鬼子摸不到这里。” 老农把缰绳一甩，转身指向山口的密林。这极短的对话，勾勒出抗战后期敌后战场的紧张，也提醒人们：正是无数将领与民众的协同，才撑起民族的脊梁。回望八年烽火，无论党派，20位将领因共同的抗日功绩被两阵营同时认可，他们的名字，至今仍被前线老兵反复提起。

开篇得从九一八谈起。日军铁蹄刚踏入东北，很多军队尚在观望，马占山却在江桥硬碰硬地拉开抵抗序幕；随后，杨靖宇和赵尚志把游击战打进林海雪原，枪声在白桦林间连成一线。枪械短缺、后路全断，他们靠缴获弹药活下去，直到弹尽粮绝。周围农民说，这仨人最大的本事就是“不服”，宁可雪窝里啃树皮，也绝不向侵略者低头。

长城沿线的硝烟紧接着燃起。1933年喜峰口一役，佟麟阁挡在敌前线，部队面临侧翼包抄，营长们劝他撤，他只摆手：“阵地丢不得。” 另一侧的傅作义趁察哈尔战局混乱迎头痛击，奇袭德穆楚庙成功收复失地。时局未变，却让国人第一次意识到：日军不是铜墙铁壁。

七七事变后，正面战场压力陡增。平型关伏击，人称“神枪连”的八路军686团在林彪、聂荣臻指挥下猛插敌侧翼，短短三个小时炸毁数十辆辎重车；忻口会战再由刘伯承凭借反复渗透的“短打”战术，硬生生拖住华北主力师团。山西百姓给他们起了个外号——“阎王帖”，意思是专门贴在鬼子门上的死亡通知书。

1940年，日军发起大扫荡。彭德怀一纸令下，百团大战轰然打响，左权在太行山腹地组织破袭，密布的铁路几乎被炸成“铁疙瘩串糖葫芦”。这一仗让东京参谋本部意识到后方不再安全，出动兵力被迫从前线抽调。可惜左权在掩护机关转移时中弹，部队在山坳里简单擦拭血迹，将军遗体并未立即下山，他的名字连同那张作战地图一起钉在岩壁。

南线战局同样翻涌。台儿庄大战中，李宗仁整合友军，依托运河支撑点让日军尝到巷战苦果；张自忠因早年“冀察政务”误会被骂过汉奸，此役他率部贴身肉搏，徐州会战继续冲锋，直至壮烈殉国，战后连日方公报都称其为“可敬之敌”。行伍间流传一句话：“张将军用命，把那顶帽子摘得干净。”

华中战线的长沙，三次大会战把薛岳推到聚光灯下。所谓“天炉”策略，其实就是先诱、再围、后歼的火炉打法。薛岳抬手一指，日军被逼进湘江和浏阳河之间的三角地带，空军、炮兵、江防船一起开火，敌军密集得像煮沸的蚂蚁，死伤数字让东京气氛骤冷。

西线更难啃。卫立煌坐镇西安，兼顾中条山前线，火线供应八路军弹药，人称“活枢纽”；远在西南，杜聿明率远征军穿行野人山，戴安澜硬是在棠吉一线把英国人丢下的烂摊子顶住。戴师长回国途中重伤，担架抬到芭蕉林边就停了，他嘲弄地笑：“告诉中央，公路还在。”

战略层面，桂系白崇禧选择空间换时间，布下湘桂走廊纵深防线；美军参谋来考察，只能在地图上用三色铅笔标注防区，却被白崇禧一句“明天这条线就可能后移”怼得闭嘴。防线虽变，但顽强抵抗换来了几个月喘息。

敌后根据地的强度，决定了抗战能撑多久。山东罗荣桓把散兵民团杂糅成统一政军体系；华北吕正操掐住平汉铁路多处咽喉，拆轨、爆桥轮番上演；东南战场，粟裕孤悬苏浙皖交界，席卷小股日伪，时人称其“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三人风格迥异，却都把“捣乱”做到极致，让日军后勤长期抽筋。

至此，20位名字悉数登场：马占山、杨靖宇、赵尚志、佟麟阁、傅作义、林彪、聂荣臻、刘伯承、彭德怀、左权、李宗仁、张自忠、薛岳、卫立煌、杜聿明、戴安澜、白崇禧、罗荣桓、吕正操、粟裕。他们或死于前线，或被炮火磨去青春，但在国共对峙最尖锐的时候，依旧把枪口共同瞄准侵略者。正因如此，他们的功绩在建国后依然得到庄重肯定。

细看这20人履历，出身、派系、信仰各不相同。有意思的是，评功的时候并未纠结于政治标签，而是用一个简单标准——谁真正伤了敌、稳了民、保了地。事实说明，民族战争容不得空洞口号，拼的仍是血肉之躯。今天那些山头上的弹坑早被青草覆盖，许多名字只剩在石碑和作战日志里，但当年沉着指挥或悍然冲锋的剪影，却永远刻在中华民族集体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