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年毛主席给钱学森递烟，钱学森欲接，主席却突然收回：自力更生

1964年12月26日傍晚，紫禁城的琉璃瓦在灯火映照下泛出暖意。中南海丰泽园里，几张圆桌已摆好座签，工作人员紧张地比对名单。这一天，是毛主席71岁生日，也是原子弹试爆成功后的第71天。主席批准聚一次餐，简单庆祝“给中国人长脸的大事”。就在审核席位时，他突然把钱学森的名字从远处那桌划到自己身边：“他坐我旁边。”

短短几笔，透露出两个信息：其一，钱学森在党中央心中的分量非凡；其二，主席对“两弹一星”技术骨干的期望与信任，远超一般礼遇。19时许，客人到齐。钱学森刚落座，毛主席随口一句幽默，“今天不请客、不祝寿，只谈咱们的底气大了”，直接把气氛推向轻松。掌声与笑声此起彼伏，却在下一刻戛然而止——主席打开烟盒，抽出一支香烟递向钱学森，又突然收回，笑着晃了晃烟身：“还是要自力更生哟，靠外援，人家不给，你就没得点火。”这一细小动作，正是新中国科研攻关路径的缩影。

时间倒回九年前。1955年10月8日，轮船“克利夫兰总统号”停靠香港外海，经历千难万阻的钱学森总算踏上祖国的土地。那时，他身背两只褪色的皮箱，却被西方媒体渲染成“能抵五个师的科学要员”。陈赓大将在北京听到消息，把桌子拍得山响：“此人到手，导弹工程就有主心骨！”短短一周后，彭德怀上将为此专程去面见毛主席、周总理，提出“请钱学森去哈军工走一趟，看看底子到底差在哪”，计划很快获批。

11月25日，哈尔滨已是酷寒。钱学森穿厚呢大衣，跟在陈赓身后逐系逐实验室查看。玻璃展柜里，缴获的F-86战斗机发动机被拆得七零八落。陈赓笑说：“在美国你看腻了，这些零件怕是勾不起你兴趣。”钱学森却连连摆手：“打下来的东西，意义就不一样了。”语毕二人相视而笑，冰霜在屋檐上颤抖，热情却在眼底燃烧。随即陈赓突然发问：“我们能不能自己搞导弹？”钱学森毫不犹豫：“能！凭什么说中国人矮一截？”那一句“能”，让陈赓转身就给北京拍发加急电报，于是东北考察、全国调研、中央高层连番碰头接踵而至。

1956年2月16日，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单独约谈钱学森，任务极为直接：“把咱们该怎么建导弹工业写个方案，越快越好。”第二天清晨，《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摆到总理案头。薄薄几十页，既有型号路线，又有人才计划，更提出“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的原则。中午，文件送到毛主席办公桌。主席读得极细，边看边用铅笔圈圈点点，下午就做了批示：“按此办，钱学森可牵头。”接着，一场组织架构调整迅速展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横空出世，聂荣臻任院长，钱学森为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实权与压力一并压在他的肩头。

三年后，第一枚仿制型号在戈壁滩架上火。苏联专家当时还在场，数据记录纸飞舞，现场一片忙碌。可庆祝酒还未喝完，莫斯科突然翻脸。1960年7月，中苏谈判破裂，全部329名专家三周内撤走，带走图纸、工具，连电烙铁都不留。有人灰心，“没有教师傅，这活干不下去”，有人气愤，“撕不撕得开，让他们走”。聂荣臻紧急把钱学森叫到北京西郊工地，直言：“你说怎么办？”钱学森沉默几秒，只吐出四字：“那就凭自己。”

8月的西北风如刀割，院里青年技术员把无数零散笔记拼成“苏联资料复原本”，夜以继日、瞌睡靠凉水冲。发动机试车时喷管炸裂，温度计烧红，钱学森拎着消防水管冲进烟雾，仍不忘低声叮嘱：“记录别丢，失败数据更宝贵。”正是这种不要命的拼劲，让1960年11月5日的“东风一号”稳稳飞向青海无人区。反馈示弹点误差21公里，按当时水平已属奇迹。聂荣臻把战报亲自交给毛主席，主席连说三声“好”，又挥笔批示：“要嘉奖，但仍要自力更生。”

导弹问题尚未彻底稳定，更宏大的课题接踵而来。1964年10月16日15时，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成为世界第五个核国家。消息保密等级极高，却在72小时内报到毛主席案上。主席心里明白，“核”与“导”必须合体才能真正震慑，“装得上去、打得出去”才行。随即指令：开展核弹头与中程运载火箭结合试验，聂荣臻挂帅，钱学森统筹。两人当晚在京西宾馆碰头，讨论直至凌晨三点。钱学森喝了口浓茶，低声说一句：“去年苏联搞了空中引爆，我们这次搞飞行全程，难度大得多。”聂元帅只是摆手：“中央信得过你，放手干。”

1966年10月27日午夜，西北靶场灯火暗淡，只有星光。倒计时从60秒开始，冷空气像刀子切在脸上。钱学森远在指挥室，透过钢化玻璃注视尾焰升空。七百多秒后，弹头准确命中戈壁中的预定区域，核当量验证成功。电话线路另一头，北戴河休养的毛主席声音洪亮：“谁说中国人搞不成？搞成了嘛！”

两年后，“上天”成为新的方向。钱学森提出使用二级火箭搭载小型卫星，短短两页纸的论证报告极简，却作用巨大。经过两年攻关，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升空。5月1日，毛主席、周总理邀请卫星功臣登上天安门城楼。主席握住钱学森的手，指着广场海洋般的人群，开玩笑似的叮嘱：“得常常和他们在一起，你们是搞科学，不是升仙。”话虽轻，却点明知识分子路线问题。

再回到1964年那场宴会。香烟拿回手后，毛主席侧身对钱学森轻声补了一句：“科技这杆枪，要掌握在自己手里。”钱学森双手垂立，郑重应答：“记住了。”酒宴并未持续太久，主席身体不好，21时便结束。散席时，周总理把主人留下的几包香烟递给钱学森，笑着说：“主席那支收回了，这几包算补偿。”钱学森连连摇头：“不抽烟，要了也浪费。”最后只把空烟盒带走，盒盖上记录着：1964年12月26日，自力更生六字。

此后十余年，“自力更生”四字写入国防科工口号，也写在第五研究院饭堂大门。钱学森对待遇一向淡薄。行政上授予他副部级，他说“别搞那套”；给配专车，他骑凤凰牌自行车上下班；子女留学，他一句：“国家缺人，不走。”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灵柩停放期间，钱学森守灵三昼夜，深夜坐在长椅上眼圈通红，同事劝他歇歇，他只说：“主席把最难的路标画出来，我们还没走完。”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病逝，享年98岁。整理遗物时，工作秘书在抽屉深处找到那只空烟盒，纸面已经发黄，六个钢笔字却仍清晰——自力更生。烟盒被国家博物馆收藏，未对外展出。外人或许只当它是一件普通旧物，知情者却明白，那简短的瞬间浓缩了新中国早期科技体系摸索、崛起的巨大疼痛与昂扬，也透露出领袖与科学家的相互理解：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每一次“收回手中的烟”，都是提醒，更是鞭策。

毛主席递烟又收烟，不过一瞬；“自力更生”四字，则烙进国家脊梁，延续至今仍闪光。