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一贯制就能解决教育焦虑与负担吗？

最近，四川成都，迎来多所“小初高”十二年贯通式学校和“初高”六年贯通式学校。当地教育局官网相关政策解读显示，贯通式培养是有序推进中考改革的尝试。成都市自2025年起，探索开展相关贯通式培养改革试点。上海市教委于10月20日发布《普通高中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将建设一批高质量完全中学和含高中阶段的一贯制学校。

显然，这并非一时兴起的局部创新，而是在国家“办强办优基础教育”、加强普通高中建设的政策导向下，有关部门积极推进的系统性改革实验之一。

图源：豆包

当前，不少专家呼吁将义务教育向高中阶段延伸。事实上，我国多数地区已基本具备普及高中教育的条件，特别是在新生儿数量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国家层面也明确提出将向“两头延伸免费教育”。值得注意的是，官方表述是“免费教育”而非“义务教育”，因为后者具有强制性。目前，向下延伸至幼儿园的免费教育已启动具体补贴措施；而向上延伸至高中，则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

这就不可避免地触及两个核心问题：中考以及普职分流。

2024年，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已达92.8%，从数据上看高中教育已近普及，但问题在于：许多民众并不将职业高中视为真正的高中。针对普职分流的争议，有关部门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建设“综合高中”，即推迟分流节点，让学生在高一保留普通高中学籍，至高二年级再根据个人选择分流至普通高中或职业高中路径。

然而，这仍有一个问题有待解决，即中考背后的高中择校问题。谁进入由职高转型的综合高中？谁又能进入上海中学、学军中学之类的名校？录取依据是什么？部分专家，尤其是非教育领域专家在呼吁“取消中考”，但现实操作难题如何破解？难道要靠抽签决定？

在此背景下，包括完中建设在内，一贯制学校被视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实验价值确实多元：它有利于贯通人才培养体系，特别对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发现和连续培养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有效规避中考带来的应试教育干扰。同时，它在理论上也能绕开或部分绕开中考这一环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长和学生的焦虑与负担——这恐怕也是其受到许多家长欢迎的重要原因。但是，上海、成都当地教育部门都急忙澄清此举并非取消中考。事实上，十二年一贯制学校是一个小众试验。

关键在于：取消中考就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焦虑与负担吗？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至少不宜过度乐观。以中高考为代表的教育焦虑及相应负担，本质上是社会竞争在教育阶段的前置投射，其根源不在教育本身。且不论一些好的用人单位招聘时对毕业院校的严格设限，各地组织部门选拔选调生时，同样明确限定毕业院校范围。这种“出身标定”本质上是以教育评价替代人才评价，以分数门槛简化能力判断。

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和学生不得不在教育通道中提前展开激烈竞争，只为获得最基本的入场券，尤其在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当下。因此，我们需要系统性思维，不能仅表面化地看待教育焦虑。即使取消中高考，我们也无法取消社会竞争，自然也无法消除竞争带来的焦虑与压力，无非是其表现形式发生变化而已。如今“国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正是这种焦虑转移的明证。

更复杂的是，这种焦虑是一个系统性难题，不会因某个环节的取消而消失。取消中考，或许能缓解中考直接带来的压力，但后续还有高考这一关。难道我们也要取消高考？历史经验表明，当年取消小升初考试后，小学生的升学压力并未真正减轻，反而转化为更疯狂的校外培训热潮。2021年“双减”政策出台前，教培机构的核心客户群正是小学高年级学生，而非中学生。这恰恰说明：竞争只会转移，不会消失。

此外，十二年一贯制学校本身也面临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入学资格如何确定？抽签还是划片？中间转段机制以及如何保障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正义？

综上所述，我们固然应当鼓励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探索与实践，但切忌过度理想化，为其赋予它无法承载的改革目标。更不能因理想化期待而扭曲实验本身的方向。教育改革需要实事求是，在缓解当前焦虑的同时，更要直面其背后的深层矛盾——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渐进改善中寻找真正的出路。

（来源：陈志文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